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亚峰:政法系和中国宪政之路

——中道论坛之三,北大.天同公法论坛第一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86 次 更新时间:2005-05-23 02: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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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亚峰  

  

  演讲人:范亚峰 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持人:王 磊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005年4月21日,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二会议室

  

  今天很激动,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在这里谈一点自己对中国宪法问题,也就是中国宪政之路的看法。我今天的题目就是“政法系和中国宪政之路”。我最近写了两个东西,一个是“2004--政法系主导社会转型”,破折号表示的是从2004年开始;另一个是“政法系与社会和谐”。这两篇都是报纸的约稿,第一个是《瞭望东方周刊》去年年末的约稿,邀请我写,写完之后他们也很满意,结果拿到了总编审稿的时候,总编具有非常强的政治嗅觉,一看我的题目,“政法系主导社会转型”。编辑说这个很好啊,我这个题目还可以,总编还是觉得不是很对劲,到最后关头说,这个不行,后来这稿子就枪毙掉了。然后,第二篇“政法系与社会和谐”是广州的《21世纪经济报道》的约稿,听说约完稿之后,也是到总编那里,编辑觉得没问题啊,到总编那里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然后我的稿子就被枪毙掉了。在现在看来,我主要是以这两篇稿子为基础,来和大家进行交流。我想,今天晚上遵循一种我认为比较好的形式。首先,我花5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大致讲一下我的想法,然后再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大家彼此之间进行交流。写条子,或者主动站起来提问,我觉得都可以。这样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互动的方式来带动人们达到这样一个认知。我前两次到北大来讲都是在我的一个朋友,陈端洪教授的课上。这一次呢规模比较大,人数比较多,我觉得这个机会更是难得。

  

  首先呢,我今天讲的“政法系与中国宪政之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政法系的成长,第二部分讨论政法系主导社会转型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推进宪政治理,第二方面就是尊重公民维权,促进社会和谐,第三个方面就是有可能演化成中国的和平转型模式。所以,我在这里讲到政法系主导社会转型主要是分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公民维权,着重于公民权利,第二个是宪政治理,这是着重于国家权力的治理和配置,第三个就是和平转型,和平转型实际上就是对整个中国面对的,现在来讲大家都很忧虑的社会整体性危机里面,尤其是公共治理危机里面,这样一个未来中国的政治转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根据我的思考,有可能会形成中国自己的和平转型模式,这样一个中国自己的和平转型模式,跟政法系有很大的关系。最后一个,是讨论政法系和公民政体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中国未来,可能会形成一个中国自己的公民政体。我们知道,公民政体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有一个很长的历史,它和混合政体有很大的关联。那么,在中国来讲,我认为在未来,有可能形成中国自己的一个公民政体。这个公民政体里面,讨论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政法系和多中心秩序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就是政法系在公民政体里面,政府和道统之间的关系。我的一个基本的理解是,政法系是对中国政统的承担,政统的承担,这里就是一个政统和道统的区分。根据我的理解,中国未来需要两个共同体,一个是士人共同体,一个是法律人共同体,士人共同体承担道统,法律人共同体承担政统。法律人共同体和士人共同体的理论来源,是受到荀子,荀子里面有这样一个“君子之吏”和“百工之吏”的区分。我受到启发,觉得可以对荀子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在当下的有可能形成两个,就是君子之吏可能演化成士人共同体,百工之吏可以演化成法律人共同体。还有一些更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在详细讨论的过程中展开。

  

  首先,是第一个方面,就是政法系的成长。政法系的成长呢,我们首先讨论政法系的基本概念。这个概念呢,我认为其基本组成呢就是包括六个集团,第一个集团就是法官,第二集团是检察官,第三个集团是警官,第四个集团是律师,第五个集团是法学家、政治学家,第六个集团是人大代表。那么,我们注意到,这六个集团可以分成……

  

  王磊:打断一下,为什么没有包括政协委员。

  

  政协委员我没有考虑到。有一年,看到季卫东老师的中国政治改革的两个要点,其中一个要点是要把政协改造成上议院。我觉得很奇怪,结果过了一年之后,我发现他就放弃了。因为,政协改造成上议院这个前景很悲观。因为中国在废除君主专制之后,我们看到中国社会这样一个高度去贵族化的状况。在这样一个状况下,民众,这个共产主义的传统,像甘阳先生讲过的,就是一个平等主义的传统。所以,只要有人呼吁贵族,就会有人强烈地反对。上议院多少跟贵族因素有关系,我现在是把这种贵族因素,自然贵族,放在了司法机关这样一个方面。

  

  这是六个集团。我们注意呢,这里有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是法官、检察官和警官,这样一个是属于体制内运行的公检法,另外一个是相对来讲是体制之外的,一个就是律师,第二个就是法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第三个是人大代表。这三个集团,可能相对而言,与前面三个,他们是稍微偏离,距离体制中心比较疏远的成员。但是,这里我讨论的政法系呢,基本来说,都是二十多年来体制内的这样一个力量。说政法系主导社会转型,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呢,我们注意到在去年,就是2004年年底,《亚洲周刊》上有一篇文章,“2004年的风云人物”是,中国大陆体制内的改革派。这样一个提法呢,当时在国内外的影响很大。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从去年一直到现在,很多人一直对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忧心忡忡,我们这个意识形态的控制,用一位官员的话来说,紧得不能再紧了。这样的话,换一句话说,就是中国未来没有这样一个自由期,在没有这样一个自由期的情况下,会不会导致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一个前景。我相信这是大家目前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像王力雄先生讲得那样一种情况,现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社会好比是一个沙滩,社会之上我们还有两个。一共有三层,最底层是社会,现在已经成了流沙状,中间层是国家,我们看国家这样一个建筑被剥离得只剩下钢筋这样一个架构,而且钢筋架构也已经锈迹斑斑。这是第二个架构,第三个架构是我们的执政党。我们注意,像王绍光教授所讲得那样,去年9月份,加强执政能力,就是建国50多年来第一次提出加强执政能力,王绍光教授认为,之所以提出加强,就是因为它不够。我们知道,一般来说,提出加强的时候,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已经比较弱了;第二点是加强起来会很困难。我昨天写了一篇文章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过,“群众为什么不申请游行?”我讨论到这样一个网络动员,互联网加上手机短信,加上熟人关系网络,这样一个动员的互动网络的匿名性、多中心性和突然性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你说什么根本也没有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就会注意到,社会很显然,就是我一个朋友肖自强说的命悬一线的中国和乌合之众。现在的老百姓,我们看基本上是一个乌合之众。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我们来探讨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前景,就是在这种危机当中发现,去寻求其中一些可能的因素。那么,我们这种无来由的悲观,无来由的乐观就可以减少,比如说这样一个命题,到现在为止很多人都没有进行真正深入的思考。中国的民主化,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我开讲座的时候很多次别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有人的说法是50年,100年,也许是要30年的预言。那么,现在我们的一个问题是,你判断中国社会转型需要30年、50年、100年,你的依据是什么?你的背后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这一点实际上和对中国未来政治转型的忧虑,这就涉及到一点,就是研究宪政问题的方法论问题。方法论问题除了我们宪法学的传统方法,比如说宪法解释说、规范分析方法之外,包括法律经济学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也就是法律社会学的方法、政治哲学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在宪法学的自主与开放之间,要强调它的开放性。现在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宪法学如何把握社会的事实。去年,我跟社科院法学所的贺海仁先生讨论时提到一点,我说我发现中国学者现在很大的一个特点是对西方的东西,不管是现象还是理论都很熟悉,对中国社会并不熟悉,而且是很不熟悉。他当时就笑着说这点很对,很正确。然后我们到浙江大学开一个年轻人居多的公营事业民营化的会议时,我看收到的论文,包括自己做编辑收到的论文,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现在的学者对这个社会不了解。比如说有的青年学者写公营事业民营化,讨论了很多国家的规定,英文文献引证得非常丰富,最后讨论一下中国的东西。结果我当时就说,你这个文章一定意义上不是个好文章,你没有说清楚在中国现实的公营事业民营化中,其运行机制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哪些扭曲?我举了一个例子,像现在公营事业民营化中招标的问题,外商跟中国人一起来参与投标的话,很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外商瞠目结舌。为什么呢?中国的投标者啊,给出的这个价格之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按照预算的话,利润为零,甚至为负,按照这样一种方式,肯定是中国的投标者最后中标。那就让外国人很难理解,这种情况下没有钱挣他为什么还要参与投标?这我们中国人自己很明白,我们办法多得是。比如说,我根本就不守承诺,一年交300万吧,我不交,交50万吧,还有250万,去年亏损了。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说暗箱操作或者卷一半钱就跑了。这种方式是外国人很难理解的。那么,现在我们作为一个法学学者、宪法学者,需要问一下我们是不是了解现实当中这种活生生的、真实的运作。真实运作的模式对于理解中国宪政问题是很关键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把握和了解实际上是我们的方法论上如果要突破的话,这一点非常关键。那么这种突破,我们知道最近几年比较强调的就是搞社会调查,搞实证研究。那我认为除了搞社会调查和实证研究之外,非常值得学习的就是像托克维尔的、像孟德斯鸠的观察和反思的方法,主观的观察和反思。我们如果有这样一种现实感的话,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各个领域、场域的社会力量的具体的运作模式到底是什么?在这里面,我们要学会分析微观和宏观场域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分析微观的权力模式,分析宏观的力量对比,这样我们就能把握中国社会现实的资源和规则丰富的动态变化是很有好处的。根据吉登斯的理论,实际上社会过程主要是两个东西的变化,一个是规则的变化,一个是资源的变化。规则的变化,应该纳入宪法和宪政研究考虑的核心,规则变化,那么整个社会的结构以及资源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调整。所以,因为这样一个缘故,我比较注意从中国社会资源和规则的一个变化考察整个未来转型的趋势。依据我最近几年的思考和观察,我最后的一个结论是中国大致会通过一系列的语义规则,就是正当性规则和合法性规则,语义性规则和合法性规则的变化,经济和政治资源的变化,以及其内的一系列运动,比如说公民维权运动、宪政治理的展开,和平转型可能性的大力提倡得以改变。作为中国宪政转型的主体性力量,政法系的崛起,这样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考虑中国问题的视野。那么,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政法系里面,我提出了一套分析中国社会结构政治力量变化的范式,这样一个社会科学的内容,社会科学的内容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它即是中介,又是结果。也就是说,这样一个研究,对中国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化本身就具有一个再生产的作用。这样一个研究、反思就会运用和返回到现实当中被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所运用,然后被行动者有意识地运用到行动当中,从而改变中国当前的格局。这是我强调的很关键的一点。

  

  对于这些我的文章已有的内容,我就简单地说一下。我想主要讲一下我的一些新的思考。政法系六大集团这样一个特点是和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建设这样一个中心紧密有关。那么,与这样一个中心相关,这样一批人就是一批新兴的社会政治力量。我们注意到,这样一批人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在中国社会当中的利益诉求,和传统的利益集团有很大的区别。这样一种区别,就会导致这些人在中国宪政场域转型中所采取的姿态和行动策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具体来说,我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就像我们今天参与搞这个公法论坛的天同律师事务所,我们注意到这里面提到的律师,在中国目前参与公民维权运动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你像张星水,浦志强,高智晟,还有上海的郭国汀、张思之、莫少平等这样一大批律师参与维权运动。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考察中国社会现实就会注意到这和中国现实体制的吸纳能力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看中国律师现在最高的位置就是中国律师协会,我们那个安徽老乡,社科院毕业的高宗泽做到了律师协会会长。我们注意到这样最高的一个位置对他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律师感兴趣的和法学家感兴趣的是一样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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