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华庆:反对教条主义,提倡马克思主义实效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0 次 更新时间:2013-10-17 22: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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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华庆 (进入专栏)  

  

   摘要:教条主义是当前改革的最大障碍,以大一统模式处理一切中国问题是当前教条主义的突出表现。具体表现有:将“北京共识”应用于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教条式地应用于一切领域,一切领域都围绕GDP转;各种改革的绝对主义盛行;制度越界;将党的原则无条件地应用于行政、社会、教育、学术、宗教、文化等。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史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毛泽东思想是革命时期的反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理论是经济改革时期的反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将邓小平理论贯穿到与政治、社会、宗教、教育等各领域实际情况相结合,是反教条主义的第三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化。马克思主义实效观与反对教条主义是相辅相成的,马克思主义实效观从正面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原则,反教条主义从反面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原则。新时期,我们应该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实效观,坚持各领域的实事求是原则,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实效观;实事求是;新猫论;实事求效

  

   教条主义是当前改革的最大障碍,为什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教育改革迟迟没有进展?根本原因就在于教条主义的束缚,以大一统模式处理一切中国问题是当前教条主义的突出表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是通过不断地反对教条主义成就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史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1]我们现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九十年,也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九十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实现原初设想的目标,追求实际效果,所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实效观。[][2]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实效观的对立面。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反对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发展起来的,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的大辩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为改革开放打下了思想基础,邓小平理论是改革时期反对教条主义的哲学,“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最系统最全面的阐述。然而教条主义如影随形,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最大障碍,我们需要第三次全面系统批判教条主义,提倡马克思主义实效观。

  

   反对教条主义的三个阶段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然而,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反对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实效观指引下,中国革命和改革才一次次走向胜利。毛泽东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反对教条主义的第一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理论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理论转变为改革理论,标志着反对教条主义的第二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认识到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1872年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他们在《宣言》中的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针对教条式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4]“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列宁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6]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世界薄弱的国家取得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的原理,但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在军阀割据的时候,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7]毛泽东和列宁所用的原理是相同的,即将马克思主义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8]以《反对本本主义》为起点,《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等是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反对教条主义的经典文献。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此来指导我国的革命,指导我国的建设原则。为什么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呢?这是因为只有这样的结合才能使得各个国家的革命取得胜利,取得实效。马克思强调,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9]

   邓小平在1956年就指出“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10]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上是一种革命理论,邓小平理论将其变成一种改革理论,标志着反教条主义的第二个阶段。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整个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基本上不区分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11]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上将时期概念引入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邓小平认识到革命取得成功以后的中心任务不是革命,而是建设,是发展经济,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以新时期改革的目标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国共产党清理了毛泽东晚年的教条主义和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邓小平在改革时期面对的最大教条主义是人们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捆绑在一起,如果中国改革采用市场经济那么就意味着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12]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目标,而不是特定的制度模式。判断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3]邓小平最终将社会主义目标系统总结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面对这一伟大目标,所有制度都只不过是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4]不只是计划与市场是手段,其他制度也都只是手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5]这是典型的以实现社会主义伟大目标为定位的思维方式。

   邓小平摒弃了毛泽东在建设时期的革命思维,而代之以改良主义,这也是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的必由之路。最早使用“改良主义”一词的是列宁,然而,列宁对改良主义的态度在革命前和革命后截然不同。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对于无产阶级要不要使用暴力夺取政权,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与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发生了根本分歧,改良主义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敌人。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国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列宁认为,在剥削阶级被推翻以后,“革命”与“改良主义”不再对立,不仅相容,而且必须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来完成新的革命任务,称为“革命的改良主义”。[][16]从逻辑上更准确地说,应该是“革命后的改良主义”,这也应该是任何政权从取得前到取得后的转变,如果革命以后仍然提倡革命主义就是教条主义,毛泽东晚年就是犯了这种教条主义的错误,给中国建设造成巨大的损失。

   改良是在社会稳定的环境下逐步进行的,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明确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17]邓小平一方面提出改革开放,另一方面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典型的改良主义道路。尽管邓小平没有提过改良主义,但邓小平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18]实事求是派就是中间的改良派,既不左又不右,既不激进也不保守。在具体改革开放的路径上,邓小平的思路也是逐步进行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19]邓小平所反对的是无谓的、没有结果的理论争论,因为它会贻误时机,错过发展机遇。在农村,纯粹从理论上争论黑猫白猫哪个是好猫没有意义,只有当把它们放到老鼠面前才能判断:捉到老鼠才是好猫。邓小平在1979年就认识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20]然而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才根据“南方谈话”精神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正是邓小平改良主义思维的突出表现。[][21]

   邓小平理论是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教育改革和文化改革等的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主要将邓小平理论用于经济改革,现在是将其应用于政治、社会、宗教、教育、学术等各个领域的时候。这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第三个阶段:邓小平理论与我国各领域实际情况相结合。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的邓小平领导我们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然而我们中国是一艘巨轮,轮船各个部位的运行遵循的规则却少有人关注,我们应该将普遍原理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贯穿到更小的空间和更短的时间,贯穿到具体时空下的人和事,更重要的是要贯穿到各领域。

毛泽东和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第三个阶段的反对教条主义原则,关键在于采取有效措施贯穿实施。毛泽东在《矛盾论》通过讨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关系提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22]毛泽东所说的核心就是不同的问题应该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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