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 刘青峰:为什么中国古代哲学家没有发现三段论?

——亚里士多德和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比较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76 次 更新时间:2013-10-19 12: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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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 (进入专栏)   刘青峰  

  

   原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8卷1期    一九八六年一月

  

   一、三段论是由一般推知个别吗?

   一位数学家讲过:“逻辑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反对逻辑也必须使用逻辑”。形式逻辑是人类避免自己的推理思想陷于混乱的保证,是正确思维的基本规范。但研究人类是如何发现形式逻辑的,却又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发现逻辑在某种程度上也必须运用逻辑思维。其中关键性的一步是:“形式逻辑作为推理方法的实质是什么?”只有搞清楚这一点,我们才能在人类不同民族的思维模式中,从古代思想家用各种各样术语表达的思辨过程中去探讨发现逻辑的机制。

  

   很多研究者认为,形式逻辑最核心的原则是从一般推知个别。“亚里士多德对三段论的解释,所指的是个别和一般对象以及它们所陈述的东西的联系,所以亚里士多德三段论逻辑实际可以规定为个别与一般联系的逻辑,即类的逻辑。”1这一观点不仅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而且在各种教科书中广泛的引用2。人们常常举如下的例子(三段论第一格Barbara)作为从一般推知个别的范例:

  

   所有人都是有死的,

  

   苏格拉底是人,              (1)

  

   所以苏格拉底是有死的。

  

   在这个推理中,人们只要知道某一类事物有某种属性,那么可以推出属于这一类的每一个别事物也必然有这种属性。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只要形成类的概念,懂得类的包含以及一般与个别之间的关系,就具备了形式逻辑推理的基本要素,就可能发现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格式。这样,研究者纷纷在各种各样古代文献中寻找三段论的影子,只要一发现古代哲学家谈到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就认为应将其归为古代形式逻辑的萌芽。

  

   但是随着这方面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感到问题错综复杂。对类的概念,对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很多古代哲学家几乎达到和我们今天相差无几的水平。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一点也不比亚里士多德逊色。《墨经·小取》中就明确指出人们是用“名”来表示类的,以及“以类取,以类予”、“以说出故”的推理原则。《经说上》则进一步对“名”进行了分类:“名:达、类、私”。“类名”和“达名”是反映一类事物共性的名,“私名”则是指具体事物的名称3。这一思想在荀子那里也很突出。他用“别名”来称呼一类之中一部分事物,而用“共名”来表示某一类事物,并将外延最大即最普遍的共性称为“大共名”。“大共名”、“共名”、“别名”之间的关系相当于今天人们理解的“范畴”、“属”、“种”之间的关系。然而,令人惊奇不以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虽然对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十分清楚,也不乏从一般推知个别的例子,但却没有发现三段论。

  

   今天思想史研究者尽管可以从很多古代文献中找到形式逻辑的萌芽,但是作为形式逻辑最重要成果的三段论却仅仅是古希腊哲学家的贡献,它基本上是由亚里士多德一个人发现并由他的后继者完善的。两千多年过去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已成为科学史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但他所奠定的形式逻辑却成为现代数学和数理逻辑的基础之一。今天研究形式逻辑的基本格式,仍离不开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难怪罗素说:“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尤其是在逻辑学方面,则直到今天仍然是个战场,所以就不能以一种纯粹的历史精神来加以处理了。”4

  

   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发现了三段论,而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哲学家没有?本文企图通过比较亚里士多德和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方法来研究这个困难而迷人的问题。

  

   二、卢卡西维茨博士研究的启示

  

   波兰著名哲学家卢卡西维茨博士从三十年代起,就开始用近代数学方法对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进行研究,他得到了一些著名的结果。其中一个结论是:人们通常在逻辑教科书中所讲的如同上例的那种三段论:“苏格拉底是人,所有苏格拉底是有死的”(我们称为三段论1)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模式。它们是亚里士多德后继者们使用的。搞清楚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确切形式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的Barbara模式和我们今天广泛引用的三段(1)第一个重大差异是:亚里士多德从未把“苏格拉底是人”这种单称命题引入他的三段论系统。卢卡西维茨指出,下面这种三段论将比较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本意5。(我们称之为三段论2)

  

   所有人都是有死的,

  

   所有希腊人都是人,            (2)

  

   所以

  

   所有希腊人都是有死的。

  

   这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用于作为中辞的并不是个别事物,而是象“所有希腊人”这样一个外延较小的类。这种表面看来无关紧要的差别也许包含着重要意义。它很可能意味着,类的概念固然对发现形式逻辑必不可少,但作为推理规则的三段论的发现,也许并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对一般和个别关系的认识,而有着更为深刻的理由。

  

   卢卡西维茨进一步指出,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中所用的三段论和三段论(2)也不尽相同。三段论(2)中有“所以”,它表示结论是一个确定无疑的陈述。而亚里士多德构造的三段论却不是这样。下面的三段论(3)和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更接近一些:

  

   如果所有人都是有死的,

  

   并且所有希腊人都是人,        (3)

  

   那么所有希腊人必定是有死的。

  

   (3)和(2)的差别在于:(3)的大前提是一个假设性陈述,亚里士多德在所有三段论的大前提中都用了“如果”,而且在结论项中加了“必定”。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和今天人们所熟悉的三段论的第三个重大差别是:亚里士多德总是把谓词项放在前面,而把主词项置于后面。亚里士多德总是把如下三段论:“如果所有B是A,并且所有C是B,那么所有C是A”写成另一种等价但很有趣的形式:

  

   如果A表述所有B,

  

   并且B表述所有的C,          (4)

  

   那么A必定表述所有的C。

  

   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不用“B是A”这样的陈述,而代之以“A表述B”或者“B属于A”6。三段论(4)是亚里士多德真正使用的准确形式。

  

   表面上看,准确地一字不差地阐述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和今天人们常用的三段论之间的差别,除了对具有考证癖的学者外,似乎毫无意义。这些差别是这样微小,在逻辑上几乎是等价的。卢卡西维茨博士认为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这样严格地使用Barbara独特的表达式,有着深刻的理由。他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将数理逻辑符号引入亚里士多德体系的研究,得到了一些新颖见解。现在我们也从这些差别出发,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要这样构造三段论,从而探讨发现逻辑的机制。“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去”,确实可以对理解人类如何发现形式逻辑这一难题带来一线光明。

  

   三、发现三段论的必要条件之一:严格区别同一性和类属性

  

   为什么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不用“B是A”而要用“B表述A”或“B属于A”这种形式?我们认为,这决不是一个语意学问题,里面蕴含着重要的概念差别。众所周知,形式逻辑的推理都是以关于类的陈述句(判断)作为基础。因此,发现形式逻辑规则除了理解“类”、“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外,在推理形式上也有独特的要求,这就是严格区别“同一性”与“类属性”。我们知道,任何一个陈述句“B是A”中,表达B和A的关系的“是”这个词至少有两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B和A同一。我们说“这是一个杯子”,“他是张三”,这里“是”表示我们所指的那个事物和我们已经明确规定的那个具体事物同一。“是”的另一重含义是“类属性”。“B是A”也可以意味着B属于A类。“白马是马”,这里“是”不代表同一,而表示“属于”。即“白马”这一类事物是属于(或被包含在)“马”这个类中的。必须指出,同一性与类属性是决不能混淆的。“同一性”意味着两个事物无差别,或两个概念(类)内涵外延完全重合以至相同。而类属性意味着一个类被包含在另一个类中,这两个类可以不重合。在Barbara的三段论模式中,陈述句中“是”准确的含义是类属性,而不是同一性。三段论之所以正确,它无非是指出类包含关系具有传递性。即如果A包含B(集合AB),B包含C(BC),那么必定有A包含C(AC)。如果将三段论中的“是”换成同一性,那么Barbara就变成如下推导模式:如果A=B,B=C,则A=C。这种恒等式的推导方法本质上不是三段论。确实,中国古代哲学家对这种推理方法是熟悉的。比如《墨经·经说下》中就有这样一段推理:“在外者,所知也。在室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知若所知也。……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知其色之若白也,故知其白也”。即如果我们知道一室外之物是白的,而室内之物颜色和它一样,那我们也可推知室内之物也是白的。这种推理并不是三段论。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三段论表达中,不用“是”,而用“属于”或“表述”这些更为清晰准确的陈述句,这是十分科学的。他只有把类属性与同一性严格地区别开来,才可能在A=B,B=C,则A=C这种同一性的传递律的掩盖下发现类包含性的传递律,从而揭示三段论的Barbara格式。

  

很多哲学家都谈到过,混淆了“同一性”与“类属性”是造成思维混乱的重要根源,甚至象黑格尔这样伟大的哲学家都在这一点上犯过错误。例如赖欣巴哈曾指出:“黑格尔论证说‘玫瑰是红的’这个陈述是一个矛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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