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谋杀?还是正当防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34 次 更新时间:2013-10-09 20: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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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  

   3、伤情如此轻微,是否能成为正当防卫的基础?

   齐默曼的伤口,在这个案子上一直争端不断。最初检方只提供给辩护律师关于伤情的黑白照片,律师用了6个月的时间,才得到彩色照片,两种照片带给人的印象与冲击力相去甚远。

   在庭审中,控方传唤法医作证,说从照片可以看出,齐默曼脑后的伤,只有两道,法医判断这个伤很轻微,“都不用缝合”。事实上,齐默曼当晚确没有去医院,只是在救护车上进行了简单的包扎,事后头部损伤没有并发症,没有皮下血肿,没有颅内对冲性损伤,可以明确回忆事件,证明也没有脑功能损害。

   控方认为这些证据表明,就算发生了打斗,马丁并没有武器,没有将齐默曼置于死地的主观意愿,如此轻微,并不明显的伤情,能证明齐默曼的生命正受到严重威胁吗?这种情况下应该轻易使用致命武器吗?

   交叉询问中,辩方律师追问下,这位法医承认她当时并不在案件现场,也未亲自检验过伤情,只是通过照片来判断。辩护律师强调马丁并非没有武器,“水泥地”可以视为武器。问“是否齐默曼头部在水泥地上连续撞击过?”

   法医说“是”。

   律师接下去问出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如果头这样持续被撞下去,会不会造成生命危险?”

   法医回答“会”

   ——这是正当防卫的一个重要基础:即使加害者没有立即给受害者造成严重伤害,只要受害者有合情合理的恐惧认为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就可适用正当防卫原则。

   4 这是合情合理的恐惧吗?

   “恐惧”,是一个人的内在反应,很私人,程度因人而异,怎么判断一个人恐惧的真实性呢?又怎么判断一种恐惧“合情合理”呢?

   法庭上公开了一位邻居在听到打斗声后,打给911的报警电话,电话的背景声里,能听到有人在呼叫“救命”,38秒里,声音持续14次,录音在电视台播放时,主持人不得不提醒观看者可能会不适,因为这个声音极为恐惧,一听可知是一个人认为自己正受到极度威胁,尝试求助而不是正在反击。

   但短暂的打斗能产生这么强烈的恐惧感吗?这会是伪装吗?

   辩方传唤的证人,Dennis Root,一位武器和自卫培训专家说,“如果你没有成功地在30秒里占上风或者结束一场打斗,这说明你之前战术不可能再起作用了。”当晚打斗持续了近40秒,他说被压制者会产生高强度的恐惧和焦虑。

   但问题在于,谁被压制?谁的恐惧,谁在尖叫?

   按理说,两人年纪相差十几岁,声音不同,分辨应不困难。但极端状态下人的声音与正常说话区别很大,即使齐默曼自己,案发后自述曾多次呼救,但第一次听录音时也说“这听上去甚至不象我在喊”。

   FBI的音频专家Nakasone认为不可能辨认出这个尖叫声属于谁,叫声距离话筒远,与报警电话中人声交谈混合。只能单独分离出来3.5秒,而常规情况需要30秒钟时长才能完成音频分析。人处于极端胁迫和危及生命下的尖叫,且内容大多重复(只有Help),没有足够的音素单位用来测定声音,基本上不可能得出鉴定结论,也不能评估年龄。但音频专家认为,与当事人亲近的人则有极大可信度能够辨别出是谁的声音。

   结果显而易见-----双方的亲人在法庭上都认为是自己孩子的声音。虽然马丁的父亲第一次听录音时曾向警察作证说不是马丁,但他强调听过20次后确定是儿子在濒死时的呼喊。陪审团认为双方家人的说法“互相抵消”。

   双方还各有亲友出庭,辩方证人中有一位齐默曼的朋友,是参加过越战的医生,他在战争中,亲眼所见人在绝境下,250磅的胖子会尖叫得象个小女孩。他在庭审现场听求救录音时落泪,确信这是他的朋友发出的。

   结案后陪审团成员B37承认,这个人的经验和证词,对她起到了作用,结合身体上的创伤证据,她相信这是齐默曼的声音。这意味着,她相信“当他扣动板机的瞬间,他确实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恐惧”。

   5 恐惧就要开枪吗?

   一个人就算怀有极大恐惧,但是否可能有别的方式能解脱困境?比如呼救?比如逃跑?或者威慑?是否齐默曼本已具备了逃脱的条件,不必要再使用致命武器?开枪是防卫还是报复?为什么要射击心脏,而不是其他部位?

   控方一再指责齐默曼“想当警察”,用了大量时间和证据来论证齐默曼曾申请成为警察被拒绝,又如何还对此念念不忘,继续进修。一个社区守望者是不被鼓励持枪的,一个人为什么要在日常生活中随身带枪?说明他视自己是正义的化身,对他认为想逃脱的犯罪分子有致死的恶意和准备。

   不过,调查报告显示,齐默曼并非为这次行为特意备枪。他从09年起持枪,原因是当年社区出现一只“走失的斗牛犬”,他妻子曾被它抵在角落。一位动物管理办公室的人建议他佩枪,说比辣椒喷雾更管用。之后他“除了上班的时候都随身带着”这把黑色9MM半自动手枪,按齐默曼说法,当晚他开口呼救时,对方用拳头塞他的嘴“闭嘴,今天我要杀了你”,他挣扎着想把头从水泥地上挪开,上衣掀起,马丁看到了插在他右腰的枪,伸手来抢,他就用身体挡住,单手拔枪直接射击。

   这个说法受到控方的强烈质疑,他们传唤了警方指纹分析师Kristen Bentsen,只问了一个问题:“枪上发现了马丁的指纹吗?”

   对方回答:“没有”。

   这个问答的意味不言而喻。

   交叉询问时,辩护律师也只问了这位指纹分析师一个问题,“环境因素,比如下雨,能够破坏掉指纹吗?”

   她回答“是的。”

   陪审团成员B37接受采访时说,马丁是否碰到了枪并不重要,对界定齐默曼有权正当防卫并无影响。重要的是一个问题,死者的枪伤到底是双方处在什么身体位置时形成?

   齐默曼曾被怀疑从背后跟踪马丁,以枪偷袭。但从报警电话里可以听到,呼救持续近40秒后,才突然发生枪响,这证明双方是在冲突之后才发生射击。尸检报告显示,子弹入口是左前胸,穿过心脏,停留在肺。并未打穿背部,是面对面射击。但会不会是齐默曼趁之不防开枪?呼救声与枪声之间没有间隔,貌似攻击还在继续,但也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恰恰说明开枪时马丁停止了对齐默曼的压制,甚至撤后准备起身了,否则齐默曼不可能有掏出枪的机会。他是在解除生命危机后,报复杀人。

   辩方的关键证人是一位创伤学专家DR. Vincent. DeMaio,他是全美此学科的鼻祖,解剖过9000多具尸体,审查过3万具左右,写过枪伤研究的专著。当前从业人士大多是读他写的教科书毕业的。

   他作证说,从弹口形成方式和马丁衣服上残留的火药痕迹来看,枪口在射击时紧挨着死者衣服,两个人当时距离极近,只有2到12英寸。而衣服与死者身体之间有2到4英寸的距离,他用身体姿势作出解释,“只有死者当时俯身向下,这个距离才会形成。”

   枪别在齐默曼的右后腰处,按他的描述,他用腿抵挡了一下马丁的手,拔出手枪,抵着马丁左前胸迅速射击。医学证据与此描述一致,子弹从左侧穿过心脏,入右肺。只此一枪。

   齐默曼对媒体说马丁被射中后说“you got me”,他起身后认为对方还活着,就把对方胳膊平摊,按在地上,但现场照片显示,警察到达时,马丁的手是压在身体下面的。

   控方认为齐默曼的这两点说法都是明显的谎言,语带讥讽“把一个人心拿走还能说话和动弹?”

   “是的”,创伤学专家平静回答:“击中心脏后,大脑储备的氧气会让死者有10-15秒时间移动和讲话。之后不省人事,1-3分钟内死去。”

   6  给齐默曼定罪的唯一可能

   持续14天后,庭审接近结束,控方总结陈词时,重复了开场的两点:1 马丁无辜被害。2 齐默曼想当警察,他撒谎。

   检察官一再展示马丁的遗体照片激发陪审团的同情心,请求她们用“常识”和“心”把一些事实拼接在一起。请陪审团代入马丁的角色,想象马丁的恐惧,“马丁心里是不是害怕?在黑暗里回家路上被陌生人跟踪是不是每个孩子最大的恶梦?这,就是马丁最后的心情。”又假设齐默曼的恶意,“他当时很恐惧,以至于他很可能在黑暗里走的时候,手里拿着枪一边比划。”

   轮到辩护律师O’MARA总结陈词时,他对陪审团说,“你们不是填补空白或者发挥想象的。在这个案子上你听过多少“可能”?多少“如果”?他们无权向你们这样要求。”

   他拿出一大块水泥,展示给陪审团,强调马丁不是一个没有任何武器的无辜的人,水泥地被当作可致命武器来攻击齐默曼.又再强调正当防卫的前提,“齐默曼不需要认为他马上就要死了,不需要认为他受伤很严重。用致命武器自卫时,伤口的状况并不是决定性的,前提很清楚-----身体受到伤害的合理恐惧。”

   在法庭上,辩护律师出示了一张简明的图版,来向陪审团说明,按照法律规定,什么情况下才能判定齐默曼有罪?不论你认为“是正当防卫”“可能是正当防卫”“可能不是正当防卫”“不能排除正当防卫”……这十二种情况都只能判无罪。要判齐默曼有罪,只有一种可能:“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什么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在刑事案件中,要给被告定罪,检方负有重大举证责任,必须证明齐默曼是二级谋杀,而不是正当防卫,所要遵循的证据标准就叫“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哪怕检方证明了极大可能是二级谋杀,只要陪审团认为还有疑虑齐默曼是正当防卫,就必须判他无罪。这个案子中,被告提出正当防卫,是肯定性辩护,也要承担举证义务,证明自己确实属于正当防卫。但并不需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据标准,只需要对检方证据提出“合理怀疑”,证明有可能自己行为确实是正当防卫,就履行了自己的举证义务。

   所以O‘MARA在总结陈词中,对陪审团说,”如果你们有疑虑,请让齐默曼成为这些疑虑的唯一受益者。”

   一向对马丁充满同情的媒体记者,在现场观看庭审后,陪审团裁定之前,也长叹一声写道:“控方的总结陈词很可怕,讽刺,咄咄逼人,说教,在法庭里跳着,不断向陪审员叫嚷,挥动死者尸体照片,重复发誓-----但却没有关于当晚事件的细节。三个小时里,基本在说‘一个手无寸铁的少年死了,齐默曼是个骗子----给他定罪吧’,但如果国家机器想把一个人投入监狱,必须确定地证明发生了什么,在这个案子上,他们没能。”

   8   如果你依据事实和法律,不会有那么多争议

   最后一刻,控方最后一搏,提出一项出人意料的请求,希望陪审团在定罪考量时,加上过失杀人罪和三级谋杀罪-----佛罗里达州刑法规定,在虐待儿童的过程中导致儿童死亡构成三级谋杀罪。辩方律师强烈反对,认为这是离谱的把戏。在司法程序上,不同罪名成立的必要元素不一样,检辩双方要列举的事实证据不一样,控诉和辩护规则不同。检方在陪审员做出裁决前临时要求加入多项罪名,相当于比赛到了罚点球阶段,为了入球,临时拓宽几倍球门。

舆论哗然,法律界人士多有批评这种做法,一位哈佛大学法律教授这称为50年来未见过的最愚蠢的手段,责备有32年职业生涯的主检察官安吉拉科里“极没有职业责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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