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公民权与国家》警语撷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7 次 更新时间:2013-10-15 21: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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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洪 (进入专栏)  

  

   在《农民、公民权与国家》一书中,张英洪以公民权理论为分析框架,以土地制度和农民身份的变迁为主线,考察和分析当代中国农民公民权的演进逻辑,指出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程度最终取决于国家发展公民权的进度,为我们反省历史和迈步未来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并且,作者行文精警有力,其中多有发人深省的语句,现撷录一二。

   ——回首人类文明的演进历史,我们发现,社会进步的车轮往往是那些有志于献身人类共同利益的勇士们的双手最先推动的。

   ——一个正义的社会,既不是多数人剥夺少数人的社会,也不是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社会,而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社会各个阶层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

   ——毫无疑问,知识的局限与学科的分离,往往限制了学者的思维空间。任何伟大的学者也只仅仅对宇宙和人类知识的某一领域的某个方面做出自己的探索和贡献。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不把任何学说当教条而停止思考的脚步;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站在前贤与今人已有知识的阶梯上继续往上攀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不会自负地将自己的思想观点强加于人,从而重蹈历史上常见的暴力打倒他人旧权威却强制树立自己新权威之故辙;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如海纳百川之胸襟,在学术的融合中升华自我,在思想的交流中碰撞出火花。

   ——这个政权远远不满足于做一个历朝历代都扮演过的“征税者”的角色——征税显然对这个新政权来说是不言自明的。它还要按照马列主义的革命理想路线图,最坚决最彻底地与旧世界决裂,然后雄心勃勃地去建设一个全新的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换言之,一个怀抱远大革命理想而将政治权力“用于建构和维持彻底意识形态化世界”的全能主义积极国家出现了。

   ——不管农民愿意与否,高兴与否,接受与否,欢迎与否,新政权凭借其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空前地深入和控制乡村社会。每家每户都切身感受到了空前强大的国家权力已经出现在家门口。从此以后,中国再也没有人能够找到可以躲避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双重干预的“世外桃源”。

   ——在常规状况下,屈身于社会底层的农民,要时刻忍受权势阶层不受制约的掠夺。儒家伦理为这种不平等社会的延续输送着强大的精神抚慰。但一旦强者掠夺弱者突破了生存底线,社会不平等突破了社会稳定的临界点时,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就要发生了。这是中国两千多年王朝政治的运行逻辑。传统中国不能有效地消除社会两极分化状态,它既不能有力抑制强者的掠夺欲望,又不能有效保障弱者的生存权利。这为马列主义的传播和扩张提供了最有利的社会土壤。

   ——阶级斗争的理论传入中国后,社会弱者找到了反抗强者前所未有的思想理论武器。当这种武器被一个组织严密的群众性政党所掌握,且掌握这种理论武器的政党充分动员底层群众并激起底层群众对强者和社会的深刻仇恨时,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就会如洪水猛兽一般势不可挡。

   ——追求特权而不珍视人权,是中国传统皇权社会无可规避的最大陷阱。

   ——令人迷惑的是,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对其国民的基本要求不是“法律下的自由”与“道德上的诚实”,而是要其在权势面前“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至今在农村,“为人老实”仍然是对一个人最基本的正面评价。人们由此或许能理解为什么“忠厚老实”四字能成为形容中国农民最普遍的经典词汇。

   ——中国人开始陶醉在对革命的绝对崇拜之中。“反革命罪”是革命岁月里最罪大恶极的罪名。即使在中国进入改革年代后,改革的旗帜也要打上革命的标签才能在众人心中获得正当性和权威性,如众所周知的流行话语——“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就是假以革命的声威来为改革颁发出生证和通行证。

   ——人是一个充满各种强烈欲望的神奇动物,欲望既驱动人类创造文明,又诱导人类制造邪恶。如果没有理性的启示、道德的规范、法律的制约和正义的引导,邪恶将伴随着放纵的欲望泛滥成灾。

   ——土改实质上是国家发动的一场针对地主富农等农村阶级敌人的人民战争。

   ——人除了是一个欲望的动物外,也是一个观念的动物。观念之对于人脑犹如软件之对于电脑。某种神圣的观念一旦注入人的大脑并被大脑接收时,这种观念就将强烈地牵引着整个肉体为之运转。

   ——经过暴力革命洗礼的社会,就像经过洪水肆虐的大地一样,必然要在经历一场痛苦的浩劫之后,才能缓慢重现生机。

   ——在双重两极社会结构中,必然催生多重的暴力,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暴力社会。富者为富不仁,欺压穷人,对穷人滥用暴力;贫者共同仇富,杀富济贫,对富人滥用暴力;官吏民脂民膏,对百姓滥用暴力;民众逼上梁山,痛杀贪官污吏,对官吏滥用暴力。这是传统中国不能解决的暴力社会结构图。

   ——一个国家,如果它不能保障穷人的权利,也就不能保障富人的权利;如果它不能保障民众的权利,也就不能保障官吏的权利;如果它不能保障弱者的权利,也就不能保障强者的权利。反之亦然,即如果富人的权利不保,穷人的权利也难保;官吏的权利不保,民众的权利也难保;如果强者的权利不保,弱者的权利也难保。如果一个国家只保障某个阶层或部分人的权利,那就是一个特权的社会,特权社会必然潜伏不可化解的治理危机——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此。

   ——在两极社会中,当国家丧失了和平解决贫富对立和官民对立的机制和能力时,野蛮的暴力就会成为社会各方的共同选择。

   ——土改以极端的暴力方式解决了中国农村绵延下来的贫富之间的严重对立,但它只是暂时解决了“双重两极社会”矛盾中的一重矛盾,即贫富对立的矛盾,而官民对立的矛盾并未予以解决。同时,在以后的社会重建中,如果国家缺乏新的再分配能力,两极分化导致贫富对立的矛盾又将重新出现。这正是市场化改革后中国农民问题的一个新表征。

   ——令人深思的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精英将“老实”作为对其国民的一项基本政治要求。在权力面前“老老实实”而不是在法律面前“自由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一大特色。在传统政治家看来,似乎只有国民个个“老老实实”,政权才能“坚如磐石”。

   ——在传统中国政治社会,国民不能驯服权力,反而被权力所驯服,日积月累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老实政治文化”,每个人都被戴上了“权力的枷锁”,成为“老实的政治动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被规训为“忠厚老实”的共同性格。在权势面前,普通百姓只有“老实低头”才能生存下去,而阴谋家也只有先披上“老实”的外衣才能寻找到政治投机的缝隙。“老实政治学”既使民族丧失了创造活力与勃勃生机,也使政治生活充斥着阴险和残忍。人们常常看到,“老实”挂在了每个人的脸上,而“诚实”却从人的心灵深处消遁。

   ——革命专政必然排斥民主法治秩序。在实行革命专政中,专政的对象往往被扣上阶级敌人或人民敌人的政治帽子。一方面,一旦某一类人被扣上阶级敌人或人民敌人的帽子,这一类人中不管是守法的还是不守法的,不管是在传统价值观念中被视为好人或坏人,都将一律受到残酷无情地镇压和批斗。像地富阶级中,既有作恶多端者,也有守法为善者;既有为富不仁的,也有急公好义的。而在贫苦农民中,既有忠厚老实守法者,也有行凶作奸犯科者。但在专政理论中,地主富农阶级则一律列为革命专政的对象。国家不再保护守法的阶级敌人,也不再惩罚犯法的革命群众。专政必然是人治的而非法治的。专政环境中此起彼伏的狂热政治运动,会使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都无法建立。

   ——革命专政已专政到了连施行专政的人都被置于专政的恐怖之中。

   ——现代国家的构建是一个权力不断集中化的过程,国家权力的集中化将造就无与伦比的权力“巨无霸”。如果没有相应的现代立宪规则的约束和传统道德秩序的引导,走向疯狂的“巨无霸”式的国家权力足以毁灭人类自身。

   ——那些不懂得以及无力控制国家权力的民族,即不能建立有效立宪政体的国家,都将饱尝那高高在上而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的恣意蹂躏之苦。

   ——土改中的地主阶级,只不过是排斥人权法治而一路高歌猛进的革命政权全面开动专政机器的第一批对象物和牺牲品

   ——在土改运动中,一大批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对有血债的“恶霸地主”、对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阶级敌人,怀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但他们却对自己那双沾满“阶级敌人鲜血”的双手感到心安理得,进而引以为荣。缺乏基本的人权观念,是传统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共同交集。

   ——排除利益攸关方的民主参与和对话协商,是中国传统政治运行中的一个严重弊端。地主、富农只不过是规则单边主义政治运行逻辑的第一批牺牲品。

   ——毫无疑问,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社会是非正义性的,但对于一个文明的社会来说,多数人暴力剥夺少数人的社会同样是非正义的。

   ——新政权取代以至囊括了几乎所有的社会权力,一双不受控制的“权力之手”时刻在农民面前左右挥舞。翻了身的贫苦农民被置于国家权力的强大支配之下。被新政权指定要为“万恶的旧社会”承担全部责任的地主阶级,作为阶级已被彻底消灭,地主富农的幸存者及其子女则长期处于被改造被歧视的地位,他们一瞬之间从“天堂”坠入“地狱”,在日后的蹉跎岁月里沦落为新的“贫苦农民”。

   ——对马列主义理论的教条崇拜和对苏联模式实践的盲目崇拜,紧紧地纠缠着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头脑。他们不仅自己对苏联模式顶礼膜拜,而且还要强制他们的同胞像他们一样地服膺苏联模式。

   ——长期照搬苏联模式对中国人头脑所造成的深刻禁锢,将成为日后中国启动和推进改革的重大思维障碍。在未来的改革年代,改革者只有首先祭起“解放思想”的旗帜,才有可能为改革开辟新的道路。

   ——农村基层干部在集体化运动中盛行的对农民“强迫命令”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至今仍是农村基层工作的一项重要遗产,成为国家推行依法行政的主要障碍。

   ——共产党革命摧毁了族权、神权、绅权和夫权对农民的“束缚”,但却将被摧毁的所有旧的社会权力全部集中到新政权手中。农民面对集政权、族权、神权、绅权和夫权以及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于一身的全能主义的新政权,是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大的“利维坦”。

   ——国家强制组织的农村集体单位,只不过为一个个分散的“马铃薯”提供了一个“密不透风的袋子”。社队干部就成为根据上级政策要求不断“扎紧马铃薯口袋”的代理人。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政治的最大难题,不在于如何治民,而在于如何治吏。

   ——向干部彻底地低头表示服从,是社员谋求生存的唯一出路,有时,甚至简单的服从也不能完全确保社员的安全无虞。基层干部在土改中普遍采取的针对地主富农这些阶级敌人的暴力专政的斗争方式,开始用来对付自己的革命同志——普通社员了。

   ——在人支配人的等级结构中,几乎每个人既是支配人的支配者,又是被人支配的服从者。这种看似稳固的人对人的支配与服从的政治社会结构,排斥了正义与法律对人的心灵的征服,势必蕴涵着不可预期的各种风险,最终将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一同吞噬。

   ——饥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种粮人反而无粮,饿死的常常是种田的农夫。

   ——这是一个以权力的中心兼并真理的中心、以权力的等级决定真理的等级的时代。

   ——饥荒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生产粮食的农民饥肠辘辘,而支配粮食的干部则脑满肠肥。

——中国灾难性的大饥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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