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涛:从功利到道义:当代中国权利观念道德基础的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2 次 更新时间:2013-10-12 14: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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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涛  

    

   【摘要】当今中国社会,以社会利益优先为内涵的功利主义权利观念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其存在的理论缺陷及其在实践中的不良影响已凸显了出来。道义论权利观念以人的尊严和自主性为权利之本,能更好地证成权利的平等性以及弱势群体的福利权,从而有效回应当下中国社会问题,显现出了其理论优势。虽然既有的功利主义权利观念基于传统和现实因素,依然拥有着较强大的影响力。然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道义论的权利观念将在两种权利观念范式复杂地博弈中,逐渐地确立自己的地位。

   【关键词】权利;权利观念;功利主义;道义论

   导论

   我们先从近期发生的两起事件谈起。

   事件一:宜黄强拆事件与争论。2010年9月,江西省宜黄县发生了一起因政府强制拆迁引发的自焚,致使一人死亡,两人重伤。这是近年来因拆迁引发的又一起血案。此事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舆论纷纷痛斥“野蛮拆迁”,认为政府应切实保护少数人的合法利益和正当要求。{1}然而,在此“风头浪尖”上,一名宜黄当地官员投书媒体,竭力为强拆制度辩解。{2}投书者的基本逻辑是,强拆促进了城市化进程,为地方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强拆以少数人的利益受损为成本,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因此是正当而合理的。

   事件二:深圳“驱赶高危人群”事件与争论。2011年4月10日,深圳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为迎接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进行“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的“战果”。据深圳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介绍,在过去的100天里,共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除出深圳。{3}依照深圳警方的解释,所谓“治安高危人员”是指“无正当理由长期滞留深圳,行踪可疑,对深圳市的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现实威胁的人员”。此事一经公开,立刻引起了媒体的注意。报纸评论指出,深圳警方驱赶的这些人并不是罪犯,因而驱赶行为威胁到了个人的基本权利。{4}面对质疑,深圳警方回应说,排查清理“治安高危人员”既不“违宪”,也不存在“侵犯人权”,他们会继续这一行为。{5}

   这两起事件在当下中国社会并不鲜见,它们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现实问题:社会利益实现与权利保障两种社会目标之间存在着紧张与冲突关系。以社会发展和公共利益为名,侵犯权利的事件屡有发生。而个体、弱势群体的权利在社会利益或以之为名的利益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这个问题在某些场景下,甚至以非常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现象让人深感困惑和忧虑。社会整体的发展无疑是值得追求的,但是,社会发展必然要以个体或弱势群体权益的牺牲为代价吗?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难道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或者说是天然敌对的关系吗?

   值得注意的是,两起事件引发争论的双方都频繁使用权利话语为己方的立场辩护并驳斥对方的观点。故此,我们用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公共话语资源之一的权利话语来分析此类事件背后所隐含的问题。从这些争论中大体可辨识出两种不同的权利观念,或者说权利立场。一种是权利优先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权利的优先性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核心观念之一。权利是衡量制度合法性、公共政策合理性与行为正当性的依据。权利不容随意侵犯,必须得到尊重与认真对待。因此,对社会利益的考量、证成必须以权利的保障与伸张为最高判准。另一种是社会利益优先的观念。该种观念认为,个人固然具有权利,但是权利要服从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社会利益才是在人们之间界分权利义务,衡量权利正当性的终极标准。约翰·菲尼斯指出,“现代的权利语法实际上提供了表达实践理性的全部要求的方式。”{6}(P198)在更深层次上,有关权利的观念与实践理性背后的伦理观念是相互勾连、互相融贯的。因此,本文借助规范伦理学的两种“理想型”权利理论进路:社会利益优先的功利主义权利理论进路和权利优先的道义论权利理论进路为概念框架,通过对这两种权利理论进路以及相互关系在中国社会语境中的分析,以理解和反思当下中国社会权利观念的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功利主义的权利理论进路及其问题

   功利主义是以利益为基点,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结果论的政治道德学说。功利主义权利理论以功利主义为哲学基础,主张权利的本质是利益,而权利的正当性取决于它对实现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作用。

   (一)西方的功利主义与权利理论

   作为政治道德理论的功利主义主要有以下内涵:首先,幸福论。功利主义认为趋乐避苦是人之本性,生活之目的在于追求幸福。幸福在功利主义那里并没有特殊的含义,它与实惠、好处、快乐、利益的内涵相同。{7} (P58)其次,结果论。功利主义按照一项行为势必增大或者减少利益相关者的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为。{7}(P58)任何行为能促进我们的幸福就是正当的、善的行为。功利主义反对没有依据的道德义务,要寻找道德上正确的答案,毋庸诉诸于道德权威,或者固守似是而非的传统信念,而是进行功利计算。换言之,“功利主义所倡导的目标不依赖于上帝的存在或灵魂的不朽,也不依据于其他可疑的形而上学的实体”。{8}(P10)最后,最大化原理。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任何一个社会也不可能满足所有人对功利(利益)的追求,因此功利主义提出了最大化原理。该原理经典地表述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的口号中,即通过计算一项行为或制度能否给利益相关的大多数人带来更大的满足来判断行为的道德正当性。因此,功利主义也被认为是增进公共利益的学说。至少从表面看来功利主义是有其吸引力的。

   功利主义哲学构成了功利主义权利观的坚实基础。功利主义的权利观有以下特征:第一,反对自然权利观念。功利主义权利观是通过批判自然权利观而确立自己的地位的。边沁称17、 18世纪盛行的自然权利是“高跷上的胡话”。{9}(P501)因为从认识论角度来看,权利只能来自于现实的人类社会生活,而不可能来自先验的不证自明的事实。从社会功用角度来看,当反专制的任务业已完成的情形下,内容模糊不清的自然权利可能导致的无政府主义对正常的法制与社会秩序存在着潜在的消解作用。第二,将利益视为权利的本质。权利是现代法律制度的核心概念,权利的本质为何这是权利理论的基本问题。功利主义坚持权利的本质是利益。{10}P71)在边沁那里,功利与利益同义,正是在利益的基础上功利主义和权利概念结合了起来。边沁说,权利本身就是利益,能带给享有者好处,义务则是必须履行的负担。{11}P301)奥斯丁认为,权利的特质就是在于给予所有者以利益。{12}(P140)第三,功利原理是判断权利正当性的标准。功利主义者认为,权利是实现人类功利、利益需求的工具,其正当性依赖于功利原则。对此密尔进行了清楚地表述,他说:“拥有一项权利,在我看来,就是拥有社会应当保护我所拥有的某种东西。如果反对者进一步问我为什么社会应当这么做,除了普遍功利之外我找不到其他理由。”{13}(P226)第四,功利主义重视权利的实证分析研究。功利主义将权利的本质诉诸于可经验的事实—利益,它认为法律是人造之物,权利是法律之子。基于其实证的立场,功利主义开创了对权利概念进行逻辑分析的传统。

   (二)功利主义及权利理论的中国化

   功利主义作为系统的政治道德理论虽源自西方,然而功利主义及其权利理论从不同途径融入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和法律话语中。其一,20世纪初,近代思想家梁启超、严复最早将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及其权利理论作为批判中国儒家旧的政治、道德观念,追求国家富强的新思想引入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当中;其二,社会主义思想谱系中的功利主义基因。在我国处于意识形态话语地位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将现实的利益关系作为理解人类社会的最基本因素,强调法律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而在我国则是维护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具;其三,当代的功利主义话语。1978年以后,政治与法制观念中的阶级话语逐渐消解,而利益话语得以凸显与强化。这充分体现在主流的政治法律话语中,由此也渗透于法治实践话语与社会生活的日常话语中。这些观念渊源汇聚、积淀而成当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法律与权利观念:法律被认为是维护利益的工具,权利被理解为一种合法的、正当的利益,而判定法律与权利合法性的依据在于利益的最大化。从实践意义上来说,功利主义是一种以目的—结果为导向,注重人的现实利益与社会利益,追求效率,支持社会改革的学说。这也是改革开放这30多年以来功利主义及其权利观念在中国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的原因所在。

   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实践非常契合西方的功利主义思想模式。[1]这种看法注意到了中国和西方在功利主义实践上的相同之处,却忽略了其内在的重大差异: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下的功利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基调,而中国语境下功利主义则更注重集体利益。由此,如果以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为权利价值光谱的两端,那么西方的功利主义权利观就显著地倾向于个人主义一端,而中国则偏向集体主义一端。何以存在这种差别?首先在于功利主义话语本身的复杂性。一方面,功利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在基本理念上也是注重保护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的。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一功利主义信条实际上也预设了个人主义的前提和基础。边沁坚持在进行功利计算时,“每一个人都只能算做一个,没有哪个人可以算做多于一个”。{13}(P233)他明确指出集体是个虚构体,不理解什么是个人利益,谈论集体利益就毫无意义。{7}(P58)但是,另一方面,功利主义证成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最终根据在于其所促进的大多数人的幸福。这种结果论模式隐含着集体主义的价值倾向。这种倾向在功利主义的重要代表密尔的思想中有充分体现。他认为功利主义追求普遍功利的思想能唤起和激发个人的集体主义的情感,而这种情感是值得追求的。{13}(P207-208)

   功利主义思想之中所包含的集体主义倾向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得以放大和强化。这从中国接受功利主义的思想渊源中就能找到端倪。梁启超、严复在评介西方的功利主义思想时,两人都将其要旨归结为,功利主义追求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并且推崇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14}(P75)由此,作为实现个人利益要求的权利,就成了凝聚国家利益,促进国家强大的有用工具。中国近代思想家们对功利主义有倾向性的解读,与当时国家赢弱,备受欺凌急于获得国家强大的历史语境有着密切关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扬的也是一种集体主义思想。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15}(P84)因此,个人的自由(权利)不过是个人的一种利益,当然要服从集体利益的需要。我们进一步拉长视野,会体悟到集体主义的观念与中国深厚的儒家传统中个人是集体的一部分以及追求整体和谐观念间的联系。可能正是儒家思想的这种深层思维模式使得我们易于接受,或者说选择性地吸收外来思想中的集体主义观念。这实际上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对权利观念的理解。

   (三)中国语境下功利主义权利存在的问题

   目前,功利主义的权利理论进路在我国社会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在中国浓厚的集体主义社会背景下,功利主义固有的理论缺陷在权利理论及其实践中逐渐凸显了出来。

第一,权利的利益论忽视了权利的道义性。权利利益论,即将利益视为权利本质的理论在我国的法学界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国内关于权利本质的主流理论学说主要有:利益说、力量说、资格说、可能说、自由说等几种。通过比较国内出版的流行的法学词典、教材、专著等书籍,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学说当中,利益说占据着显著的优势地位。[2]海外学者皮文睿的研究也证明了中国人权利意识中充斥着浓厚的利益观念。{16}(P114)由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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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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