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智:宗教的道德功能与精神文明建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99 次 更新时间:2013-10-17 19: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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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智 (进入专栏)  
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在书法方面,与黄庭坚、米芾、蔡京,并称“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他21岁时,曾参加中央组织部(礼部)的考试,深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实际上)取得全国第一名的好成绩。在朝为官时,为人廉洁,不畏权贵,常常仗义执言。他甚至因此而被捕下狱,在牢里呆过103天。其后,于1080年,在他44岁的时候,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黄州,也就是我们湖北省的黄冈地区。团练副使大体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地区武装部副部长或者一个中校副团级干部。《水浒》第42条好汉圣火将军魏定国和第44条好汉圣水将军单廷圭官居团练使的职位,比苏东坡的职位还要高一级。苏东坡在黄冈当团练副使的时候,与隔江而望的江西承天寺的佛印禅师交往甚密。有一天,他写了一首佛教诗,这种诗,佛教称作偈。全诗共四句:“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其中,“天中天”指的是佛。“毫光”指的是佛光。“大千”指的是佛家所说的三千世界,亦即我们所说的宇宙。“八风”,指的是称(赞美)、讥(讥讽)、苦(失意)、乐(得意)、利(利益)、衰(不祥)、毁(诽谤)、誉(赞誉)。“紫金莲”指的是佛坐的莲台。这首诗的大意是:我顶礼膜拜伟大的佛陀,佛陀的光芒照耀着全世界,我由于蒙受到佛光的照耀,无论是赞美还是讥讽,无论是失意还是得意,无论是形势对我有利还是不利,无论是受到别人的诽谤还是受到别人的赞誉,我都能不为其所动,就像佛陀永远端坐在莲台上一样。苏东坡觉得自己经历过这么多磨难,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道德境界,算是彻底开悟,有了极强的定力了。苏东坡写完这首诗后,自觉满意,便急着与江对岸的朋友佛印禅师分享。于是,打发一个侍者摇船将这首诗送过江去。佛印禅师看过苏东坡的诗后,笑了一下,接着在苏东坡的诗上批了两个字,就让侍者把这首诗带回给苏东坡。苏东坡接过自己的诗后,看到佛印禅师在自己的诗上歪歪斜斜地写了两个字:“放屁”,很是生气,觉得佛印禅师太不够意思了。于是,就乘船过江找佛印禅师讨说法去。谁知道见了佛印禅师后,佛印禅师回答说:“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其意思是说,你苏东坡以“八风吹不动”自许,说你不为讥讽和诽谤所动,但是,我只写了两个字,你怎么就急于找我讨说法呢?苏东坡与佛印禅师的这个故事不仅典型不过地告诉我们,只有用宗教道德来审视世俗道德和我们自己的道德状况,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不断发现自己的道德缺陷,不断地加强自己的道德修炼,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不断地使自己臻于完善。

   宗教道德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审视世俗道德和我们自身道德状况的参照体系,最根本的就在于它的超越性,在于它是摆在世俗道德面前的一个永远难以逾越的道德标杆,在于它自身具有显而易见的道德标杆功能。宗教道德之为宗教道德在于它是某种出世的东西,某种“方外”的东西,某种超越世俗道德的东西,是世俗道德虽然可以永远追求但却永远难以企及的东西。而且,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有可能永远成为世俗道德的道德标杆。下面,我想以佛教的“三轮体空”来解说这一点。

   依据佛教经典,“三轮体空”说的是人们在布施事件中、在馈赠别人钱财事件中的心态和境界。佛教认为,布施有三个要件、两大种类。三个要件指的是“施者”、“受者”和“施物”。所谓“三轮”,即是谓此。布施的两大种类,指的是“有相布施”和“无相布施”。既然布施有三个要件,则无论是有相布施还是无相布施,也就都有三个环节。有相布施的三个环节分别是:(1)施执,即施舍之人总是强烈地意识到是我在作施舍活动,是我在施舍钱财给别人,因此,布施时便有强烈的希求福报之心。是为我执。(2)受执,即心里总是意识到某人是自己的施舍对象,对接收自己施舍的人起怠慢之心,总是希望对方对自己有所感恩、有所回报。是为人执。(3)施物执,即对自己所施的钱财看得比较重,对所施物品常有贪惜之心。是为法执。在施舍活动中,如果有施执、受执和施物执,便可以说是“三轮体有”。人们之所以“三轮体有”,乃是因为执于我、执于人、执于物的缘故。人活在世上,总是难免有所执,问题在于执的程度的高低。凡在施舍活动中,在我执、人执和物执方面程度较低的人,我们都会肯定他的道德境界和高风亮节。所以,这种有相布施也被称作“世间布施”,是从世间道德出发看待布施活动的。因此,要想做到“三轮体空”,就必须超越世间道德,超越“世间布施”,彻底破除我执、人执和法执,达到佛教道德境界。所谓佛教道德境界,也就是体认到“四大皆空”的境界,一种“无相布施”的境界。其三个环节分别为:(1)施空,即施舍时根本无希求福报之心。这里的关键在于做到“诸法无我”,做到“我空”,既知我空,则自然无希求福报之心,自然会做到“施空”。(2)受空:我们如能体认到施者的空,体认到“我空”,体认到施空,我们也就因此而能够体认到受施者的空,体认到“人空”,体认到“受空”,从而对受施者也就自然不会起怠慢之心,就不会希冀受施者对自己有所回报。(3)施物空。这里的关键在于体认到万法皆空。因为倘若能够体认到万法皆空,自然也就能够体认到自己所施钱财本来性空,从而对自己所施钱财也就不会再有什么贪惜之心了。达到无相施舍境界,彻底做到施空、受空和施物空,做到三体轮空,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尽管我们大多数人也乐意做一些善事,做一些捐赠,但是,有谁能够对自己的钱财一点不在乎、一点不动心呢?有谁能够对于受赠者的态度一点不计较、一点不在乎呢?如果受赠者对于你这个捐赠者一点谢意也没有,见了面形同陌路,有谁能够毫不介意呢?然而,佛教要求的却正是这样一种道德境界,一种超越世俗道德的道德境界。也正因为如此,三轮体空的无相境界也被称作“出世间施舍”。这里所说的三轮体空的出世性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宗教道德的超越性。宗教道德的这样一种超越性正是道德的真义之所在。因为按照康德的说法,道德律令之为道德律令,就在于它是一种无条件的不讲价钱的“绝对命令”,而非那种有条件的讲价钱的“假言命令”。“假言命令”是以道德之外的诸如名誉、地位、利益等为前提和目的的,从而基于假言命令的行为也就并不真正具有道德性质,而只有那种为道德而道德、为行善而行善的行为才堪称道德行为。[35]正因为如此,三轮体空的无相境界虽然我们世人很难达到,但它作为一种道德标杆却当是我们应当永远心向往之的东西。

   现在,我们来谈第三个小问题,即“宗教道德的警示功能”。所谓警,意指告诫;所谓示,意指把事物拿出来或指出来以便让别人知道。因此,所谓警示,其所意指的即是把事物指出来,让别人知道,告诫别人。宗教道德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功能在于指出人类一味追求个人私欲的满足,不讲求道德修养,不仅徒劳,而且有害。下面,我们打算从“报应论”和“徒劳论”两个方面扼要地谈一下宗教道德的警示功能。

   世界诸宗教大都宣扬“报应论”,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基督宗教有“末日审判”的说法。按照《启示录》里的表述,末日审判时,无论活人死人都要站起来,“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凡是有罪(现罪)的,都被投进“烧着硫磺的火湖里”。[36]“末日审判”不仅是基督宗教神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伊斯兰教神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末日”在伊斯兰教里又被称作“报应日”、“赏善罚恶日”或“清算日”。在这一日,安拉将命令天仙伊斯拉菲勒吹响号角,所有死者都将复活,接受总清算。受审者将通过一座架在火狱上的细如发丝、利如刀刃的“绥拉特”桥,生前行善者将顺利通过此桥并进入天园,作恶者即堕入火狱。[37]佛教虽然不讲什么“末日审判”,但却有“六道轮回”之说,断言:今生作恶者,来世都要受到惩罚,有的作畜生,有的作饿鬼,作恶最重者还得下地狱,遭受各式各样的大苦。因此,佛教的六道轮回说,就其持守因果报应说论,与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的末日审判并无二致。[38]我国的道教有所谓“承负说”,断言:“承者为前,负者为后。……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39]其意思是说,前辈犯罪,后辈承当。这样一种因果报应说,与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报应说都有所不同,因为无论是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还是佛教,它们强调的都是“自作自受”,唯独我国道教的承负说强调的是“他作我受”,但考虑到我国长期以来宗法制度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考虑到我们中国人特别注重血缘亲情,特别不忍心后辈为自己的过错受苦,则我国道教的承负说就其对宗教信徒可能具有的警示作用言,与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的末日审判和佛教的业报说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宗教道德由于其特别强调“止于至善”,特别强调来世,特别强调灵修,从而对人类的世俗追求往往采取极端排拒的立场和态度,认为人类的某些世俗追求是徒劳无益的。这从大家熟知的《红楼梦》第一回中跛足道人所吟唱的《好了歌》就可以看出来。《好了歌》的歌词为:“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跛足道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应该说,《好了歌》的作者是从宗教道德的立场和高度来审视世俗社会所追求的“功名”、“金银”、“娇妻”和“儿孙”这些世俗目标的,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一定意义下对人类世俗道德的修炼也是有所裨益的。无论从宗教道德的立场看,还是从世俗道德的立场看,我们都不应当将“功名”、“金银”、“娇妻”和“儿孙”当作人生的唯一目标和至上目标。因为为“功名”而“功名”、为“金银”而“金银”、为“娇妻”而“娇妻”和为“儿孙”而“儿孙”,不仅有可能滋生出诸多恶行,使道德沦落,世风日下,而且还有可能给社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灾难。[40]《好了歌》的道德价值和社会价值正在于此,而“徒劳说”的道德价值和社会价值也在于此。

然而,无论是“功名”和“金银”,还是“娇妻”和“儿孙”,都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没有“金银”,人类就将无法生存;没有“功名”,人类社会就将缺乏必要的生机;没有“娇妻”和“儿孙”,人类社会就将因此而缺乏必要的幸福,甚至难以为继。如果从这个维度看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好了歌》的片面性和极端性。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来看待《好了歌》的这样一种片面性和极端性呢?我们不妨谈谈章太炎和鲁迅的观点。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不仅是一位著名的革命家,而且也是一位著名的学问家,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他对宗教和宗教的道德功能也多有研究,曾著有《建立宗教论》。他在《建立宗教论》中不仅强调了宗教“陶铸尧舜”的道德功能,提出了“世间道德,率自宗教引生”的著名观点,而且还从宗教道德的超越性和极端性的角度对宗教何以能够“引生”“世间道德”作了具体的阐释和强调。他以佛教为例说:“.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说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群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而此数者,非随俗雅化之居士所能实践,则聒聒者谱无所益。此沙门、居士,所以不得不分职业也。”[41]这就是说,宗教在人类道德的构建中之所以有一种无可置换的功能,正在于宗教道德本身所具有的这样一种超越性或极端性,正在于宗教道德在人类的现存自我与理想自我、现存社会与理想社会之间酿造出来的似乎永远无法弥合的令人感到无限诧异和震惊的反差和张力,从而使人类从中获得足够的精神活力达到洁身自好、严格律己的目标。鲁迅1927年曾在香港发表过一篇题为《无声的中国》的讲演。在这篇著名的讲演中,他曾谈到激烈主张对于社会变革的决定性意义。他极其生动的说道:“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42]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极端的宗教道德,没有《好了歌》,人们往往连平和的世俗道德也不肯实行,更谈不上改进世俗道德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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