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自由主义与公正:对若干诘难的回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04 次 更新时间:2005-05-18 22: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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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  

  

  1998年以来,中国知识界掀起了批判自由主义的小高潮,罗列的罪名又重又狠,所用辞汇既尖且刻,大有把自由主义批倒批臭之势。起初批判者所援引的多半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资源,后来他们又渐渐转向直接动用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他们挪用一切可以挪用的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性理论,而不管这些理论本身是如何地相互冲突。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将这些批评者概称为“新左派”,这样做尽管有贴“标签”之嫌,但总体上来讲还算是客观的,而且新左派这个标签本身并无贬义。中国的新左派在西方思想界的精神“教父”们其实既勇于、也乐意接受“新左派”这一标签,大概中国的新左派也没有理由排斥这个标签,一个信仰者本来就应该对自己的信仰理直气壮。

  

  西方国家的左派既批评自由主义体制,也批评极权体制。而中国的新左派虽然师从他们,但在反对自由主义体制的同时却没有批评极权体制的勇气,相反却帮着拥护极权体制的老左派打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新左派对自由主义所发动的全面攻势中,重点是指向自由主义对公正、尤其是分配性公正问题所持的立场,并提出了种种的批评与诘难。因此,真正秉持自由主义理念的学者有必要正面回应,申述其在公正问题上的立场,说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公正问题上的理念差异、以及对中国目前存在的公正问题的不同诊断及解决办法。

  

  一、不同的理念

  

  在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遭遇到的重大批评之一,就是指责它忽视、回避了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和社会不公现象,对弱势群体的悲惨处境麻木不仁,未能给中国目前的社会不公现象开出自己的药方。当然,中国确实有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靠着单一地批评计划经济来维护其社会地位,而对目前的贫富悬殊状况和社会的不自由熟视无睹。

  

  他们连公正这样的观念都不能容忍,甚至千方百计地用所谓的“自由主义”为贫富悬殊和腐败提供合法性解释。这样的扭曲的“自由主义”有其致命的弱点,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软弱、无能、庸俗的贵族式“自由主义”,它无视社会公正是半点也不奇怪的。但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并不能代表真正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在中国登台的真正意义在于,它针对着穷人没有改善生存处境的自由、绝对不公平的竞争、官商勾结、政治权力不受节制、平民的私人财产不受保护的社会现实,它与这种现实是根本对立的。在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不是权势与贵族的自由主义,而恰恰是站在民间立场上争取每一个普通人和弱者的权利和自由、力主宪政民主和有限的政府、强调约束不受节制的专横权力的民间自由主义。正因为自由主义的这种特性,它在今日的中国仍然是极其边缘的,并倍受压抑、排挤和攻讦,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仍属少数派,是个弱势群体。那种认为自由主义没有为中国的社会不公现象开出有效药方的诘难,实际上是要坚冰之下的自由主义嫩芽对严寒负责,这恐怕是自由主义所担当不起的,也没有理由要求备受打压的自由主义思想独自为现实中的社会不公承担历史责任。

  

  自由主义是一种普世主义,它强调人的普遍权利和普遍价值,如代议制民主、间接民主、宪政、法治、有限政府、基本人权等。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是每个人本应具有的基本权利,无论人们的社会地位、财产、声望、权力、阶级、等级、民族、文化等如何不同,每个人都应当平等地充分享有宪法赋予的自由权利。只有当人们充分享有自由时,人的独立、尊严和幸福才能实现。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生存和发展。个人的自由要求个人对自己的幸福和家庭的福祉承担责任,同时也发挥人类天然的扶危助困的美好情感。自由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争执的焦点不是应不应该帮助穷困者,而是究竟用哪一种方法更为有效。自由主义认为,没有一种手段能够比市场体制更有效地改善资源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效率,而建立有效的制度才是帮助穷人摆脱贫困的根本。

  

  从世界范围来看,自由主义的诞生比计划经济的登场要早得多。自由主义的内在生命力决不应止于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它的立足点从来就在于建设,而不在于批判、破坏。自由主义在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上(包括分配性公正问题)所提出的建设性解决办法,比它的任何对手所提出的办法要合理有效得多。在二十世纪里,包括计划经济在内的各种自由主义的对手曾经一度不可一世,大有终结自由主义之势。但是,苏联东欧的巨变和计划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彻底破产再次证明了,自由主义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对其对手的批判,更在于它为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目前在中国,一些人仍然希望为尚未谢幕的计划经济留得一席之地,所以,中国的自由主义对计划经济的批判还远远没有完成。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现在中国的知识界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只追求过程的公正、不顾结果的公正,只谈论竞争、不谈论平等,以自由主义之名贬低和否认平等,把所谓的“自由”理解成少数人的“特权”、而不是所有人的“权利”,强调富人、强人、能人的自由,而无视弱者、不幸者、穷人、雇工、无知识者的权利。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们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为少数人的“特权”服务,还是在伸张所有社会成员的权利,恐怕是不言自明的。

  

  在自由主义看来,人的平等是指法律面前的平等,所有人都应受到以自由为依归的法律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对待。这便是平等的首要涵义。这种平等权是不可剥夺的、不可让渡的权利。平等权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享有最大限度的选择自由,来充分实现人在各个方面的潜能。平等权同样意味着可以享受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的自由,因而也享有免遭其他人或个人联合体(如黑社会、政府)侵害的同等自由。平等并不意味着机会的绝对平等,而只是意味着享有机会的同等自由。平等不意味着政府应对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同等的保障,也不意味着人们有权平等地占有政府提供的物品(法律所提供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待遇不在此列)。

  

  人生而平等,并不意味着人生来就在精神、物质、机遇、个性、品德、成就方面完全相同,也不意味着所谓的占有同等财富的权利。

  

  在经济方面,平等权指的是机会的平等,即免于政府对个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追求物质财富方面的任意限制。按照自由主义的看法,为个人提供经济方面的保障首先是个人或由个人自愿结成的团体(如家庭)的责任,而不是政府的职权。没有一个政府有能力为所有的个人提供经济的保障;而政府一旦作出这方面的承诺,通常是为了让人们放弃自由,其结果是个人为在经济上得到保障却失去了自由。政府对个人提供的帮助越多,对受助者的命运的操控也就越多;个人的自主性和自由度也越小,会像动物园中的动物一样,最终导致生存能力的退化。

  

  形形色色的空想家们常常想让现实世界屈从于头脑中的空想世界,追求绝对的结果平等即为一例。极左的平均主义理想强调分配的均等性、人人共享“大锅饭”,似乎志在消灭人世间的不平事。它给人一种道德上清高纯洁的假像,其实骨子里充满了物质享乐主义的气息。

  

  它最计较的就是物质财富上的得与失,实际上总在琢磨,如何付出较少的劳动,得到较多的别人的财富。这种观念用静止的眼光来看待财富的总量,只关心财富的分配,却不关心财富的生产;它着眼于对现有财富之饼的分割,而不是着眼于创造新的财富来使财富之饼不断增大。从这种理念的种种实践来看,这种分配方式虽然强调对财富之饼的平均分配,不但做不到绝对的平均,反而容易滋生和助长各种特权。这种分配方式往往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是在特权的基础上强调平均分配,即同等的特权享受同等的份额,而不同的特权层次之间存在悬殊差异则被视为天经地义;其二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最终导致社会的贫困。所谓的绝对平等是典型的空想式产物。这种念头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但无法实现,而且危害极大;不仅无助于克服本来可能改善的不平等,而且被证明会带来更大、更有害、更令人不能容忍的不平等和特权。在现实社会中,如果头脑中的抽象空洞的理想占了上风,现实合理的可行性目标就只好甘拜下风;如果过于执着地追求平等的幻像,就难免要毁灭政治和社会自由。极端地追求平等、公平或公正是一个恶德,而适度地追求自由却是一种美德。

  

  自由主义对平等的理想既十分同情,又十分警惕。自由主义信奉的是权利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权利的平等始终是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理想。因为,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平等,尤其不存在结果的绝对平等。当自由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时候,它只能是平等的自由和权利,即所有人能享受同等的自由和权利。平等的权利即公平的待遇,指的是人类在若干方面享有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而不管他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差别。平等的结果则要求人类在分配上不应当有差别。平等的权利并不排除差别,并不产生平等的结果(不论是在机会的平等利用上还是在财富的平均分配上)。自由主义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来改进自己;唯一的、真正的平等是道德和人格上的平等,以及相应的自然权利上的平等。经济上的平均不是经济的进步,一旦财产与私人占有分离,自由就失去了根基。平均主义的道德观会破坏私有财产和社会道德。人既然在天赋和能力上是不平等的,在社会中就会表现为个体之间的差异,多样性与复杂性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社会中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不仅不可悲,而且是一个良性社会所必需的。不同的工作需要有不同的人来做,不同的贡献会得到不同的报酬。如果社会中没有这样的差异,人们将失去工作的动力。

  

  平均也许是最有影响和最有魅力的一种价值观,但却不是最有益的。绝对的结果平等,本身就是永远不可能、也不值得实现的空想。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满足人们欲望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是有限的。就算是人们可以拿到等额的报酬,也绝对不可能给每一个参加运动会的人都奉送一个冠军的头衔。在这个世界上,多数的东西是稀缺的,只有在正当的竞争中取胜的人才有权利得到它。自由主义主张通过财产的适当转移来帮助穷人,但反对政府用强制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财富的再分配只能诉诸自愿行善和民间的慈善,这一点与自由主义的另一个根本立场是一致的,即任何善行都必须是自愿的,而不能基于强制。只有用自愿的手段才能把好事办成好事,若用强制的手段,就会把好事办成坏事。

  

  根据自由主义的平等观,人既生而平等,又生而有别。平等既可以成为自由的最佳补充,也可以成为它最凶恶的敌人。托克维尔认为,平等是一个诱人的理想,同时又是太容易堕落的理想,平等常散发着一种“邪”味,它使弱者把强者贬低到他们的水平上。实际上,人们越是致力于争取更大或更多的结果平等,人们就越有可能陷入等级、特权和精英专制的泥坑。

  

  既然自然造就了人类社会的多样性,要用单一性来取代这种多样性,就不免要使用残酷的武力、精神的摧残、乃至肉体的消灭才能达到目的。因此,单一性和整齐划一必然会窒息活力与自由。隐藏在强制的整齐划一的背后的,往往是妒嫉、仇恨和掠夺,是一种低级、野蛮的冲动。这种冲动一旦占了上风,就可能主张只允许一种声音、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种族、一种语言、一个阶级、一种教材、一种习俗、一种收入水平等主张,这也就是极权社会的写照。所以,自由主义最反对用政府的权力来制造结果的平等,不论平等有多大的价值,强制的平等是不智、不当和不安全的。人们如果想得到平等的结果,就必须要放弃权利的平等,并准备容忍不平等的手段、接受歧视性的待遇、认可不平等的机会、赞同掠夺性的再分配。

  

  权利平等观反对结果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任何旨在追求结果平等的激进革命或渐进式社会工程,都将导致权力的集中和国家的干预,进而造就一个权力、职能、规模和占有资源不受限制的政府。这种集中和干预对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平等构成极大的威胁。它把“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分配原则变成了“不服从者不得食”。它还将招致对个人成功机会和财产的剥夺,从而妨碍个人的自立和自强,会严重削弱个人生活的“自主”性。所以,平均主义的结果平等不仅是荒谬的高调理想,而且是错误的害人实践。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平等,尤其不存在结果的绝对平等。所以,强制的平等给自由和作为其产物的多样性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自由主义否认自由需要结果平等,自由只需要一种平等,即每个人在法律面前的同等权利,尤其是其生命、自由和财产免受侵害的权利。

  

  在关于中国当前存在的不平等的起源这一问题上,自由主义的权利平等观与新左派的结果平等观之间的对立是十分鲜明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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