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古:征粮、“春荒”与减租退租:对土地改革的再认识

——以1949-1951年中南区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2 次 更新时间:2013-10-07 19: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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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诗古  

  

   内容摘要:1949年,在新解放地区,中共进行了紧张的支前借粮和公粮秋征运动,外加人民币贬值的损失和公债任务,造成农民负担沉重,从而导致1950年春中南各省普遍发生了饥荒。各地许多已经消失的“匪乱”重新活跃了起来,进行抗粮抢粮的请愿和暴动,一度造成政府和民众关系紧张。为此,中南局通过发动群众对“地主”进行“减租退租”斗争,成功把“农民-政府”之间的冲突引向了“农民-地主”的“阶级”矛盾。中共政权有意坚持在新解放区实行农民继续交租,后依法减租的政策,刻意推迟“土改”时间,以便有充分理由对地主阶级征收高额的阶级累进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表明,中共的“土改”并不意在简单地改变乡村土地制度,而是要把它当作新政权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依附体,以及各项行动合法性的理论源泉。

   关键词:中南区;征粮;春荒;匪乱;减租退租

   一、问题的提出

   以往对新中国初期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土地改革”展开讨论,认为这是新中国进行的第一场全国性的社会改革运动,一度成为中国当代史、中共党史研究中的热点话题。然而,由于史料的不足,以及意识形态化的表述,使得学界长期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前三年做了简单化的理解,忽视了这三年在新政权建立和国家稳定上所具有的复杂意义。

   概而言之,在“土地改革”这一事件的遮蔽下,我们忽视了1949-1951年新中国发生的其他历史事件,理清这些历史面相对于我们全面了解中国当代史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基于档案资料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有机会把关注视角转向新中国初期的征粮、减租退押、经济清算以及财政金融物价等系列运动,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进展。

   本文并不试图对已有成果进行全盘的评述,而是选取若干代表性文章作简要的介绍。王海光是西南地区征粮与“匪乱”研究的先行者,他以中共建政初期的贵州为中心,讨论了“征粮、民变与‘匪乱’”的问题。[1]曹树基则依据江津县档案资料,完成了两项以县为范围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了“征粮”和“减租退押”两个运动。[2]上述研究都基于详实的档案资料,打开了以往不为人所发现的重要历史面相,甚至颠覆了我们对该问题的传统观点。这一系列研究将引发学界对西南征粮、剿匪问题的持续思考和关注。

   以上研究都以西南地区为对象,黄金娟则把“征粮”研究的视野放在了华东的上海郊区。黄指出,为了供应上海城区,中共新政权在上海郊区进行了非常激进,甚至暴力的征粮。由激进“征粮”引发了一系列的“匪乱”或暴动,农民生活陷入饥荒,但以此确保了新政权对粮食的需求,改造了整个乡村政权。[3]如此,在华东地区,中共所言的“匪乱”亦是农民不堪“征粮”重负的回应和生存方式,这与西南地区并无二异。

   新中国初期,华东、中南和西南同属于新解放区。上述研究业已表明,华东和西南地区都出现了因“征粮”引发的“匪乱”,且导致1950年或1951年春、夏之际,出现了严重的“春荒”,农民缺粮缺种,急需救济,且春耕在即,农业生产亦受影响。但遗憾的是,以上研究并未就1950年“春荒”问题的解决进行讨论,这可能与上述论文的主题略有偏离,又或者“春荒”并非引起研究者的足够注意。曹树基虽然对与“春荒”密切相关的“减租退押”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但由于关注点不同和资料欠缺,并未对二者联系起来讨论。

   本文以中南区[4]为对象,利用1951年中南军政委员内部出版的土改文献,以及江西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的土改资料,并翻阅了相关中央高层文献以及南昌县档案,结合1949-1953年《江西政报》、《长江日报》等报刊,试图对1949-1951年中南区的“征粮、春荒、和减租退租运动”问题进行综合的分析,希冀纠正以往对土地改革的不恰当认识。

   二、征粮、人民币与农民负担

   对于新解放区而言,新政权面临三项迫切的任务——剿匪、建政和征粮。大量匪特的存在,不仅对新生政权构成了直接威胁,更对中共即将推行的大规模社会改革和恢复建设工作增添了阻力。大体而言,此一时期的匪特,大部分是政治匪特,即在战争中打散了或潜逃的国民党军人,甚至有国民党残余部队,也不排除有国民党当局撤退时安排下来的潜伏反共分子。另有部分是一般意义上的土匪,还有就是反对新生政权及其政策的人。可以说,剿匪是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的延续,也是中共在新区顺利开展后续工作的保证。

   以上举措力图从军事上保证新生政权的稳固,但财政经济上的困难却让中共政权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在全国性的财政经济困难中,尤其以南线[5]更困难。[6]1949年,南线主要分布于华东、中南两区,集中于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等省。由于战争还在进行,新区尚未巩固,公粮和税收都无法正常征收,1949年财政赤字近210亿斤,前线的作战费和脱产人员的费用,很大部分只能依靠发行人民币来解决。[7]

   1949年9月,邓子恢在华中区(中南局前身)粮食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的战争供应,不仅自己粮食靠公粮征收,就是其他被服、医药等经费,也大部靠公粮变价来维持。就目前的华中局来说,财政收入差不多百分之八十靠公粮田赋之征收。”[8]因此,粮食工作便成为当时财政上第一等重要的工作,稍有迟疑则酿成前线供给不足。

   1、筹借与秋征

   1949年4月下旬,二野第4兵团和四野第15兵团先后进入江西省境作战。5月,赣东北地区和南昌等城市相继解放。6月23日,江西军区尚未正式成立,便联合省府迫不及待地发出了“关于筹借粮食柴草”的布告,“惟因部队所需粮草,不能缺少,而今年新公粮尚未及征收”,规定“凡新解放区乡村之地主、富农、佃富农均得筹借,中农之有余粮者必要时亦得酌量筹借。”[9]另外,以每户粮食总收入为标准,“地主不超过其粮食40%-50%,富农不超过25%-35%,佃富农不超过20%,中农不超过10%-15%.”[10]但是,由于刚刚解放,群众工作尚未开展,加上此时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段,使得筹粮更感困难。

   除此之外,各省市人民政府开始向城市金融工商业界临时借款借粮,根据资本大小及营业状况,确定借、征数额。以南昌市为例,临时筹借粮款总数为大米80万担,人民币4亿元,粮食限于6月28日交清,钱款分三期支付。此次所借粮款,以工商税收作抵帰还。[11]不难看出,此时的“筹借”粮款,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借”,具有不可拒绝性,或者说是强制征借,实质上是一种政治任务。

   尽管如此,前线的粮食供应依然困难。7月19日,华中局与四野总前委发出指示号召前后方部队机关厉行节约粮食,“规定七八两个月内,每人每天减少二两粮食的供应。”[12]这说明,财政经济已非常困难,以至于必须压缩前线战士的口粮,也凸显新区支前任务的繁重与紧迫。为此,在加紧布置秋征任务的同时,城市粮款筹借也在强力推进。8月15日,江西省做出了向城市借款的决定,向全省各大城市借款计52亿元,连尚未完全解放的赣州也在借款城市之列。[13]

   在一系列的乡村筹借和城市借款的同时,1949年的秋征也在紧密地准备着。为了制定公粮征收办法,各地对起征点、不同性质收入的计税(租与佃)及不同阶层的累进率等问题进行了调查。[14]一般而言,公粮征收本应该以每人每年的实际收获量制定免征点和起征点,采取按级累进税制。然而,新区土地、人口、产量的实际数目无法调查,国民党的田赋册与人口册又多不可靠,甚至在许多地方连这种田赋册也没有,因此要仿照老区统一规定一个按每人实际收获量分级累进的税制,可能性很小。而公粮的征收非常紧迫,最切实的应急办法,只能采取按阶级累进计征的办法。[15]问题是,在土地、人口与产量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农民的阶级成分又凭借什么来确定呢?

   在《江西省1949年度公粮征收暂行办法》中,虽然规定“按照收入累进征收,每人平均农业收入不满稻谷150斤免征”,然而对150斤以上者,却是根据阶级的不同计税率。[16]或有人问,按阶级累进征粮,地富阶层是农业税的主要承担者,大部分农民的负担比较轻?一般而言,人均年收入不足150斤的人是乡村中极度贫穷者,自己的口粮无法保证,若是男性甚至无法娶妻成家,这个群体在乡村比例较小。

   实际上,这么低的起征点是为了保证了比较大的征收面,使公粮负担不至于落在小部分人身上。尽管贫农的税率低,只占其农业收入的5%-8%,但对他们而言与地富30%-50%一样沉重。在贫农本已微薄的收入中,拿走5%-8%的粮食,等于拿走了全家维持生活的最后一棵“稻草”。

   前文已提到,阶级成分划分的依据并不明确,而征粮任务又是根据阶级依率计征,造成任务不合理、畸轻畸重的现象普遍发生。各地为了完成任务,甚至刻意提高阶级成分,按阶级成分评定产量,完全本末倒置,致使1949年江西征粮中出现逼死人的事件。1950年1月,中南局转发了《江西省委关于纠正和防止征粮中逼死人等错误的补充指示》,但在该指示中江西省委并未降低征粮率,贫农负担8%,大地主和中地主可达60%,而只是强调力求负担面在80%-90%,对地富的高利贷只计算今年利息,不再往前追索。

   以南昌县为例,1949年全县粮食总产2328899石,公粮任务520300石,约占总产22%.直到1950年2月底,全县粮食入库355958石,占总任务的68%左右,加上征收高利贷粮食32753石,实际入库373951石,完成比例72%,仍有28%的尾欠。[17]这些尾欠大多在地主、富农身上,“全县在征粮过程中由于地富顽抗及部分干部作风坏,共吊打30人,绑6人,扣149人,死1人,戴高帽子游街4人。”[18]在1950年前三个月处理的犯人中,以抗粮犯最多,占总犯人数的36%强。[19]可见公粮任务的繁重,农民被迫进行反抗。

   在首届全国税务会议上,薄一波谈到“在战争时期,我们在公粮动员时说:”将来战争结束,我们就不要了或减低了‘,但是现在农业税还是20%,这样我们说过的话就要收回。土改前农民缴租50%,土改后缴公粮20%,只能得30%,并且还有其他负担及代耕支前任务。“[20]从薄一波的讲话中,可以感觉到20%的农业税已经很高,当年的减税承诺现在无法兑现,加上柴草代征和其他支前任务,农民负担重、生活苦。

   在实际的征粮中,任务也并非一次性下达,而是根据需要加了一次又一次,如此三番五次的加征,农民更加难以承受。在1950年南昌县第二区征粮代表会上,农民代表们顾虑很大,就怕像1949年一样,不断加征,因而送粮不积极。在这次会上,区委批评了一些干部把省委规定的征粮负担率当作硬性工作口号宣传的做法,认为:“这样盲目的叫轻,也不很好的调查掌握情况,并且也不向群众讲清楚国家粮与地方粮,致使在分配任务到户时,产生了不按税率计征的现象”。[21]显然,区委重点在于批评“盲目叫轻”的倾向,由此可知实际公粮负担要比省委规定的负担率还要高。

   2、人民币发行及其贬值

1949年,由于南方新区刚刚解放,公粮尚未来得及征收,而各项开支巨大,主要依靠发行货币解决。[22]然而,货币发行过多就会导致通货膨胀,致使货币贬值,物价抬升,老百姓手中持有的人民币的购买力下降。换句话说,这等于是国家通过增加人民币的印刷、发行,从老百姓手中低成本地“买走”了大量的物资,以此来弥补财政赤字和支援前线战争的需要。除此之外,还通过发行国家公债,回笼货币,以此循环获得各种战略物资。假使货币贬值到一个非常低的值,那么国家继续发行货币以弥补财政赤字的意义就不大,甚至抵不过发行成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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