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前红 涂云新:薄熙来“罪与罚”之法理省思

——一种关于“法治”的司法评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72 次 更新时间:2013-10-14 15: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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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进入专栏)   涂云新  

    

   【作者简介】秦前红,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涂云新,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关 键 词:薄熙来;“薄熙来案”;法治主义;庭审;司法评论;命运

    

   引言

   近人梁启超曾感慨:“夫以一国处万国竞争之涡中,而长保其位置,毋俾陨越,则舍法治奚以哉。”若以今日“薄熙来案”之审判来追缅法治主义在中国的百年生命旅程,吾人不难发觉:法治主义生长之初背负着邦国救亡图存的使命,而今天,法治主义承担着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正因如此,法治主义当成为每个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实践指南,所谓法治主义或法律主治的思想,宏观而言是治国理政之最高典范,微观而言实为个案正义之不二法门。本篇司法评论的目的就在于揭示“薄熙来案”在宏观和微观上对中国法治具有的法律意义。

    

   一、法律思维之狭隘与区分实益:何种司法评论?

   就数以千计的个案而言,主导今人关于正义审判的方法实际上是所谓的“援法而判”。简而言之,司法审判机构根据一般化了的法律明文规定对具体化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万事“一准乎法”。亦即,法官必须根据实实在在的法律规定来对无数的个案事实进行法律上的评判,其情状恰似将一人立于明镜之对面,再由权威的第三方按照明镜所指示的内容对其衣冠加以整理。此法律实务方法凝结了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并且继受了欧洲大陆法系的传统。这种法律方法至少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统治着以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家、法律工作者和爱好者为代表的“法律共同体”的思维。然而,以这种专业化甚至技术化的方法观察社会现象,难免因其思维宽度与广度的不足而备受诟病,世界事务纷繁复杂,不同职业者和人群必定有多个角度来观察法律人一开始就投入的法理世界,由此人们诞生了各式各样的司法评论。由于司法评论本身亦可接受法律人的评论,在此意义上,由常识理性和法律理性相互交织的评论得以形成连环无尽的网络,也得以在这个网络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千百万的个案,亦不同于普通官员的落马,“薄熙来案”成为共和国建立后鲜有的针对党政高官公开审理的重大案件,这也是继“四人帮”世纪审判之后,我国第一桩公开审理的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涉嫌犯罪的案件。也正因为如此,案件本身的政治意义和政治敏感性几乎很难被剥离开来。当司法评论所到之处,司法所赖以存在的政治语境和社会基础绝然成为影响司法判决的前提性问题,这正如绝大多数观察家和评论家所意识到的那样:案里案外同样重要。然观诸人类的文明史,确如梁任公所言:“文明人何以尊于野蛮?文明人能与法律相浃,而野蛮不能也。”人类的文明史其实就是通过法律、至少是某种制度安排对原始野蛮行为的驯化史。笔者今天所感知的“薄熙来案”正是将思维的重心置于该案所透射的法律意义之后的一家之言。笔者也姑且将之称为一种自我批判式的法律党人的“司法评论”。

    

   二 、“薄熙来案”的庭审实录:何种法律问题?

   2013年7月25日,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下文简称“薄熙来案”)提起公诉,2013年8月22日8时30分,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该案。“薄熙来案”经历了从2013年8月22日到26日历时五天(共120个小时)的庭审,略去庭审前准备文件,不包括各种案件卷宗,单单济南中院所公布的庭审实录总计长达十五万三千多字,在这浩繁的庭审实录中,国人得以第一次通过权威的法源来了解“薄熙来案”之法律事实。“薄熙来案”第一审庭审过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1)开庭;(2)法庭调查;(3)法庭辩论;(4)被告人最后陈述;(5)合议庭评议。根据笔者粗略总结,庭审中可能关涉的法律问题如下:

   (一)法律问题1:司法管辖权之界定与划分

   通常而言,司法管辖权是指主审法院对一定的案件具有审判和裁判的权力,法理意义上,司法管辖权(Jurisdiction)之基础常常存于四:属人管辖、属地管辖、保护性管辖和普遍性管辖。司法管辖权与司法管辖区之划分存在最为紧密的关联,其缘由在于任何人必得生活在一定土地上之司法管辖区,案狱纠纷当属此管辖区中的法院进行裁判,当无疑义。除此之外,管辖权规则还存在例外情形--法院还会审理类似指定管辖、移送管辖和协议管辖的案件。

   由整个庭审实录来看,“薄熙来案”中的诉讼参与人并未提起任何对济南中院司法管辖权之异议,济南中院从当然的角度依据指定管辖理论享有对该案的管辖权。 而诉讼参与人均未提出回避申请(参见“薄熙来案”庭审实录,济南中院,2013年8月22日),这意味着司法管辖权之异议并非本案的首要争议。事实上,经过陈希同案、陈克杰案、陈良宇案等司法实践,我国似乎已经形成了对落马高官的“异地审理”的司法管辖权惯例。这也不由使人联想起“李庄案”(第一季)中李庄所提出的“法院集体回避”的申请。笔者今日再观之,“集体回避”理论实际上是在我国刑事审判中“司法管辖权界分”被排除出争议问题之后的一种技术性策略选择。只是,这种司法策略在“李庄案”(第一季)中没有成功而已。

   司法管辖权之夯实不但可以为济南中院解决“案件的可接受性”(Admissibility of the Case)问题扫清了障碍,也为之后的“中纪委证据”向“最高检证据”交接,由“最高检证据”向“济南市检证据”,再将这些前述证据转化为“庭审证据”提供了审判正当性支撑。

   (二)法律问题2:庭审调查中事实争议的识别和争点控制

   看似庞杂和浩繁的庭审实录,虽然有十五万余字之多,但占据其大部分的还是事实争议。这是中国法庭庭审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即唯有首先做到“事实清楚”、“以事实为依据”才可能将庭审的浪潮推向法官“以法律为准绳”判断的高潮。然而最为吊诡的现象却是:是随着庭审控辩双方关于事实争议的“你控我驳”,事实争议本身化身成为法庭调查的最大的波澜,这种此起彼伏的波澜展现出“一浪高过一浪”的态势。概览全案,事实争议的波纹图按照下述顺序展开: “薄熙来收受唐肖林贿赂” (参见“薄熙来案”庭审实录,济南中院,2013年8月22日)--“薄熙来收受徐明贿赂” (参见“薄熙来案”庭审实录,济南中院,2013年8月23日)--“枫丹-圣乔治别墅购买” (参见“薄熙来案”庭审实录,济南中院,2013年8月23日)--“薄熙来亲属旅行、住宿费用报销和信用卡偿还问题” (参见“薄熙来案”庭审实录,济南中院,2013年8月23日)--“贪污500万涉密工程款” (参见“薄熙来案”庭审实录,济南中院,2013年8月24日)--“王立军叛逃事件”(兼及“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参见“薄熙来案”庭审实录,济南中院,2013年8月24日、25日)--“薄熙来滥用职权” (参见“薄熙来案”庭审实录,济南中院,2013年8月25日)--“薄、谷、王感情关系纠葛”(法庭辩论阶段)(参见“薄熙来案”庭审实录,济南中院,2013年8月26日)。

   与西方欧美诸国(特别是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庭审理过程相比,事实争议不可不谓我国庭审“重事实”特征最为明显的反应。西方刑事司法体系在庭审中侧重于区分所谓的“申称事实”(Alleged Facts/Events)与“确证事实”(Confirmed Facts/Events) 之区分,进而讨论“事实情景”(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Facts/Events)、被告人于该争议事实之角色(The Role of the Defendant)等问题,事实之固定需要精准的证据作为支撑和严格的证据规则加以制约。中国刑事审判中的事实争议主要在控辩双方的言辞陈述和证据出示中展开,法官则于两造之间根据刑事诉讼法驾驭和控制着事实争议的流动和走向,这一点体现了明显的“以侦查为中心”的职权主义控辩模式。当“薄熙来案”中法官放松对争议事实的流动走向之时,当事人控辩主义诉讼模式韵味渐显。(参见何家弘教授观点)

   (三)法律问题3:“中纪委证据--检察院证据--法庭证据”

   “薄熙来案”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之处在于它是一起“高官涉案”,该案不同于普通“高官涉案”之处在于其公开庭审的全过程,而在公开庭审的全过程中,“薄熙来案”还彰显了一个值得吾辈法律人省思的问题--当薄熙来当庭“翻供”之后,证据规则是否允许“系争证据”本身可以在当庭被否认?从公诉人每一指控后必须出示证据的庭审实录来看,法官在前述的事实争议点的控制和把握上,存在两种选择--要么根据证据规则当即裁断证据之证明力,要么调整证据争议点的下一步流向并使之回归到“最高检证据”上来。这次庭审在法理思考上的扩散效应还在于“中纪委证据”是如何转化为“检察院证据”(通过案卷移送,可认为最高检证据已经合法地被济南市检完全接受),进一步,“检察院证据”是如何转化为“法庭证据”。

   由于薄熙来涉案事实在时间上的跨度比较大,而我国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则于1996年和2012年两次修订,其间还有“1998年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1998年六部委规定”、“1999年检院规则”以及其他公安部部门规章,证据规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此次庭审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新法和旧法之衔接与选择适用该如何定夺?犯罪行为发生时的法与审判时有效的法当如何取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如何体现?这一系列的法律问题都是真真切切的摆在了法庭上面,而公开庭审让所有人都看到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翻供”表演。

   “一分证据、一分事实、一分评价”,法律绝然应该建立在严格的基础之上,刑事法更应该是对“严格”最完美的展现。梁启超在总结清代学术研究之方法论上曾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参见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学术研究当如此,更何况主宰生命长短的刑事审判呢?无论是“孤证”、“反证”、“证据链条”云云,全都在此回归到了一个原始的追问--现代法律制度安排下,什么样的证据规则是最为具有说服力的规则呢?

   (四)法律问题4: 法庭上的事实辩论与法律辩论

于普通大众而言,法庭之庭审最为精彩处莫过于两造的法庭辩论。正若济南中院王旭光法官所郑重宣誓的:依法、理性、平和地在法庭上拿证据、摆事实、论法律、讲道理。(参见“薄熙来案”庭审实录,济南中院,2013年8月23日)然而,法庭面临的最大挑战依然是“事实争议”,这似乎成为一个中国式法律审判永远无法绕开的“死结”。较之于庭审调查阶段的笔录,法庭辩论显然占据了庭审实录较少的篇幅,庭审第五日,法庭辩论正式拉开帷幕。审判长宣布,法庭辩论按照以下顺序进行:第一、公诉人发言,第二、被告人自行辩护,第三、辩护人辩护,第四、控辩双方辩论。(参见“薄熙来案”庭审实录,济南中院,2013年8月26日)。控辩双方辩论的结构无外乎如此:“证据证明了事实--证据证明了行为--证据证明了主观故意”。庭审最后一日,笔者仔细注意到被告人薄熙来的第一句辩词便是:“我总的感觉公诉人刚才发表的意见继续重复了他在质证阶段的意见,基本都是老话。”(参见“薄熙来案”庭审实录,济南中院,2013年8月26日)。而薄熙来的辩论策略则在最后一天把案件推向“戏剧化”的一幕--薄、谷、王三人感情关系纠葛。也许这是“无可辩驳之际”薄熙来最为令人惊诧的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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