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调解归调解,审判归审判: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3 次 更新时间:2013-09-24 23:43:56

进入专题: 调解   审判   民事审判   调审分离  

李浩  

  

  内容提要: “调判结合”是我国法院长期采用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但调解与审判至少具有12个方面的不同面相,是本质上存在重大区别的两种纠纷解决机制。将调解与审判分离才符合各自的规律,并有利于优化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有利于保障司法公正。在法院内部,调审分离的共识正在形成。近年来,法院进行的调解改革的尝试,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为调审分离奠定了实践基础。通过对人员分离、角色分离、程序分离和地点分离,可以在现有民事诉讼制度的框架内完成调审分离的改革。

  关键词: 调解;审判;调审区别;调审分离

  

  调解和审判共同作为法院行使民事审判权的方式,并且由同一个审判组织采用先调后审的方式处理民事案件,在我国可谓历时已久。但是,长久存在的,未必一定是合理的,诚如黑格尔所言:“在自然界中有一般规律存在,这是最高真理,至于在法律中,不因为事物的存在而就有效,相反地,每个人都要求事物适合他特有的标准。”[2]由于调审合一的程序构造既不符合调解制度特有标准,也不符合审判制度的特有标准,在肇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这一程序构造受到学术界严厉的追问和质疑,调审分离逐渐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学术观点。

  笔者在《法学研究》上曾发表过关于调审分离的论文,本文将进一步论证:调解与审判,至少存在着12个方面的明显区别,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纠纷解决制度,调审分离能够优化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法院逐渐开始接受调审分离的观点;一些法院在规范和完善诉讼调解中积极进行调审分离的尝试,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些新举措,也为实行调审分离提供了实践依据。

  如果说,在调审分离的改革构想提出之初,还只是理论界少数学者的声音,时至今日,改革的共识正在形成,改革的时机正日趋成熟。如果学术界能够持续关注这个问题,继续为实行调审分离鼓与呼,对我国民事司法制度实行重大改革,使之趋向科学化、合理化,将不再是遥远的期盼。

  

  一、审判与调解的不同面相

  

  调审分离的结论要想成立,首先需要论证审判与调解原本是存在重大区别甚至本质不同的两种纠纷解决制度,[3]并且两者间的区别即使是在法院作为调解主体的情况下也不例外。在判决与调解存在的12个方面的区别中,强制与自愿、查明事实与不一定查明事实、依据法律与不违反法律、严格遵循程序与不对程序严格要求四个方面的不同,笔者曾在《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论调解不宜作为审判权的运作方式》中做过分析,此处就不再赘述。

  (一)获得判决与达成合意

  首先,需要从目的角度对这两种制度作出区分,因为“人类的思考必然受目的观念的支配,目的观念为人类的思考提供方向,决定材料的选择,决定思考的方法”。[4]

  当事人和法官置于审判程序中时,程序的目的是导向判决,以判决的获得为依归,程序像是一列驰向以判决为终点站的列车。在审判中,法院依据最终做出的判决来解决纠纷,因而其程序的设置以形成对当事人有拘束力的判决为目标。起诉、答辩、举证、质证、辩论、合议、上诉及对上诉案件的审判,无不以获得生效判决,并保证判决的正确性、合法性为目标。审判监督程序的设立,也是为了事后保证判决的合法性、正确性。

  调解是一种合意型纠纷解决机制,程序的目标是取得双方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案的认同,双方当事人能够就调解协议协商一致或者共同认可调解人提出的调解方案才是调解列车的终点站。这一差异决定了调解人进行调解,要尽量减少双方当事人的对立情绪,营造理性交流和对话的气氛,通过劝说、引导、提示、沟通、协商等方法,找到双方当事人都满意的或者至少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纠纷解决方案。让当事人通过交涉、协商自主形成调解协议无疑是理想的结果,即使无法达到这一理想状态,要由调解人为当事人提示解决方案,也需要让当事人认同、接受调解人提出的方案。

  (二)宣告规则与解决纠纷

  目的不同还体现在是否重在宣告规则上。在审判中,法院不仅仅是以判决方式解决个案纠纷,而且是在向当事人进而向整个社会宣告法律规则,促进法律秩序的形成。“法官的任务,是对具体案件作出裁判,并在裁判的过程中适用法律。……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必须从需要裁判的具体案情出发,不断地对法律中包含着的判断标准进行明确化、精确化和具体化。”[5]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则有时带有一定的模糊性,法律的明确化和具体化离不开司法。正是通过日复一日的裁判,法院在解决各种争议的同时,把法律规则适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法律对人们行为的规制和调整。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言:“法律不仅想成为用以评价的规范,而且欲作为产生效果的力量。法官就是法律由精神王国进入现实王国控制社会生活关系的大门。法律借助法官而降临尘世。”[6]科特威尔更是把审判看作是宣示法律规则和维护法律秩序的方法。“因此,最好的办法或许是不要把基于法律的法院判决,看作主要是为了解决冲突,而应该看作是为了维护规范秩序,是为了理解某一特定社会情况或关系,作出以法律原则为根据的说明。”[7]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条关于民事诉讼法的任务的规定,也体现了立法机关期待法院通过审判,发挥解释和宣告规则的功能。

  在现代社会的调解中,虽然法律规则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对于调解人来说,并不需要像在判决中那样详细地解释法律规则,用法律规则促成调解。调解不完全是、甚至不一定是基于法律的纠纷解决,调解人可以灵活运用道德、习惯、风俗、人情、关系等法律以外的因素做当事人的工作。“实践中,基层法官在与当事人接触时往往并不急于向其解释法律的详细规定,而大多只在笼统介绍法律条文后,便苦口婆心地与当事人谈论起道德上的要求与人情世故,尽量少用法言法语,而更多地运用俗语、方言、人际关系、礼节和伦理道德,从而在法律的影响下,取得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的认可。”[8]另一方面,由于在调解书中并不需要写明法律依据,调解书也无需向社会公开,所以即使是法院在调解中解释和阐述法律规则,严格按照实体法规定帮助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也无法承担起宣示法律规则的任务。

  (三)限于本案请求、事实与灵活对待请求、事实

  法院判决必须严格针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判决事项既不能多于当事人的请求,也不能遗漏当事人的请求,否则构成程序上重大的违法事项。调解则不同,虽然调解人也需要重视当事人的请求事项,但无需严格受制于它们,在必要时,为了获得更为妥帖的纠纷解决效果,可以不拘泥于当事人的请求。例如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2009年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第一案的“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施耐德电器低压(天津)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斯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侵犯实用新型专利纠纷案”中,浙江高院在上诉审的调解中,就未局限于施耐德公司的上诉请求,而是针对双方当事人遍布全球的20多个诉讼纠纷及几万种产品细目、争点繁多的特点,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全球和解,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了全球和解协议。[9]

  在裁判中,法官只能就当事人主张的、在法律上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存在争议的事实进行调查,即只能把注意力集中于本案的事实,那些与本案并无关联的事实,如作出判决后败诉方是否会因为清偿债务而陷入困境甚至可能破产,长期合作的双方当事人可能会分道扬镳,长期和睦相处的邻居可能反目成仇,都不在法官的考虑之列。裁判是一个法的决定过程。“在这种类型中,先于决定本身而存在的一般性规则以‘有事实A则必须作出决定B’的形式被给定。第三者的决定权限以及决定责任都缩减到对一般性规则的正确认识、把握和要件事实是否存在的判断上。”[10]审判一般只涉及过去的要件事实,只注意决定的前提和权限等条件的充足。这样做比较容易抑制当事人以及其他第三者的批判,减轻法官做判决时的责任负荷。”[11] “

  在调解中,调解人虽然也要关注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但调解人也可以把那些与纠纷事实并无直接关系,但对于妥善解决纠纷却有关联的事实综合地予以考量,例如离婚诉讼中子女的利益,侵权纠纷中原、被告之间的楼下楼上的邻居关系。考虑那些法律要件事实以外的事实,有时不仅有助于眼前纠纷的调解解决,而且也有利于化解当事人之间深层次的矛盾,或者有益于双方当事人的长远利益。

  (四)公开与非公开

  审判需遵循公开原则,审判公开是从程序上保证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公开保证了司法权在阳光下行使。我国民事诉讼法把审判公开作为民事诉讼的制度之一,规定除了应当不公开和允许不公开的例外情形外,审判应当公开进行。为了进一步增强司法的公开性,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订还增加了公众可以查阅裁判文书的规定(第156条)。

  对于调解,法律并不要求公开进行。调解之所以无需公开,从法理上说,是因为既然调解的本质在于当事人的合意而非法官的判断,公开原则就失去了用武之地;从当事人视角看,不公开也符合当事人的利益和需求,民事纠纷关涉的一般都是私事,当事人不希望他们的私人事务受媒体关注,为公众知晓,被他人围观。一些当事人正是考虑到非公开带来的益处,才选择了调解。

  (五)面对面与背靠背

  在民事诉讼中,对席审判是程序的一般要求。不仅双方当事人需面对面地进行诉讼活动,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诉讼行为也需要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主张、抗辩、举证、质证、辩论这些对判决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的诉讼行为都应当公开进行;如果法官需要向当事人公开心证,也需要在法庭上,在双方当事人都在场的情况下公开,法官与当事人之间非公开的秘密交流被视为违反审判纪律的行为而遭到禁止。这对于强调程序公正的审判来说完全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

  调解则不同,法官在调解中既可以选择双方当事人都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调解,也可以在背靠背的情况下分别做原、被告的工作。分别做工作,有助于当事人更坦率地与法官交流,既可以让当事人释放对对方的怨气和不满又不至于造成调解无法继续。但是,在背靠背的情况下,法官向各方当事人实施的调解行为是不为对方所知晓的,调解人是否会为了调解成功对法律作出不同的解释、对心证作出差别性的公开,对诉讼风险做相反的提示,也会成为难以消除的怀疑。日本民事诉讼中法官在进行和解时也常常采用背靠背的方法,因而其公正性也受到学者的质疑。“像在诉讼上和解中典型的那样,合意的达成是在有关人士不能进入的密室中,轮流召唤当事人,在连准备好的谈话规则都没有的地方进行的,以进行经常性的心证和判决预测、隐约有着归结出皆有或者皆无结论风险的形式进行。因此,说它作为法院的程序,极不有序,也不公正、不透明,是为了说服当事人‘裁断’可能性而使用的‘威胁’手段也是没有办法的。”[12]在背靠背的调解中,调解人有了对信息操作的空间,为了调解成功,会情不自禁地采用信息操作的方法。尽管信息操作对那些当事人之间意见分歧大,感情上对立严重的纠纷具有合理性甚至必要性,但“在这样的信息操作中也潜藏着过分追求纠纷解决的效果而不惜弄虚作假的危险。”[13]

  (六)面对过去与面向将来

  审判只能面对过去,而调解则可以面向将来。判决以解决发生在过去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上的纠纷为己任。“法律裁决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它的过去式定位。法庭通常负责查明已发生的事实,然后从法律上予以评价。塑造当事人之间未来的关系则不是它的职责所在。”[14]判决的过去式定位决定了法院在审理时只能专注于当事人提出的案件事实,至于判决会对当事人将来的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法官在作出判决时是无需考虑的。

  调解则不同,调解可以在解决过去纠纷的同时面向未来。在调解中,调解人不仅可以让当事人考虑与当下纠纷并无关联的过去的关系和情感,而且可以帮助当事人从整体上考虑双方的关系,促使双方当事人从长远利益出发冷静处理已发生的纠纷。把将来的关系、长远利益纳入当下的纠纷解决后,为纠纷解决方案的形成提供了更多的选项,也增加了调解成功的可能性。

  (七)黑白分明与调和处理

  “尽管法庭偶尔也寻求折中和弹性,但是法庭的判决通常具有非此即彼的二分特征:判决依据的是已经发生了什么事实这一概念的专一定义以及对法律规则的专一解释。当一起冲突升级为诉讼,冲突中的一方必须准备好承担全部损失。”[15]这段话精辟地解释了判决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特征及其原因。判决的这一特征在各国民事诉讼中具有普适性,法院在判决中需要旗帜鲜明地对待双方当事人的争议,要么支持原告方,要么支持被告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调解   审判   民事审判   调审分离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民商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7967.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