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老师杨天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4 次 更新时间:2013-10-02 23:4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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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 (进入专栏)  

  

   杨天石先生是我的老师。我是北京师大一附中的67届初中生,1964年入学,1968年离校,当时杨先生正在师大一附中教书。文革前附中有“四大才子”的说法,即时雁行、杨天石、朱正威、王树声四位老师。我上过朱正威老师的生物课、王树声老师的地理课。他们虽然在文革前的运动中已遭受打击,但我们还是能从他们授课中得到很大启发,现在回想起来,少年时代能够遇到高明的老师,是多么幸运。而时雁行、杨天石两位老师,仅在高中班任课,我是初中生,当时不兴选修课,都是必修课,我就无缘领教他们授课的风采了。我听杨天石先生讲课,是近些年的事。一次是《文史参考》杂志开设文史大讲堂,请杨天石先生在北京大学作第一讲,评说蒋介石的历史功过。我因在这家杂志开设专栏,应邀参加揭幕活动,第一次直接领略杨先生演讲的风采。另一次是腾讯网燕山大讲堂,请杨先生讲国民党为什么在大陆失败,我应邀当嘉宾,向杨先生提问,活跃会场气氛。杨先生的学术讲演立意重大,立论稳健而新颖,论从史出,言必有据,聆听者皆为之折服。

   随着两岸关系的变化,重新认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历史提上了日程。在这个领域,杨天石先生恰好处于学术前沿。他的研究成果,不但被海内外史学同行刮目相看,也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遴选学部委员,首批学部委员47人,荣誉学部委员95人,绝大部分都是中共党员,担任过所级以上党政领导职务,像杨先生这样没担任过行政领导的无党派学者只有了了几位。这倒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杨先生的学术成就货真价实。今年他在宪政问题上敢于发声,坚守底线,更引起了公共领域有识者的敬重。

   杨先生的学术之旅,可谓甘苦备尝。我在师大一附中上学的时候,他正处在人生的低谷。

   杨先生是江苏东台人,生于1936年,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成绩全优。1957年鸣放时,他对党没有意见。但同学陈玄荣原是福建地下党,后来参加解放军,复员后考进北大,知道当年内部肃反时的一些惨酷事实,鸣放中谈到苏联的肃反扩大化,提出中国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于是被打成右派,杨先生想不通,找团支部书记谈了自己的困惑。于是毕业时被这样鉴定;“反右时严重右倾,丧失立场。”还说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相对民主,主张培养专家、学者,反对培养普通劳动者的教育方针。这样的鉴定,使杨先生留校或进入学术研究机构的愿望全部落空。本来,北大中文系55级因为编写出版四卷本《中国文学史》轰动一时,成为全国先进集体,但同学中不少人被打成“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光“右派”就揪了四批。还有若干人受到严重警告、留团察看、开除团籍等处分。

   相比而言,杨先生算幸运的。毕业后分配到位于北京南郊的八一农业机械学校,给拖拉机手短期培训班教语文。一年多以后,这所学校奉命下马,他被北京师大一附中选中。虽然名牌中学的教师也很光荣,中学老师的职能毕竟偏重于传授已知,而非探索未知。讲课之余,杨先生不甘于放弃学术探索,在《光明日报》、《新建设》发表论文,与侯外庐等名家商榷,受到侯外庐关注,提议将他调入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工作,未果。1965年,他又在《新建设》上发表了《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专节论述南社,引起近代史研究所专门研究南社的王晶垚、王学庄关注,邀请他参加不转关系、没有报酬的协作研究。当时杨先生教两个班语文,每周上12节课。课余时间便骑车去近代史所,进而参与《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这个项目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兼民国史研究室主任李新负责,李新吸收杨先生参与研究十分爽快。从1974年到1977年,杨先生为民国史研究组义务工作了三年,调动问题提上日程。杨先生怕57年的事成为调动的障碍,想找李新说明情况,李新不在,夫人于川说:“反右斗争中严重右倾,这不正说明当时你是正确的吗?”

   这时调动的难点已经不在当年的鉴定,而是附中舍不得放人。负责人提出的条件是:需要对方来人交换。当时近代史所正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许多研究人员家属进京,有大学学历,正要找地方安排工作。于是,近代史所先给师大一附中送去了18份档案,附中没挑中,又送去5份档案,附中仍然挑不中。几乎绝望之际,得知北京舞蹈学校有一位教师的家属,原是安徽师大附中语文教研组长,因照顾两地分居进京,尚未分配工作。杨先生连夜赶到北京舞蹈学校,见到那位家属,请她到师大一附中来。对方欣然同意,但附中领导说,此人是专科学校毕业,还是不行!杨先生只得苦苦恳求:找到此人,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是接受她,放了我吧!这时,杨先生所著的《王阳明》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校领导终于同意调离。然而,事情还没完。师大一附中由北京师范大学和宣武区教育局双重领导。在向师范大学报备时,师大的人事干部听说是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说,这个人我们自己留下不好吗?还好附中的人事干部同情杨先生,撒了个谎:这个人不会讲课,教学效果不好!师大才决定放行。

   杨先生终于名正言顺地进入了史学研究的国家队。他感慨,从1960年北大毕业算起,这条路整整走了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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