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志 王鹏祥:论我国宪法指导下刑法理念的更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0 次 更新时间:2013-10-09 22: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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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志 (进入专栏)   王鹏祥  

    

   【摘要】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所蕴涵的控权思想和人权保障价值被贯穿于整个中国刑事立法之中,对我国的刑法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我国刑法理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目前我国刑法理念的更新主要体现在基本树立了罪刑法定的理念,适度犯罪化的理念,保障人权的理念和注重刑罚效果的理念。

   【关键词】宪法;刑法理念;罪刑法定;保障人权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宪法在内容上所具有的国家根本法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的最高法律地位,其他法律的制定与运行都要受到宪法的制约。刑法作为规定犯罪与刑罚处罚的部门法,应当具有合宪性。刑法规范的价值取向应当顺应宪法的目的,宪法所蕴涵的控权思想和人权保障价值应当被贯穿于整个中国刑事立法之中。自我国1982年宪法制定以来,宪法所确立的法治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等对我国的刑法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我国的刑法理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拟结合我国刑法的发展对刑法理念的更新加以探讨。

   一、罪刑法定的理念

   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刑法典的制定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多次停滞,罪刑法定根本无从谈起。1979年刑法典是在反思十年动乱的基础上,决定走法治化道路的理智选择。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和立法经验的限制,这部刑法典不论在体系结构、规范内容还是在:立法技术上,都还存在一些缺陷。尤其是1979年刑法典第79条规定:“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就是我国1979年刑法典中的类推制度。类推制度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了使司法机关能及时有效地同刑法虽无明文规定,但实际上确属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1];同时也说明我国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认可、重视和贯彻的程度还存在不足之处[2]。

   我国1997年刑法典第3条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从而明确地将罪刑法定原则写入刑法,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从刑法立法角度看,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可以包括积极要求和消极要求两个方面。其积极要求包括:罪刑法定化、罪刑实体化和罪刑明确化;其消极要求包括:禁止类推和扩大解释、禁止适用习惯法、禁止刑法溯及既往、禁止法外施刑和不定期刑。对上述要求绝对坚持,没有任何的变通或例外,即是绝对的罪刑法定;相反,对上述要求具有变通或灵活,则为相对的罪刑法定。现在,世界各国基本都采取相对的罪刑法定原则,我国所采取的亦是相对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理念在立法实践中的运用,就其消极要求而言,1997年刑法典均做了明确规定,主要体现在:(1)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彻底取消了1979年刑法典中的类推制度,从而结束了关于类推制度存废的争论;(2)1997年刑法典在总则第五章“其它规定”中,明确界定了刑法条文中的一些关键术语,表明了通过立法解释禁止对这些词语进行扩大解释;对刑法的溯及力采用“从旧兼从轻”原则,禁止新的重的刑法溯及既往;(3)规定相对明确的刑期,以禁止不定期刑;(4)禁止适用习惯法、禁止法外施刑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由此可见,1997年刑法典基本达到了罪刑法定的消极要求。

   从其积极要求而言,实现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1997年刑法典及以后的历次刑法修正案,都在积极朝这个方向努力。主要表现在:(1)在罪刑法定化上,基本做到了犯罪和刑罚由刑法作出明文规定,不允许法官自由擅断。按照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涉及犯罪和刑罚的事项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基本法律进行规定。在刑法立法领域,自1997年刑法典颁行之后,至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共颁布了一个决定和八个修正案。与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相比,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模式不仅能够及时修正刑法典,而且直接对刑法条文的补充、修改或删除不会影响刑法典本身的条文顺序,保持了刑法典的原有体系,也保证了刑法典的稳定;作为对刑法典内容上修改补充、形式上相同一的修正模式,刑法修正案很好地保持了刑法典的统一性,维护了刑法典的地位和权威。(2)在罪刑实体化上,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具体法律后果,作出了相应的实体性规定。我国刑法立法采用罪状加法定刑的模式,罪状是行为模式,法定刑是相应的法律后果,相应的法律后果由行为模式所决定。在刑的轻重上主要依靠罪的轻重。《刑法修正案(八)》对于刑罚结构的调整正是为了实现罪刑的均衡。(3)在罪刑明确化上,要求刑法条文必须文字清晰,意思确切,不含糊其词或模棱两可。因为罪刑虽然是法定的,但如果内容不明确,就无法防止刑罚权的滥用,亦无法有效地保障公民自由。刑法修正案较为注重刑法立法语言的准确性和明确性,在修正技术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刑法修正案(七)》将偷税罪改为逃税罪的规定,加强了条件的明确性,使其在司法实践中更具有可操作性;《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减轻处罚的规定,明确减轻处罚情节是指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

   当然,我国刑法在立法上也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1)在法定刑的配置方面,有些犯罪还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如《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和信用证诈骗罪三种金融诈骗犯罪的死刑,而单独保留了同属金融诈骗犯罪的集资诈骗罪的死刑规定。(2)刑法典的明确性不足。如对禁止令和社区矫正的规定上,《刑法修正案(八)》只作了原则性规定,至于这些制度应当如何实施,尚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定。(3)还存在着“口袋罪”现象。如非法经营罪、玩忽职守罪等,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很多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将多种行为规定适用此条,导致这些犯罪被不断扩容。这些都有待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中的确立,只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实现,还有赖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在司法层面,罪刑法定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已成为司法机关刑罚权的“魔咒”。司法人员在司法实践中只能根据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律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只能对符合法定犯罪构成的法益侵害行为进行法律评价,从而得以保障守法公民不受非法的追究。同时,罪刑法定的理念也要求司法人员对确定有罪的人应根据犯罪的事实和情节判处刑法规定的符合实体正义原则的刑罚,严禁对犯罪人适用法外刑,从而保障犯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非法擅断的侵害。

   二、适度犯罪化的理念

   犯罪化主要是指通过立法程序将某一具有可罚性的严重不法和有责的行为赋予刑罚的法律效果,使之成为刑法明文规定处罚的犯罪行为[3]。在刑法的调控范围到底应当缩小还是扩大的问题上,我国存在着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两种观点。非犯罪化说主张中国刑法应当借鉴外国刑事立法非犯罪化的趋势,将轻微犯罪行为非犯罪化。认为当下我国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力倡刑法的谦抑性,拒绝进一步犯罪化,实行有条件的非犯罪化[4]。犯罪化说主张应当扩大中国刑法的犯罪圈,认为非犯罪化是国外西方国家解决犯罪率上升、监狱人满为患、社会矛盾激化的一种措施,我国不能学习借鉴。认为从中国国情和现行刑事立法的现状出发,当前主要的问题不是非犯罪化,当务之急是犯罪化[5]。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直接影响到犯罪圈和刑罚圈的划定,影响到刑法涉足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犯罪圈过窄或过宽都会导致社会对犯罪行为的监控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如果犯罪圈的范围过窄,没有将具有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可责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控范围,会造成刑罚对危害行为的干预不力,让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不法分子逍遥法外,刑事法制的权威就会因法网的疏漏而荡然无存。反之,如果犯罪圈的范围过宽,刑法泛化,刑罚触角延伸得过长,就意味着公民所拥有的权利、自由也就愈狭小,其中也就愈潜藏着更大的侵犯人权的危险,这必然导致如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所称的“刑事法规的肥大症”(Hypertrophie Von Strafgesetz),或耶林所担忧的“无可忍受的刑法上的通货膨胀”(Inflation des Strafrechts),其后果必然是法令滋彰,国家刑罚权任意扩张,人民动辄得咎[6]。这正如德国刑法学家耶林所言:“刑罚犹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当,则国家和个人两受其害。”[7]因此,犯罪化与非犯罪化蕴含着国家对社会大众权利和自由的关怀程度,同时也体现着国家对社会秩序的正确判断。

   我国自1979年刑法典颁行到《刑法修正案(八)》颁布的30余年间,我国刑事立法总体上表现为一种犯罪化的趋势。1979年刑法典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本着“宜粗不宜细”的指导思想而制定的,其条文只有192条,涉及罪名129个,其条文和罪名数量都是当代世界上最少的。自1979年刑法典颁行之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和犯罪情况的变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25部单行刑法,在107部非刑事法律中设置了数量可观的附属刑法规范。这种在刑法典之外,存在如此繁多的刑法规范的模式,既缺乏体系上的考虑,也难以做到罪刑均衡,难免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状况。1997年刑法典整合吸纳了这些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规定,实现了刑法典的统一性和完备性。

   自1997年刑法典颁行以来,国家立法机关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和保障民生的需要,主要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对刑法进行局部的修改与完善。其犯罪化的表现一是增加新罪,将一些社会危害严重,人民群众反响强烈、原来由行政管理手段或民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规定为犯罪,以加大对民生和弱势群体的保护。如《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危险驾驶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食品监管渎职罪等均属此类。二是将犯罪标准前移,将危险犯改为行为犯、将结果犯改为危险犯,以严惩严重危害民众生命健康的犯罪以及防止出现这样的危险。如《刑法修正案(八)》将生产、销售假药罪由危险犯改为行为犯,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由结果犯改成危险犯等。三是修改了犯罪的构成要件,使得刑法的规制范围扩大。如寻衅滋事罪行为方式的增加等。

   犯罪行为是在迅猛的社会变迁中发生的,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失去适应能力的情况下发生的,或者是在新形势下,寻求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和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而在这些传统形式被破坏的情况下发生的[8]。犯罪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这种紧密性,决定了刑法必须要回应社会态势的变迁,以跟上社会发展的节奏。刑法在调控范围上的犯罪化,不是由立法者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社会现实需要的结果。就目前而言,我国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较为突出,刑事立法更加关注对民生和公共利益的保护,刑事立法责无旁贷地要担负起这一任务。从我国的现实情况而言,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各项改革的深入进行,以经济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一些过去并不突出的危害社会行为日益突出且危害严重,需要运用刑法进行抗制。

   当然,我国在坚持适度犯罪化的同时,也应注意固守刑法的谦抑性理念,即刑法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后一种手段,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能将某种行为设定为犯罪,以避免刑法的过度介入导致对公民人权的侵害。

   三、保障人权的理念

现代刑法具有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两方面的机能,并且这两者也是对立统一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加上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使得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往往只强调了社会保护的这一面,认为只要惩罚了犯罪,自然就保护了权利和自由,实现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把刑法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和打击犯罪的锐利武器,将国家利益放在了首要位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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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法学》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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