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44 次 更新时间:2005-05-17 01: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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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  

  

  与此同时,对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作正面的肯定,并不意味着这一传统已经十全十美、不可改动、不可逾越。对这一传统持绝对化的态度是有悖于自由主义精神的。相反,若是对这一传统持一种建设性的反思态度可能更有助于加深对这一传统的理解,有助于我们认真消化这一传统在形成过程中的经验得失。

  

  剖析北大传统,我们不能不注意其中存在着若干重大的紧张关系。我这里之所以称之为“紧张”,而非“矛盾”,意味着我无意去断定谁是正方、谁是反方,谁对谁错。在一对紧张关系中,也许每一方都有一定的道理。按照多元真理观,特别是在价值领域,两个互相冲突的东西可能是同时有道理的。

  

  比如说,是要守旧还是要激进。在自由主义内部,以及在自由主义思想与其他思想之间都有很大的争论。激进和保守的对立在北大、在中国近现代思想界一直都存在。又比如,对学生来说,如何处理好读书与参与之间的关系,这在北大,从“五四”时代开始,就一直存在着紧张。对蔡元培和胡适等师长来说,心情也很矛盾。他们既想要学生好好读书,更不愿压制学生们关心国是的热情。对他们自己来说,也面临着为学问而学问,还是用自由主义来议政论政的困难抉择。胡适本人就长期处于这一困境之中。他一方面誓言不问政治,另一方面,又写下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一方面声称愿意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另一方面又以自由主义的旗手著称于社会。蔡元培挑战军阀政府与胡适挑战孙文和蒋介石的勇气表现了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必须具备的对现实的关怀。

  

  大家都知道,北大是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摇篮,但同时,拥护自由主义和反对自由主义在北大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三十年代中,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再次反映了北大学人自由的多元倾向,而且,论战的双方多为自由派。

  

  除上面所枚举的许多紧张关系中的一部分外,以北大为主要代表的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看来,还有一些重大的失误和偏差。比如说,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学习和引进是从自由主义的半途中开始的。除严复等少数人外,都是自由主义课程的“插班生”,而不是从自由主义的根本处棗以洛克、孟德斯鸠、休谟、斯密、柏克、洪堡、贡斯当、托克维尔、阿克顿等认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开始的。即使是严复,也是怀着“先天下后个人、先强国后富民”的中式士大夫的使命感,而且对自由主义抱持着工具主义的态度。胡适的自由主义的思想渊源多半是来自杜威。杜威是一个实用自由主义者,而非古典自由主义者。而像张君劢、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思想渊源多半来自英国的拉斯基,这个人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者,不如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由于中国的自由主义一开始就是从半途起步的,思想根基就难免肤浅,因而难经风浪。例如说,早期的自由主义者们无法在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与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的自由主义传统之间作出区分。他们轻视光荣革命,青睐法国革命,先是以卢梭的思想为自由主义的正宗,后又以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的新自由主义为楷模,因而极易受到各种伪自由主义的诱惑。那些被哈耶克视为通向极权主义的歧路,被中国自由主义者们看作是通向自由社会的坦途。这种基本辨析力的缺乏就已经征兆了后来中国自由主义者命运的结局。有鉴于此,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已经开始自觉地去补上被先辈们漏掉的古典自由主义那一课。

  

  由于上述的缺陷,近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唯理主义、科学主义、平均主义的成分和排斥自由市场经济的特征。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系统的忽略。在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谱系中,经济自由主义始终未曾获得与之重要性相称的一席之地。自由主义者们通常对经济问题缄口不语,要么是“均富”、“计划”、“第三条道路”等反经济自由主义的常谈。连胡适这样的大牌自由主义者在谈到经济模式时,也曾对苏俄的计划模式赞赏不已。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几乎清一色是民社派,高扬“均富”和“混合经济”的旗帜,称颂被哈耶克斥责为通向奴役之路的东西。这一通病至今未有治愈的迹象,轻视财产权、经济自由和市场经济偏差至今仍未得到匡正。

  

  对比之下,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如洛克、斯密、柏克等人)一开始就是从经济角度(财产权是经济自由)切入自由主义的。洛克的自由主义政府学说就是建立在一保护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等基本人权为政府的根本目的这一命题之上的。同样,二十世纪有重大成就的自由主义者(米瑟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无不以其经济自由主义学说为依托。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在所有制是经济体制问题上的立场一向是旗帜鲜明的。

  

  据我观察,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喜欢自由市场经济、不愿意研究财产权与经济自由的原因,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受“君子不言利”的遗训的影响;二是一些自由主义大家认为经济问题肤浅,学问含金量低,不值得一谈;三是自由市场经济有缺陷、不是完美无缺;四是经济问题不如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那么重要、那么紧迫。况且,二十世纪曾是左与右的极权主义疯长的世纪,这也使得中国的自由主义更加无法摆脱极权主义的诱惑。而声称能彻底超越貌似满目疮痍的自由市场的那类极权主义思想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就更有诱惑力。

  

  这样的自由主义更多地亲近于融入了左翼思想的新自由主义,而不是古典自由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在根基处的松软。从自由主义脉络上的半路出家,导致中国自由主义事业的半途而废。自由主义及其拥护者们一旦失去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内核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依托,起下场和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中国的自由派坚持的是文化自由主义加上一些政治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始终与现实社会基本脱节,从未属于过中国的普通民众,基本上只属于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这也意味着,只要自由主义还停留在北大这样的大学围墙内,它就不会有重大的作为。它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思潮,却不能实现自由主义的根本意义,因为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关于“实践”的主义。

  

  节自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棗自由主义的先声》之前言《北大传统与近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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