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江:论当前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扩散与转移及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8 次 更新时间:2013-10-14 13: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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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江  

    

   摘要: 自进入后冷战时期,现代国际体系始终处于转型的过程中。进入新千年之后,当前国际体系转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权力的扩散与转移。本文为此较为全面地考察当前国际体系中权力扩散与转移的两层含义。解析国际体系、国际格局与“极”等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比较分析西方学者对后冷战时期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走向的不同看法与学术争论,并在此基础上剖析当前国际格局“多元无极化”的客观发展特征。

   关键词: 国际体系;国际格局;权力;极;多元无极化

   自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终结至今,现代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始终处于转型之中,而权力的扩散与转移是国际体系转型的主要推手。本文将就当前国际体系中权力的扩散与转移,西方学者对由此引起的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在后冷战时期发展走向的不同看法与学术争论,以及当前国际格局客观的发展演变及其特征作考察和分析,以求教于国内国际关系学界的各路方家学者。

    

   一、当前国际体系中权力扩散与转移的两层含义

   人类进入新千年之后,整个世界在20世纪末冷战终结以后10年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基础上,继续不断地发展和演变。毫无疑问,在新千年,全球范围内迄今所发生的最为令人眩目的变化是当前国际体系中权力(power)的扩散(diffusion)和转移(transformation)。这里所谓的“权力”为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政治学概念,它也经常被称为“力量”(比如我们常将military power称为军事力量,political power称为政治力量,economic power则称为经济力量等)、“强权”(比如将power politics称为强权政治)、“势力”(比如将balance of power称为均势或势力均衡)等。在国际关系学或国际政治学研究中,不论将“权力”称为“力量”还是“强权”,或是“势力”,它都是指现代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actor)[1]所具备的影响他者(其他行为体)及体系本身的能力。在现代国际体系形成(1648年)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种影响他者和体系本身的能力主要集中在现代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手中,因此在西方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政治学中常常将具有影响力的大国称为“power”或“great powers”(过去中文曾将此语翻译为“列强”)。毫无疑问,地处欧美的西方大国(英语称为“west powers”,中文过去翻译为“西方列强”)则长时间地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维持着控制权力的主导地位。由此,冷战终结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在现代国际体系中所产生的权力扩散实际上具有两层含义。其一为现代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在国家之间扩散,其主要的表现在于非西方大国和中等国家的权力不断上升;另一则为现代国际体系中权力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转移。

   我们首先考察第一层面的权力扩散与转移。在过去相当一个历史时期中,西方列强或西方大国把持着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权力,然而,冷战终结之后,尤其是进入新千年之后,这一状况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非西方国家的权力在新千年的第一个10年中明显地不断增加并且依然还在增加。其中中国已经成为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与中国一样被美国高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O'Neill)在21世纪初确认的所谓“金砖国家”(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以及南非等非西方新兴大国也发展迅速。据统计,金砖四国(中、巴、俄、印)的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面积26%,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左右。更重要的是,近年来,金砖国家经济总体保持稳定快速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金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总量的20%,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5%以上,对全球的经济贡献率约50%。[2]在非西方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同时,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中等国家其中包括传统从属于西方的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非西方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埃及等,以及介于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国家如土耳其、墨西哥和阿根廷等也在不断地发展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它们的权力显然也在持续地增长。也正因为如此,在2005年高盛集团又提出了“新钻十一国(Next-11,简称N-11)”概念,其中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认为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成长潜力仅次于“金砖国家”。

   十分明显,非西方大国及中等国家权力的不断增强,不仅导致当前国际体系中没有一个单一的世界强国能够扮演超级霸权国的角色,即使美国依然被称为后冷战时期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促使当前国际体系的发展和演变不可能仅由几个大国的互动来决定。另一方面,传统的西方大国如美国和西欧诸强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地处东方但从属西方的日本等,它们的权力虽然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扩散过程中相对有所下降,但是,却并没有由此而被非西方的新兴大国以及中等国家所取代。美国迄今仍然保持着世界主要强国的地位,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也依然独占鳌头,西欧诸大国的综合国力虽然与它们最为强盛的时期相比已经下降不少,但是依然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占据领先的地位,比如以单个国家计算,德国的经济总量排在全球第四,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力量虽然比德国稍差,但是它们的军事力量迄今仍位于世界的前列。同时日本的经济力量也并没有因为被中国超越而骤然下降,它依然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着以国家为单位的第三大经济体的位置。

   总之,从国家层面权力扩散的客观实际来看,第一,传统上处于现代国际体系核心地位的西方欧美大国和日本等再也不能运用所掌握的权力主导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事务;第二,原先处于国际体系边缘或半边缘的新兴大国在历史上第一次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但是却并没有因此而取代传统上的西方大国,而是与现存的西方大国一起共同运用自己的权力影响国际体系的发展和演变;第三,由于中等国家的权力也在同时不断地增强,因此不仅单个大国或超级大国运用自身超强的力量左右世界已经成为不可能,而且仅仅依赖几个大国运用自身力量来影响国际事务和国际体系走向也十分困难。所有的这一切都对当前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产生重要的影响。

   然而,当前国际体系中国家层面的权力扩散仅仅是促使国际体系转型的一个方面,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考察分析当前国际体系中另一层面的权力扩散与转移,即权力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与转移。在很大程度上,非国家行为体——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地方、国家和国际层次的非政府组织,从地方到跨国的公民社会网络及公民社会运动,私营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以及遍及全球的大都市乃至跻身于所谓中产阶级的个人都在不断地扩展自己对国际事务和国际体系的影响力,即不断地增强他、她或他们自身的权力和扮演更为显著的国际角色。

   全球性的和区域性的国际政府间组织都是参与其中的国家扩展自己权力的载体,同时又都具有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其中作为区域主义(regionalism)[3]载体的区域一体化国际政府间组织如欧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乃至非洲联盟等越来越多地显示出作为非国家行为体所具有的影响国际体系发展演变的权力。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影响下,非国家行为体如私人公司、非政府组织、国际化大都市等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上升日益明显,并且这些非国家行为体权力的上升并非都能对人类的安全、发展和福利做出积极的贡献。比如全球金融跨国公司的贪婪行为会导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从而使得国际体系发生剧烈的震荡,而极端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恐怖组织已经并且可能会进一步对人类社会的安全和福祉构成巨大的威胁。同样,世界各地富裕和充满活力的大都市已经并将继续为很多新地区的繁荣提供强大驱动力,但是由于快速的城市化加剧了社会排斥和对公共服务的压力,在世界性大都市维护人性化的生活条件也已同时成为国家和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诸如国际非政府组织、公民倡议网络、国际化大都市等非国家行为体权力不断上升紧密关联的是个人影响国际体系的权力也不断增强。首先、全球人口的寿命已经而且将不断地提高,这主要依赖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全球卫生网络系统的不断完善,传染性疾病导致的全球死亡人数不断下降。其次、全世界的脱贫人口已经获得极大地提高,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UNMDG)计划的不断推动下,21世纪头五年的全球经济强劲增长使发展中国家每天生活费低于1.25美元的人口从1990年的18亿减少到2005年的14亿。与此同时,相应的贫困率从46%下降至27%。[4]未来大部分的世界人口将不再贫困,虽然在撒哈拉以南的部分非洲国家以及很小部分的亚洲国家依然将存在相当部分处于赤贫的人口。再次,全球范围内的人口流动不断加强,城市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就以中国为例,目前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0%。而据统计,按照目前全球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到2030年全球城市化率将达到60%。[5]最后,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特别是在信息革命不断覆盖整个地球的过程中,中产阶级人群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增长,也即在进入21世纪之后,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个人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形成了一个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全球中产阶级。全球中产阶级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个人价值观的改变,作为中产阶级的个人在对消费品的需求不断增加的同时,也对社会政治变革和全球事务的发展更为敏感。而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互联网则不断地赋权于作为中产阶级一份子的个体公民。与前几代人相比,全球中产阶级公民们在有关他们未来的事情上正在寻求更大的发言权。他们已经比过去任何一代人都更清楚地意识到自身共同面临的威胁,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高度联系的世界上的单一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同时他们的个体权力的增长也对现代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和国际体系本身的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当然这些影响也并非都是正面的,全球中产阶级的出现也一定会使人们产生更多的期望,作为中产阶级个体的公民们希望从他们的政府得到的物品与这些政府所能提供的物品之间的“差距”很可能会成为摩擦、冲突甚至反抗之源。[6]

    

   二、国际体系、国际格局与“极”等概念的考辨

   冷战终结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所发生的上述两个层面的权力扩散和转移对当前国际体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直接的影响,导致其发生重大的转型。从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政治学的角度而言,所谓国际体系是指在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层面由结构(structure)和相互作用着的单元(units)所构成的整体,其中的“结构是全系统范围的组件,它使得将系统(体系)看作一个整体成为可能。”[7]因此,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是决定国际体系形态和走向的关键因素,而通常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将国际体系中系统层面的结构称为国际格局(international structure)。由于国际格局与国际体系有着如此紧密的关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当前国际体系的转型从根本上而言就是国际体系的结构层面,也就是国际格局产生了新的发展、变化和走向。也正因为如此,自冷战终结以来,国内外国际关系学界对现实的国际格局演变问题展开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以至国内有学者认为:“对国际格局的判断和认识,是国际关系学者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以及国家领导人制定国家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都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是做研究和制定政策的起点。”[8]

毫无疑问,当前的国际体系源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Westphalia Peace)[9]所确立起来的现代国际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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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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