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我国经济转型与改革的大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 次 更新时间:2013-10-12 14: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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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 (进入专栏)  

  

   中国经济能否在转型与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将决定着2020年中国能否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决定着中国未来1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而政府的转型改革能否成功是改革的关键点,是未来几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能否取得重要突破的决定性因素。以推动政府合理放权、分权、限权为主线,尽快形成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对中国未来几年的转型与改革具有决定性影响。

   由于多方面的因素,从2012年开始,我国经济开始从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进入7%~8%中速增长的历史拐点。能否适应中速增长阶段的特点,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在未来10年实现7%~8%的中速增长,能否在转型与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将决定着2020年我国能否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决定着我国未来1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因此,未来几年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好好把握这个关键时期?在政策选择上,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带着诸多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经济导报》:请问迟院长,您如何看待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

   迟福林:首先,我们要对未来5~10年中国新的战略机遇有一个客观的估计:首先是扩大内需、释放13亿人的消费需求;其次,我们说要把这个新的战略机遇牢牢抓住,核心就是经济转型要有实质性进展,即从投资主导型转变为消费拉动型、创新驱动型,也就是说,必须破题经济转型,才能释放发展潜力。最后,转型必须依靠改革,改革不突破,经济转型就难以破题。

   《经济导报》:您提到中国新的战略机遇是扩大内需、释放13亿人的消费需求,那么这个内需有多大规模呢?

   迟福林:初步测算,到2016年,我国消费需求规模有可能达到30万亿元人民币;到2020年,我国可望释放的潜在消费需求规模有可能达到45万亿~50万亿元人民币。考虑到消费引致的投资需求,我国的内需总规模有可能接近百万亿元人民币。商务部公布的《国内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预测,相比2010年,到2015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从15.7万亿元上升到30万亿元,以年均增长3万亿的规模扩张。另外,我国有7亿多农村人口,这个人群消费潜力巨大,把这个潜力释放出来,将对未来5~10年扩大内需战略产生决定性影响。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的消费倾向在未来10年会产生大改变,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加快,净消费者的增加也在加快,在其它因素不变的前提下,老年人口抚养比例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最后,我国未来的投资需求,仍然潜力巨大,以文化产业投资需求为例,要实现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由目前占GDP的3%上升至2020年8%的目标,未来10年需要累计投资20万亿左右。

   《经济导报》:您刚才提到7亿农村人口的巨大消费潜力,那么如何释放这个巨大消费潜力呢?

   迟福林:城镇化!人口城镇化!未来5~10年,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人口城镇化将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首要目标和基本要求。人口城镇化承载着释放内需潜力的重大使命,承载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使命。从释放内需的角度看,城镇化可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将低收入的农民转变成中等收入的城市工商业者,根本原因在于工业收益与服务业收益远高于农业收益;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看,城镇化对服务业发展提出现实需求。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人口集聚、生产方式的变革、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会带来庞大的生活性服务需求;城市发展要素的配置,社会分工的细化,不同产业的衔接,也会带来庞大的生产性服务需求。城镇化将会推动服务业的发展,提高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

   《经济导报》:城镇化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贡献将会有多大?

   迟福林: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率达到50%以后是服务业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日本服务业是工业产值的3倍,德国是2.68倍,而我国目前仅有0.98倍。

   《经济导报》:服务业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迟福林:我国经济结构问题很大,需要优化。2011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仅为43.4%,世界平均水平为70.9%,相差近30个百分点,比某些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左右。我认为,调结构的的关键在于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出路在于发展开放型服务业。

   从扩大内需的角度看,人口城镇化会带来教育、医疗、保险、旅游、交通、通信以及文化娱乐等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城市发展要素的配置、社会分工的细化、不同产业的衔接,也会带来金融、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而为了提供上述服务,又会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服务业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越来越大,并且可以创造大量就业。

   《经济导报》:当前制约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制度性因素是什么?

   迟福林:很多从金融、土地、税收到行政审批、价格等,制度障碍关卡重重。以用地制度为例,根据《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12》计算,2011年,全国105个主要城市的工业用地价格仅相当于商业用地、居住用地价格的11.53%和14.43%。服务业用地价格长期高于工业用地价格,既导致工业转型升级动力不足,又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降低了土地的整体使用价值。实现服务业用地与工业用地“同地同价”,不仅能推进服务业的发展、工业的转型升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房价贵的问题。

   未来8年,基本形成服务型经济体系,关键是加快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与体制创新。在银行、证券、保险、电信、邮政快递等行业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取消经营范围限制;在教育、医疗、文化等行业扩大开放试点的同时,调整服务业用地政策,创新服务业政策体系,最大限度地为服务业发展“松绑”。

   《经济导报》:未来10年中国发展转型存在重大战略机遇,会不会也同样面临着重大矛盾和问题呢?

   迟福林:未来10年中国发展转型,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主要在三个方面:经济转型方面、社会转型方面和政府转型方面。

   在经济转型方面,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投资消费失衡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内生增长动力远未形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缓慢,服务业比重长期徘徊在40%左右;资源环境约束全面加大,环境危机因素增多;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尤其是产能过剩日益突出。

   在社会转型方面,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贫富差距问题比较突出,我国的基尼系数在2012年已经达到了0.47,2003~2012年这10年都超过了0.4的警戒线;社会结构不合理,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低。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大致为23%左右。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低是形成社会矛盾、社会风险因素的最深刻的根源。即使有些家庭达到了中等收入的水平,但身份认同感较低。社会矛盾、社会风险不断加大。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增加了10倍,其中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污染等利益冲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80%左右。

   在政府转型方面,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仍然突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不分,权力结构不合理的矛盾突出。中央与地方关系尚未理顺,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矛盾问题逐步增多。政府自身建设的矛盾问题比较突出。政府本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但由于增长方式和财税体制、干部体制等问题的存在,以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为主要特点的政府自身利益倾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有进一步固化的趋势。

   《经济导报》:如何解决上述三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呢?

   迟福林:只有改革一条路。与上述三个方面的矛盾问题相对应,未来改革面临着三大选择:经济转型到了关节点,改革重在形成拉动消费支撑中速增长的体制机制;社会转型处于临界点,改革重在建立有效协调利益关系的体制机制;治理转型到了关键点,改革重在建立有效治理腐败的体制机制。

   《经济导报》:要形成消费支撑增长的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在哪?

   迟福林:改革重点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以理顺资源要素价格为重点,深化价格改革。建议1~2年内,全面推进成品油、天然气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加快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加快资源税改革。(2)推进以利率、汇率市场化为改革重点的金融体制改革。(3)放开市场、引入竞争,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建议未来2~3年内,在铁路、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邮政等领域,将自然垄断和竞争环节切实分开。竞争性的领域对民间资本全面放开;自然垄断的领域吸纳民间资本广泛参与。开征垄断利润调节税。(4)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从全局出发发挥国有资本的作用,国有资本应当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配置到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医疗以及基本住房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国有资本应当逐步提高收租分红的比重,争取“十二.五”末期不低于30%。以国有资本的部分股权补充养老基金缺口。(5)加快农地物权化制度创新,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

   《经济导报》:如何推进以协调利益关系为重点的社会转型方面的改革呢?

   迟福林:以民富优先为导向,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以创新社会管理为关键,尽快形成常态化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共享机制。(1)推进城镇化、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2)尽快破题收入分配改革。推动建立工资协商谈判机制,形成劳动者报酬正常增长的保障机制。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实质性降低工薪阶层税负。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提高收入分配透明度。(3)以制度统一为重点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接。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改变负福利现象。(4)按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转型。加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公共服务导向的中央地方财税关系。

   《经济导报》:政府转型方面的改革重点是什么?

   迟福林:政府改革的攻坚重在解决体制机制性腐败。我们的思路性建议是:加快政府向市场和社会放权,以权力公开透明为重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全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2)推进公共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公开化。(3)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将政务公开扩展到整个公共服务领域。(4)分步推进官员财产公开。稳步推进官员财产公开是个大课题,需要制定官员财产公开的过渡性改革方案,在操作上可实行三个“率先”:一是新当选或新任命官员率先公开;二是新任官员中领导干部率先公开;三是财产中不动产率先公开。(5)按司法权公正、独立行使的要求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例如,探索建立中央地方双重法院体制,由中央层面的法院体系,专门负责土地、税收、金融、破产、涉外和知识产权等领域的经济案件审理,以克服经济领域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一般民商事案件与治安刑事案件、家庭婚姻继承案件、青少年犯罪案件仍由地方法院受理。

   《经济导报》:三大方面的转型改革关键点在哪里?

   迟福林:关键点在政府转型改革能不能成功,因为政府转型是未来几年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能不能取得重要突破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政府转型改革不彻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很难理顺。所以说,政府转型仍是全面改革的重点和关键。以推动政府合理放权、分权、限权为主线,尽快形成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对我国未来几年的转型与改革具有决定性影响。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江风扬/采

   来源: 经济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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