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 刘青峰:皇权的放大——宦官与外戚干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36 次 更新时间:2013-09-30 10: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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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 (进入专栏)   刘青峰  

  

   本文摘自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标题为编者所拟。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吏治最腐败,王朝面临全面崩溃之日,也就是外戚、宦官专机之时。翻开二十四史,吕氏夺权,武则天篡位,慈禧临朝等等外戚干政事件屡见不鲜。再以宦官专权而言,从秦二世时赵高指鹿为马,东汉十常侍乱政,唐代高力士弄权,到宋代童贯统辖禁军,明朝魏忠贤大肆淫威,再至晚清李莲英飞扬跋扈,宦官乱政问题一直很严重。历史上,外咸和宦官对一体化调节破坏大多起加速作用。为什么外戚宦官干政意味着一体化的自发破坏呢?从官僚政治结构来看,外戚和宦官本是一体化结构的异物。他们的来源与一体化结构是不相容的。封建官僚是经过一定的仕途选拔出来的儒臣。他们有相当的封建文化素养,又经过国家机构的统一选拔,方能入仕参政。而外戚与宦官则凭着自己是皇帝宠爱信任的人,便参与朝政,从最高层干预国家政治生活,这本身就意味着一体化结构的破坏。它使得儒臣与外戚、宦官在维护一体化还是破坏一体化的立场中,处于天然对立状态。这一点,外戚和宦官心里也很清楚。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追求与其相应的经济利益,他们总是要包围皇帝,设法使皇帝远离儒臣。

   唐代有个名叫仇士良的大宦官,告老还乡时就对其他宦官传授了盗用皇权的策略。他说,侍候皇帝的要点就是不能让皇帝有闲暇。皇帝一有空必读书,接近儒臣,这样"否属恩且薄而权轻矣"。应该用声色犬马、宝物财货"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皇帝一旦沉溺于享受,那么使"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正因为外戚和宦官是一体化内部的异物,所以外戚和宦官的权势膨胀到相当程度以后,他们就势必和依照宗法一体化结构组成的儒臣不相容。这时,他们便会越发利用权势提拔亲信,进一步破坏一体化结构。这样做的结果是,加剧矛盾,加速吏治腐败,最终酿成内乱。

   东汉的党锢之祸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汉章帝死后,窦太后临朝称朕,外戚窦宪便总揽大权。窦姓亲属及其党徒纷纷出任朝官与地方官,造成大批儒生不能入仕的局面。公元92年,汉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杀了窦宪。结果宦官集团又借翦灭外戚势力之机,掌握了朝政大权。宦官当权后,大事镇压杀害儒生,制造党锢之祸。以后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利的斗争持续不断。继外威窦宪--宦官郑众之后,还有外戚邓�--宦官江京、李国--外戚阎显--宦官孙程--外戚梁冀--宦官单超,一直折腾到东汉灭亡。

   唐代自公元820- 826年,七年之中,就有宪宗、敬宗两个皇帝为宦官所杀。自唐宪宗82O年被杀到公元903年,唐代共有八个皇帝,除敬宗一人是以太子继位外,其余七人全是各派宦官根据自己的需要拥立的。这表明唐代后期,一体化结构已被宦官干政所破坏了。明代司礼太监刘瑾专权,于1508年将三百多名国家在职官员投入狱中,1509年又剥夺了六百七十五个官员的诰勅身份。刘瑾破坏一体化结构可谓肆无忌惮。他夸口说:"满朝公卿,皆出我门"。明末天启年间,魏忠贤更是不可一世,被他的走卒呼为"九千五百岁",各地修建生祠供奉。魏阉官僚们,也以镇压东林党人为能事,把东林人士和一些正直不阿的文臣武将编入名册,加以杀戮或免职。

   这些情况表明,外戚与宦官是宗法一体化结构之外的势力。他们在得势时便要挟制皇帝,打击儒臣,破坏一体化结构。这时,就会出现政治不稳,危机四伏的局面。

   既然外戚和宦官是明显破坏一体化结构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为什么会夹杂到一体化中来,并且必然膨胀呢?关键在于,外戚和宦官是由皇权的放大而带入一体化结构的。皇权尽管在一体化结构中担负着不可取消的调节使命,但皇帝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并与其所担负的调节任务不相称。朱元璋总揽大权后,每天要批阅奏章一百四十余件,此外还要处理几百件政务。控制论专家艾什比曾经说过,一个人的调节能力,最大不能超过他所能堵塞的系统变异度。也就是说,不能超过他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选择能力。皇帝为了放大自身的调节能力,不得不依靠某种力量。

   外戚虽然不是皇统正宗。但他们是皇帝最亲近的人。宦官地位低贱,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又是皇帝左右的近侍和耳目。因此,皇权利用外戚、宦官来监督控制官僚机构也就是一种不可避兔的选择。从短期看来,它可能是有效的,这两种势力也还可以处于皇帝的控制之下。但长期使用的结果,就必然造成一体化结构自身的破坏,甚至皇帝本人也成为傀儡并身受其害。这是一种历史的意志。只要存在绝对皇权的调节作用,那么不管皇帝多么英明、多么警觉,宦官或外戚专权总是要出现的。

   宦官为害最烈的要算明代。可是明初对宦官干政防范也最严。朱元璋鉴于历史教训,曾经制定了严禁后妃、宦官干政的法规,以绝后患。洪武5年在宫中悬挂刻有训戒后妃条例的红牌,明文禁止后妃问政,洪武17年又颁布了"祖训",在宫内置高三尺的铁碑,上铸有"内目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并规定宦官不得任文武官,请官也不得与宦官有文件往来,宦官官位不能超过四品,并不准其读书识字。朱元璋在制度上堵绝外戚和宦官干政,可以说是费尽心机了。但后果又如何呢?由于无限君权和皇帝有限调节能力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解决的,这就使得宦官和外戚二者之中总有一个成为皇权延伸的借用力量。明代外戚干政的禁令做得比较好,但皇帝不用外戚,就只能用宦官。宦官干政就必然越来越猖撅。

   朱元璋死后不久,这些祖训禁令对子孙就没有什么约束力了。明成祖因夺取皇位得力于以宦官充当耳目,对宦官便"久乃称肺腑矣"。英宗是太监王振一手抱大的皇帝,成人后便很自然地要依靠王振处理朝政。永乐以后,宦官的地位也起了变化。他们由受吏部领导,变为监视吏部,掌升选差遣之权了。宪宗时增设新的特务机构"两厂"一事,很可以说明皇权放大与宦官干政的内在联系。当时,已有特务机构东厂、锦农卫了。但宪宗仍疑心重重,怀疑身边的人和外间有勾结,便另设西厂,专门刺探外臣与民间活动,委心腹大众监汪直任头目,闹到天下知有两厂而不知有朝廷,只怕特务头子没直而不知有天子的地步。东、西厂之间也有矛盾。皇帝大可利用这些矛盾,监察控制官僚机构。宦官势力趁势发展。到明代末年,一体化调节能力完全丧失,最后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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