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看，今天中美关系的僵局是美国一手造成的，但是无庸讳言，我们自己，特别是许多博学多情的知识分子对美国的理解，同样也是僵化的、浪漫的、充满幻想的――特别是情绪化的。经常产生一些一厢情愿、似是而非的荒唐念头，其见识往往还不如没出过国的老百姓，就不足怪。
例如，“美国是法制国家”(其实中国的秦朝就已经是“法制国家”了)，美国能有今天，归根到底是因为有一部十全大补的民主大法保证自由人权的结果(好象中国只要有了这么个东西，就可以为万世开太平了。)上面种种过于抽象的说法，离开美国的现实与历史条件，无异于痴人说梦。其实，从历史上看，美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最“善变”的国家。或者说，不断在谈判和妥协中调整自己的制度选择，这是美国人性格中最“可爱”之处，这甚至也是“民主在美国”成功的要害。当然，同样的今天，正因为中国也在进行改革和调整，这才构成了中美“可以坐下来谈”的基础。
同时必须看到，中美双方舆论上的互相“包装”，促使了两国关系的僵化。不过——这在美国是“妖魔化中国”，而在中国则是“理想化美国”，双边互动，使双方加深了误解，到了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是谁的地步。仅就中国国内某些“话语”对于美国制度“特殊”的理想化解释而言，它造成了中国公众对美国的不切实际的理想化幻觉：比如美国的制度已经是完美的制度，这种完美制度导源于一系列终极真理和价值，故一经设计完成，就一劳永逸，光芒照耀千秋万代。再例如，美国的政策是深思熟虑、高度理性化的产物，因此，美国人是言必信果的，美国人是不吓唬人的，美国人说话是算数的等等等等，而这一切又皆因美国的宪法是“百年大法”，一经确立，不可更动云云。
这种论调在今天，又反过来造成了中国人对美国的政策从来就是既定的、不可变的误解，这最终导致了双方立场的僵化。我们忽而对美国充满幻想，忽而对美国“不抱任何幻想”，更弄得美国人自己也牛气哄哄，上台容易下台难。其实，正如坊间还有一本畅销书《总统是靠不住的》，它说些什么我不清楚，但从历史上看，岂止“美国总统是靠不住的”，毛主席在1958年《告台湾同胞书》中的话才是一语中的：“美国人从来就是靠不住的”——而时间将反复说明这一点。
不过，历史事实往往还是不能战胜“雄辩”。例如，最近有一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者就认为，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一劳永逸地奠定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础和公民自由权的基础。这人大概是从来没去过美国――其实，也不必出国考察，翻翻书就会知道，当年费城的制宪会议完成的是各州与联邦之间的利益划分，会议的参加者是各州利益的代表，是些农场主、商人和从业律师，他们不是围绕着公民自由权，而是围绕着各州之间的权力进行谈判与妥协。而被美国今天到处宣扬，被类似于我们这位经济学者津津乐道的“人权”和“公民自由权”，不但没有在制宪会议被一劳永逸地确定，而且在著名的费城制宪会议上，根本就被忽略了。真实的历史状况是：公民自由权和“人权”只是随后作为各州之间、州与联邦之间讨价还价的“砝码”被逐渐提出来的，并在这种讨价还价中才逐步确立起来的——这同样还是个“无意插柳柳成行”的结果。
其实，早在100多年前。中国的思想家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就道出了西方民主的实质：“以自由为本，以民主为用”。在严复那里，所谓“自由”就是指经济自由主义的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和保护，所谓民主首先是指“程序”，即为了追求、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进行谈判、妥协的程序，而谈判、妥协的法律结果连同程序一起，被称为“民主”。一句话，“民主”不是一种既定的、完美的方案，而是意味着“可以坐下来谈”，而至于怎么谈，会不会谈，谈得好不好，那就是利益博弈，需要知己知彼了。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纵观中美关系的历史，一个基本的结论应该是清楚的：就是对于这些久经商场和沙场的谈判老手，针对他们的“一手软，一手硬”，起码要准备同样的“一手软，一手硬”。中国号称“斯文”之国，常以缺乏与势利和实利之徒打交道的经验为荣，但是，对于商人乃至职业政客，起码的一条古训还是有的：那就是先小人，后君子。乃至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其实也是“来而不往非礼也”的题中应有之意。
谈到中美关系，我们不能不想到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已故主席毛泽东。当这位与美国战争贩子有“杀子之仇”的80高龄的老人，向尼克松总统伸出和平的手掌时，他没有忘记冷峻地指着基辛格的肩膀说：我知道你们是要攀着我们的肩膀去制约俄国人——毛主席嘲笑说：总有一天，我们没有用了，你们就想把我们踢开，也要制约我们。
毛主席接着晃动了一下拇指：你们认为自己是这个，他又伸出小拇指说：认为我们是这个，但是，你们不要小看我们――毛主席以他惯有的哲学语言警告说：苏联给我的帽子是军阀，你们给我的帽子是战争贩子，我告诉你们，这两顶帽于对我正好——不大也不小，正合适!
为了中美人民之间的长久友好，为了切实增加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毛主席与尼克松总统商讨了派留学生去美国的问题。毛主席知道基辛格仍然是独身，就诙谐地说，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中国夫人，在这之后，毛主席郑重地说，我们可以派些学生去美国，最好是年龄小一点，可以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学成之后，留在那里也没有关系。毛主席诙谐的说：我们人口很多，如果需要，可以支援一些给你们。
中美之间走到一起来，从来不是因为信念和感情，而是基于朴素的共同利益，基于这样坦率的对共同利益的考虑，美国与中国才找到了共同语言，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生存和子孙后代的生存。毛泽东谈到了中国的孩子，面对外人，他没有谈自己的儿子，但是，对战死沙场的毛岸英，在座者当然彼此心照不宣。
而仅仅一天以后，尼克松总统在面对全球发表演讲时，便立即作出了回应——他谈到了自己的女儿。
今天，当中美关系处在十字路口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也许应该一起来回顾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曾经震动世界的演讲——让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号称“极右翼”的美国总统，是如何与“红色人民中国”找到了共同语言的：
“全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在倾听着。全世界在等待着——看我们将作些什么。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呢？就我个人来讲，我想到我的大女儿，今天是她的生日。当我想到她的时候，我就想到全世界所有的儿童，亚洲、非洲、欧洲以及美洲的儿童，他们大多数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生的。
我们将给我们的孩子留下什么遗产呢？他们的命运是要为那些使旧世界蒙受苦难的仇恨而死亡呢，还是由于我们有缔造一个新世界的远见而活下去呢？
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统治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伸出手去统治世界。
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
本着这种精神，我请求诸位同我一起举杯，为毛主席，为周总理，为能够导致全世界所有人民的友谊与和平的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干杯!”
这不仅仅是漂亮话和煽情之论。它之所以应该成为中美关系的永恒见证，是因为它说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一说出一个真理，残酷的真理——这就是：
由于中国人民英勇地牺牲了自己的儿子毛岸英，所以美国人民才不想失去自己的女儿。
为此我们才可以说——
“为有牺牲多壮志”：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识时务者为俊杰”：美国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