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明:作为“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6 次 更新时间:2013-10-19 09: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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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明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是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作长程观察的分析报告。在界定“问题”内涵的基础上,作者从中国现代化追求与知识分子的诞生相交织的特点,揭示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指出来自西方的知识在中国社会缺乏应用条件,正是新式知识分子对秩序不满但又没有力量主宰自身命运的共同根源。论文焦点在1949年以后的历史时段,作者分别以反右与“文革”的成因为对象,着重分析知识需求与知识应用条件不足的矛盾,如何导致当政者与知识分子的互不信任,以及推动前者对后者的政治压制。从改造“分子”到改造知识,是意识形态链条上相邻的环节。最后借助对改革开放后相关学潮背景及其演化的讨论,完成对知识分子问题正在消失的历史判断。把文献解读与体现社会结构变迁的数据相结合,从知识社会学角度透视现代意识形态的变迁,是本文的特色所在。

   【关键词】知识分子问题 教育革命 现代化 意识形态 知识社会学

    

   代编者按

   2013年6月15日,由日本从事中国研究的著名学者组成的“以构筑当代中国思想史为目的的中国知识界话语研究”科研课题组与东京大学国际哲学中心(UTCP)及开放时代杂志社合作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举办了题为“中国的‘现在’与人文学:对话《开放时代》”的学术研讨会。

   《开放时代》杂志历来以其高水平的学术品质为读者提供深刻反思当代人文生活的有效视野。本课题组相信人文学以友善为本的良知和精神方有力量面对当今错综复杂、变化莫测的人类社会。本次会议力图通过人文学的知识交流增进日本和中国两国知识界的相互理解,并探索追求共同的学术问题。

   本专题内容包括提交给此次会议的三篇论文及对论文的现场评论与讨论,评论与讨论部分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翻译而成,并经过所有评论人的校阅修订(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由于篇幅限制,仅刊发主要的评论内容。

   ——石井刚(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

    

   一、引言:正在消失的“问题”

   理解当代意识形态的变化,不仅要重视它增添什么,有时候还要注意它减少什么。例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当许多知识分子热衷于谈论知识分子价值的时候,官方舆论中的“知识分子问题”却慢慢消失,在中共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几乎看不到它的踪迹。①这就是值得研究的现象。它给我们提供了对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作近乎全程观察的机会。

   当然,问题需要界定。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不是如农民需要解决土地所有权这样的问题,而是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存在,本身才是“问题”。但是,知识分子的存在,也非像地主资本家那样应该被消灭,而是需要改变其固有形态的问题。在现代意识形态中,问题可以概括为:中国革命(与建设)需要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并不自动合乎需要,必须经过一定的改造后才能满足这种要求。被需要的只是其部分的知识能力,而要改造的则是与其出身相关联(甚至因获得知识而自然产生)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立场。与之相关的政策,叫作“团结、教育、改造”。这种在20世纪20年代中共创建初期就触及的问题,一直延续到60年代末的中共九大之后,形成一种与革命意识形态相始终的情结。甚至到了80年代,邓小平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解决好。解决这个问题非常迫切和重要。”②

   用“世界观”(或“立场”)定义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其实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式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解释,本身就需要被解释,不过,它不能在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进行。即使是反意识形态人士的解释,例如描述为专制与愚民的需要,也是其对立面的思想倒影而已。后者没能解释,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中共的特殊立场,也未能揭示问题消失的真正根源。仿卡尔·曼海姆,本文的思路是知识社会学的。③

    

   二、带“原罪”的基因

   问题的根源,不仅寄生于中国现代革命史,而且是深植于中国近代社会土壤中。因此,不仅中共因革命需要将知识分子当成问题,其他政治观察家同样有类似的观点。先看中共一大文献的相关论述:

   同志们,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才产生的。此外,加入这个年轻组织的,只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多半缺乏革命经验……

   知识界的人士认为,改造社会时必定会运用他们的知识,科学事业会使他们获得有影响的地位,因而往往渴望受到广泛的教育。他们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很无知的、贫穷而又软弱的阶级,因而可以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知识分子认为自己非常重要,而无产阶级则微不足道,他们的这种倾向极为明显,结果就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

   同志们,综上所述,我们面临着需要立即着手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怎样使工人和贫民阶级对政治感兴趣,怎样用暴动精神教育他们,怎样组织他们和促使群众从事革命工作;第二,怎样打消他们想成为学者并进入知识界的念头,促使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怎样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④

   这一文本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恐怕是“问题”的最早表述。它既强调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对大众的启蒙,又意识到知识分子与劳动大众之间的身份性隔阂,是他们成功扮演革命者角色的障碍。因此,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方向,就是努力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由于“知识分子”是相对于当时的无产阶级而言的,所以它泛指所有接受不同程度文化教育的人。其最低程度,就是区别于文盲而已。但随着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个概念所指涉者的教育程度的下限在具体语境中将不断提高。因此,它同批判的、有价值担当、启蒙的之类的知识分子定义有所不同,虽然后者毕竟也可包含在前者之内。随着运动的发展,当革命的主力由知识分子转变为劳动大众的时候,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便越来越严肃。1931年,中共在《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就指出:

   知识分子党员一般失业的恐慌,只有向社会中工厂中求生活出路,才能振起战斗的精神和决心。且这些同志如不能从积极工作,积极斗争中找革命出路,必致要发生动摇消极怠工以至落伍而分化出党的现象。当然党不应该否认智识分子党员在党内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为党求理论上的进步,但知识分子入党,必须从斗争中选择,必定要有较长期的候补。⑤

   由此,知识不再是革命的入场券,相反,它成了必须先接受考验的原因。接受考验与接受改造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

   在党外,1930年,游离于革命之外的社会活动家梁漱溟,在总结近代政治运动的经验时,对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作若干观察到位的评论,可供对比。其观点包括:

   第一,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知识分子:

   中国问题的发动,不能不靠其社会中之知识分子,而且必须是最先与外面接触的知识分子。因为问题虽普遍地及于中国人之身,而看见了解这个问题的只有他。问题之紧迫虐苦或更在蚩蚩无知之分子,而感触亲切成为问题并有一方向摆在面前的,则必在他。我们试按之于历史事实,自变法维新运动立宪运动以讫两度革命运动,其发动奔走者何人,就可证明了。日本人长谷川如是闲的话是对的,他说:“中国革命几为知识阶级的事业,在一种孤立状态”;又说:“这知识阶级,人虽是中国人,但产生他们的是欧美日本近代国家的历史”。我们还可加上一句注释,第一度革命多是游日学生,第二度革命则是游俄学生。而革命人物多出自沿江沿海的南方各省,革命势力且必以南方为根据地,似亦皆由问题性质所规定而然。⑥

   第二,中国革命只是知识分子而非大众的事业,这是革命不会成功的根本缘由:

   (二十年来中国的政治革新)却是出于少数知识分子所作的摹仿运动,在大多数人是全然无此要求的。这少数分子以日本的游学生,或受其激动感化的为中坚;连热心者附和者统算起来不能超过四万人。这在中国人全体里,只是万分之一。说句笑话,还有三万九千九百九十六万人,不具附和之情,不参预这种运动。以士农工商来说,农工商三项人都不附和,士人亦只一小小部分。而这件事却是要待多数人来作的,试问如何能成功?⑦

   第三,知识分子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大社会问题:

   现在中国社会中吃饭最成问题的,似更在受过教育,有些知识的那般人。在简拙的旧农业上用不着知识分子;而像前所说农民勤苦的习惯能力,他又已没有;因此,在农业道上没处养活他。况他生活欲望已高,亦自然要竞趋于都市的。但这没何等工商业可言的国家,都市中又何曾替他们开辟出许多位置来?于是就都拥到军政学界来了,其无处安插之苦,生存竞争之烈,已是有目共睹,无烦多说。大局的扰攘不宁,此殆为有力原因;他们固自不同乎无知无识的人比较好对付的。⑧

   梁漱溟的评论,与10年前中共的自我检讨相比较,共同之处在于,同样认为革命是知识分子的运动,同样指出知识分子与劳动大众存在感情的隔阂,且同样要求知识分子同劳动大众相结合,是解决中国社会前途的出路。差别在于,中共文献所包含的想成为革命者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检讨,与革命者对知识分子的要求,都是在坚持革命前提下的思考。因此,随着革命形势的不同,对知识分子的定位也会调整。而梁对革命充满抗拒,对知识分子也无好感,直接将其当作社会不安定——革命的根源。由此可见,两者对“知识分子问题”,英雄所见略同。不过,对本文而言,更重要的是梁氏还追溯问题的历史根源。

   因应形势的发展而对知识分子态度的变化,均见诸正式的革命文献。1939年,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还指出:

   由于工作开展,老干部不足,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成为目前干部政策上一个重要任务。由于中国历史的特点,使中国知识阶层的某些部分有参加革命以至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可能。同样,正因为出身的关系,他们常常表现出思想上、行动上的弱点,因此要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强的干部必须经过长期的教育与锻炼。⑨

   至1942年,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的话就说得很尖刻:

   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⑩

   这种对知识分子既需要、又抗拒的两面态度,用革命哲学的术语,当然叫作辩证法。不过,它既不表现在对待工人农民,也不表现在对待地主官僚阶级上。前者必须依靠,后者应当消灭,而知识分子则需要“改造”。这种特定的立场,只能从历史得到解释。轻视知识分子的梁漱溟,不止一次地提及:“中国革命几为知识阶级的事业,在一种孤立状态。”“这知识阶级,人虽是中国人,但产生他们的是欧美日本近代国家的历史。”它们引自日人长谷川如是闲对中国革命的评论:

革命,倘若只是由于知识阶级的动机而生的事业,那末当时的中华帝国,即清朝,或尚不致灭亡亦说不定。但是中国之近代国家化,当清朝之末世,最初由政府自身的自觉,知以军国国家的组织为基础的传统的国家组织之变更,实不容缓,既而一般政府部也意识到这情形,由所谓“变法自强”的根本的改革,以应此时代的要求。由当时单纯的知识阶级的要求,我们即推扩其政策至于极端,或者还是以保存帝国而加以近代国家化为满足的,但革命不是此种知识阶级的要求,这是代表由商人社会之进化而与帝国的国家形态不相容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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