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嵎生:关于中国外交战略一些问题的探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9 次 更新时间:2013-10-10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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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嵎生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以及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步伐的加快,加之日本和几个东盟国家不断制造岛屿争端,中国外交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但机遇也空前大好;形势错综复杂,任务繁重而艰辛。总体说来,现在中国周边形势比新中国成立以来任何时候都好,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具魅力。但由于美日一个“绝不做老二”、一个“不甘心做老三”思想作祟,太平洋的水被搅浑了,已经不那么太平了,好像“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处于“C”型甚至“O”型包围圈。

形势决定任务,任务决定政策。任何国家的外交战略(政策)都离不开它的社会属性和基本价值观。中国当然也不例外。目前,国内外专家学者都很关心和重视中国的外交战略,众说纷纭。如韬光养晦战略“已经过时”,现在“应该大有作为”;应该重新考虑是否仍要继续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需要重新评估“不结盟”政策的利弊,启动“准结盟”或“半结盟”政策;中国外交“缺乏风骨”,“大国应该有大外交”,等等。作为一己之见,笔者希望就上述问题与有关专家学者进行探讨。

“韬光养晦”是不是“战略性的”,是不是“已经过时”,现在是不是应该“大有作为”了?

就经典意义上的“韬光养晦”来说,它是弱势群体或个人图谋霸业和最终击败敌人的“策略”,或曰“权宜之计”。在这方面,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为成功,刘备也是很好的例证。但邓小平同志提出“韬光养晦”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的社会属性已大不相同。外交部一直把它翻译为“to play low profile”(低调处理),并非偶然,意思是说,要谦虚谨慎,不要张扬和锋芒毕露。而且,邓小平讲这番话时,紧接着还特别提到要“永不称霸”和应该“有所作为”。因此,绝不是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邓小平之所以告诫我们要“韬光养晦”,是因为中国太弱;现在中国的GDP已经是“世界老二”了,综合国力已大大提高,岂能墨守成规,继续搞什么“韬光养晦”;中国应该在世界上“大有作为”,“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是很大的误解。

“韬光养晦”是现代中国的长期战略方针,是由中国社会属性决定的,也是中国构建“和谐世界”和“不称霸”,以及“和而不同”、“平等伙伴关系”等一系列价值观所决定的,并非是一种策略。它同“有所作为”是辩证统一的。过分拘泥于“韬光养晦”,容易导致“无所作为”;过分强调要“大有作为”,咄咄逼人,就可能影响乃至破坏中国外交大局,也是不合适的。比较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增强韬光养晦意识,积极有所作为”。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特别是自己的周边,应该也必须“积极有所作为”。但我们必须谨记三点:一是要“审时度势”,充分评估可能性与可行性;二是要不忘“总体战略”,以及时代的诉求;三是要注意政策和策略的运用,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所谓“上兵伐谋”。总说要“大有作为”,盛气凌人,动不动就想“教训”人家,并不可取。

以现在亚太地区形势为例,美国正加快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日本“不甘心做老三”,企图“借力”美国,乘顺风船,紧密配合;菲律宾和越南也制造事端,不断造势。显然,它们就是要把太平洋的水搅浑,刺激和遏制中国,挑动对抗。

面对这种形势,有人主张“对着干”,“杀出重围”,教训一下某某国家。殊不知,如果真“对着干”,可能正中奸计。中国高度警惕和应对一系列事端,“稳坐钓鱼台”,一方面着力提高军事实力,以防万一,同时强调要顾全和平与发展大局,采取“以柔克刚”和“釜底抽薪”的方针。这并非是示弱,而是新形势下的“绵里藏针”。有关方面都十分明白,中国主张构建“和谐周边”,但有其不可侵犯的“红线”,必要时可能会“先礼后兵”。美国现在是在虚张声势,后顾之忧颇多。日本等几个国家最多不过是挟洋自重。它们可以把太平洋的水搅浑,但掀不起大浪,成不了气候。

中国是否应该放弃或者至少调整“不干涉内政”原则?

“不干涉内政”是《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之一,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一大要素。它是弱小国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有力武器。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和维护这一原则。有人说,过去我们国弱民穷,怕别人干涉内政;现在强大了,还怕什么?该干涉时就要干涉,不必前怕狼后怕虎。这种想法不仅有违《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不符合中国的社会属性和行为准则,更容易把中国置于强权政治国家的行列,并为敌对势力利用。

当美国媒体放出试探气球,宣传“中美共治”(G2)时,中国有些学者认为,可以考虑和尝试。这引得当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反应十分强烈,说中国过去同它们站在一起,现在要伙同美国一起来“共治”它们了。所谓“共治”的“治”,实际上就含有“干涉内政”的意味。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冷战结束后,美国图谋建立“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强力推行它价值观旗号下“保护的责任”,宣传“不干涉内政原则过时论”,提出“人权高于主权”,主张所谓“人道主义干预”,实行“新干涉主义”。20世纪末,美国和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就是典型的例子。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美西方在中亚等地区推行“颜色革命”也是很好的例证(虽然很少成功)。2011年利比亚战争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它们名曰“保护平民”,“反对滥杀无辜”,实际上它们在利比亚造成的死亡人数大大超过了卡扎菲,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美西方又想在叙利亚故伎重演。它们打着“保护平民”的旗号,企图再次推行“新干涉主义”和“政权更迭”。奥巴马总统早在2011年下半年就公开声称,巴沙尔总统“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必须下台,好像奥巴马成了叙利亚人民选出的“代言人”。2012年以来,美国和个别欧洲领导人也不断叫嚷:巴沙尔必须下台。他们表面上支持安南联合特使六点和平计划,实际上阳奉阴违,以各种方式支持反对派,全面打压叙利亚政府。叙利亚局势之所以不断恶化,死亡人数和难民日益增多,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和北约一些国家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使用否决权,在安理会对涉及干涉内政的决议大会上投反对票,是中国维护《联合国宪章》原则、劝和促谈的表现,有利于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不怕美两方的无理指责。这也是中国在新形势下的“积极有所作为”。

中国应放弃“不结盟”政策,准备结盟或“准结盟”吗?

“不结盟运动”是在冷战和两霸争夺时期应运而生的。它反对结盟对抗,反对两霸争夺世界,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至今它仍然具有独特的生命力。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结盟是北约和华约,其次是美日安保条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也是一个,后来中美建交时,美国被迫废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是一个,后来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和苏联解体,也就等于“废了”。中国一直是“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自始至终支持“不结盟运动”。

冷战结束后,华沙条约解体,北约本已失去存在的意义。但美国和一些北约国家的冷战思维仍阴魂未散。美国奉行“东扩西进”政策,把北约边界推进到俄罗斯的大门口;把美日安保条约的影响一步一步推向中国周边,近年来更是咄咄逼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些人沉不住气了。有专家学者认为,中国正在“被包围”,处于“C”型甚至“O”型包围圈,应该考虑“结盟”对抗,争取主动。

问题是,现在时代不同了。美国继续推动和加强“结盟”,不得人心。中国顺应和平与发展的诉求,主张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和构建和谐世界,首先就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可以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和“新安全观”的亲和力,巧妙应对美日等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如果我们也开始搞“结盟”或者“准结盟”,同美日或北约“分庭抗礼”,那就势必要在全球范围内,导致一场破坏性的“新冷战”,不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违背世界人民对新世纪的期盼。

当然,“不结盟”不等于不加深合作。拿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来说,中国不赞成G2,主张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但近期以来,美国对中国一直是“好话与狠话齐飞”,“两面下注”。中国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显然不同。十多年来,已有了全面深入的发展,实际上已是冷战后“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双方及时就重大国际安全问题进行沟通和磋商,相互支持,彼此都十分注意关照对方的核心利益。但双方都不主张结盟和不必要的对抗。上海合作组织虽然一致主张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不对抗,但在反对三股恶势力方面,它们是紧密合作和相互支持的。在这种情况下,“结盟”的意义何在?中国应同谁“结盟”?谁又想与中国“结盟”?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外交缺乏“风骨”和“大战略”吗?

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中国外交虽然也走过一些弯路,有过一些失误,但总体上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主张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反帝反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反对霸权主义和冷战,到主张和平与发展、合作共赢、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再到“新安全观”、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构建和谐世界与和谐周边,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外交战略都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从“和平共处”到“和谐共处”是时代变迁量变进程的产物,是中国大外交“更上一层楼”的体现,是一面鲜艳的旗帜。

当今世界,很显然,有两个“大外交”战略在悄悄博弈:一个是美国要建立其价值观基础上的“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主张“人权高于主权”,打着“反恐”和“新干涉主义”旗号,对异己国家不断搞“政权更迭”;一个是中国要构建中国“和而不同”哲学思想基础上的“和谐世界”,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美国大外交的关键词是“领导”和“绝不做老二”。中国大外交的关键词是“平等伙伴关系”和“合作共赢”。这种博弈可能要长期存在,甚至要持续一个历史时期。我们的时代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新世纪和平与发展的前途能不能实现,中国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世界人民将在实践中作出正确的选择。

来源:《当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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