肖中华:论单位受贿罪与单位行贿罪的认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2 次 更新时间:2013-10-22 23: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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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中华  
均应认定为单位受贿罪。对于单位内部职能部门、下属部门或者分支机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的,也应当以单位行贿罪定罪处罚。

   需要指出的是,国有单位的内部职能部门、下属部门或者分支机构的受贿,并非这些内部职能部门、下属部门或者分支机构的相关责任人员的共同受贿罪,单位的内部职能部门、下属部门或者分支机构的行贿,也不是内部职能部门、下属部门或者分支机构的相关责任人员的共同行贿罪。司法实践中,不能因为单位的内部职能部门、下属部门或者分支机构没有独立法人资格,就错误地把这些内部职能部门、下属部门或者分支机构体现集体意志的行为归结为有关人员的个人行为,从而进一步将单位犯罪行为错误地认定为个人的受贿罪(《刑法》第385条)或个人的行贿罪(《刑法》第389条)的共同犯罪。

    

   三、国有单位和该单位工作人员共同受贿,以及单位和该单位工作人员共同行贿的,如何处理

   考查行为体现的是单位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可以将受贿行为区分为单位受贿与(个人)受贿,将行贿区分为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国有单位和该单位工作人员共同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财物,以及单位和该单位工作人员共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比如,应某事业机构的要求,被告单位某市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局,将该事业机构的统筹调控征集计划比例由9%下调到5%,使该单位每年少缴统筹基金70万元,事后多次出具白条收据向该事业机构收取赞助费共35万元,这些钱款主要用于支付单位职工的福利发放。被告人成某(被告单位社会保险局局长)不仅参与研究决定本单位的受贿,而且本人也从中收受某事业机构的财物3万余元。该案中,被告单位某市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局与被告人成某事实上实施了共同的犯罪行为,被告人成某除了具有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性质外,个人也具有受贿的行为。在行贿案件中,也有单位与单位内部工作人员,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共同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

   那么,对于国有单位和该单位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以及单位和该单位工作人员共同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如何处理呢?

   笔者认为,国有单位和该单位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以及单位和该单位工作人员共同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在事实意义上属于共同犯罪,但是,由于刑法对于单位与自然人的相同行为,分别作了专门罪名的规定,因而上述两种情况在规范意义上均无法成立共同犯罪。试想:如果对国有单位和该单位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按照单位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处理,其中工作人员由于主体的自然人属性而以单位受贿罪的共同实行犯论处,于法理不符(在教唆、帮助的场合也存在理论上的障碍);如果按照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处理,则国有单位由于主体的单位属性而以受贿罪的实行犯论处,也存在疑问。假如将其中国有单位受贿的直接责任人员按照受贿罪论处,也是违背刑事责任归责基本理论的,因为工作人员作为单位受贿罪的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是以单位犯罪的成立和单位被迫究刑事责任为前提的,与纯粹作为自然人犯罪承担受贿罪的刑事责任是有根本区别的。

   同理,如果对单位和该单位工作人员共同行贿的按照共同犯罪处理,无论是以单位行贿罪认定还是以行贿罪认定,也都存在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

   基于上述分析,合理的立场是对单位和其工作人员分别认定犯罪。具体而言,国有单位和该单位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对单位认定单位受贿罪,对工作人员认定为受贿罪;单位和该单位工作人员共同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对单位认定单位行贿罪,对工作人员认定行贿罪。当工作人员同时属于单位受贿罪或者单位行贿罪的直接责任人员时,应当以单位受贿罪与受贿罪,或者单位行贿罪与行贿罪实行数罪并罚。当然,在具体认定犯罪时,应当注意单位受贿罪与受贿罪、单位行贿罪与行贿罪的起刑数额存在差异,可能产生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或行贿罪而单位不成立单位受贿罪或单位行贿罪的情形。这种情况下,不应将单位中的直接责任人员作为个人犯罪处理。例如,某国有单位和该单位的领导甲共同受贿,共同行为涉及的受贿数额是9万元,其中归单位所有的8万元,归甲所有的1万元。那么,国有单位和某甲的受贿数额,均应按照9万元计算,但是,由于单位受贿以10万元为犯罪起点标准(无“故意刁难、要挟”等情节时),单位便不成立单位受贿罪,故只能对某甲以受贿罪定罪处罚(受贿数额为9万元),不能再以单位受贿罪的直接责任人员追究甲某的责任。

    

   四、单位对单位行贿的,是单位行贿罪还是对单位行贿罪

   对单位行贿罪的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单位行贿罪的主体是单位。那么,单位对单位行贿的,究竟是认定为单位行贿罪还是对单位行贿罪呢?

   笔者认为,分析对单位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的构成要件,应当明确,《刑法》第393条单位行贿罪中所讲的“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这里的“行贿”仅仅是指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而不包括对国有单位的行贿,否则,将与该条后述的与“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相并列的“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所包含的行为内容不相协调。而《刑法》第391条第1款已经明确对单位行贿罪中财物的去向只能是国有单位。因此,单位对单位行贿行为的定性结论是:(1)单位(不论是否国有单位)对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成立《刑法》第393条的单位行贿罪;(2)单位(不论是否国有单位)对国有单位行贿的,成立《刑法》第391条的对单位行贿罪;(3)单位(不论是否国有单位)对非国有单位行贿的,属于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无罪。另外,顺便指出,依据《刑法》第164条的规定,单位(不论是否国有单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公司、企业等单位工作人员或者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的,成立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或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该两罪的主体也包括单位);但是,单位对利用影响受贿罪的主体--“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行贿的,属于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无罪。

    

   五、如何准确认定单位受贿罪和单位行贿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

   根据《刑法》第387条和第393条的规定,对于单位受贿罪和单位行贿罪实行双罚制,即一方面对受贿的国有单位或行贿的单位判处罚金,另一方面还要处罚对单位受贿或行贿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因此,准确认定单位受贿罪和单位行贿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月21日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曾经指出,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在单位实施的犯罪中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人员,一般是单位的主管负责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指在单位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并起较大作用的人员,既可以是单位的经营管理人员,也可以是单位的职工,包括聘任、雇佣的人员。应当注意的是,在单位犯罪中,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者奉命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具体到单位受贿罪中,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对于“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起组织、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人员,就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具体实施受贿并起较大作用的人员,就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具体到单位行贿罪中,单位中对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起组织、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人员,就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具体实施行贿并起较大作用的人员,就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对于单位中哪些人员属于直接责任人员,是属于其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还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据的是行为人在单位犯罪中的实际的地位和作用,而不能完全站在形式的立场上,仅仅从行为人在单位中职务、地位的高低或者具有什么身份、头衔进行判断。司法人员应当注意将单位业务、事务的组织、管理、监督行为同犯罪的组织、管理、监督行为区分开来。在单位中具有某种组织、管理、监督职责的人员,未必在单位犯罪中起了组织、决定、批准、指挥等作用。比如,某行政机关利用划拨专项资金的职权,由该机关行政首长兼党组书记王某提议,经党组会议研究决定为另一单位谋取了利益,之后,该行政机关收受了该单位提供的巨额资金。办公室主任马某等人代表机关积极索要资金,并按照王某的旨意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使巨额资金到位。检察机关指控该行政机关构成单位受贿罪,并将该机关行政首长兼党组书记王某作为单位受贿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将纪检组长何某和办公室主任马某作为单位受贿罪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起诉。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王某作为国家机关的首长兼党组书记,提议单位受贿,并主持党组会议讨论单位犯罪,在单位受贿中起组织、授意、指挥等作用,属于单位受贿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办公室主任马某明知单位受贿,而在领导的授意下积极地具体实施单位受贿行为,在单位受贿中起较大作用,属于单位受贿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纪检组长何某虽然具有参与决策的职责,但其不是分管领导,也不是单位受贿的主要执行者,因此不属于单位受贿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构成犯罪。笔者认为,法院的认定是正确的,因为纪检组长何某虽然属于党组成员,但作为一般党组成员参与决策,在单位犯罪中的作用相对较小,其又未具体实施单位的受贿行为,因而也不应当被认定为单位受贿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如果说纪检组长的职责是纪律检查,其在单位党组作出收受其他单位财物的错误决定时没有及时制止,也只属于失职行为,可以按照有关党纪处分规定予以党纪处分。(2)单位受贿罪或单位行贿罪中“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主观上必须具有对单位受贿或者单位行贿的主观认识。如果有关人员主观上并不明知单位领导的决策内容属于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受贿行为或者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贿行为,而误认为是应当向他人合理收取资金或者交纳资金,就不应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3)对单位受贿罪或单位行贿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根据其在单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节,分别处以相应的刑罚。在个案中,单位受贿罪或单位行贿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之间不是当然的主、从犯关系。有的案件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实施犯罪行为时主从关系不明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9月30日《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否区分主犯、从犯问题的批复》,对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不分主犯、从犯,按照其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处刑罚。但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月21日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在具体案件中,可以区分主、从犯,且不分清主、从犯,在同一法定刑档次、幅度内量刑无法做到罪刑相适应的,应当分清主、从犯,依法处罚。但是,即便在应当区分主、从犯时,也不能不加区别地一律认为任何一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都要大于所有直接责任人员,而坚持的立场仍然是应当根据个人在单位犯罪中实际所起作用的大小予以区分主、从犯,以体现罚当其罪。

    

六、两个以上国有单位受贿或者两个以上单位行贿的,单位及各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如何分担责任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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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治研究》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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