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继承法修改的若干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38 次 更新时间:2013-09-24 23: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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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 (进入专栏)  

  

  继承法,是指调整因自然人死亡而发生的继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规范的是因自然人死亡而产生的财产移转关系。[1]我国早在1985年就颁布了《继承法》,且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继承法意见》)。这两个法律文件成为了我国继承法律制度的重要法律渊源。此外,《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等法律和司法解释之中也包含了一些继承制度的规范。我国现行继承法律制度对于保护私人财产权、尊重民事主体个人意志以及激励人们创造财富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行继承法的滞后性和不完善性日益凸显。在民法典制定时,应当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成果,进一步完善我国《继承法》的内容和体系。在此背景下,全国人大已经启动了继承法的修改工作,这是完善我国继承制度的重要契机,也可以为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奠定基础。本文拟对继承法修改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为立法提供建议。

  

  一、关于继承法总则的修改

  

  关于继承法是否应当规定总则,学理上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继承法》总则的内容总体上是比较完备的,实践证明《继承法》总则对继承法的体系化和有效实施是十分必要的。继承法仍应当保留现行继承法关于继承法总则的规定,但应当作出一定完善:第一,民法典总则难以涵盖继承法总则的内容。继承法虽是在民法典总则统摄下民法典的组成部分,但民法典总则并不能涵盖继承法总则的所有内容,继承法中存在一些不同于其他民事法律制度的独特规则,并且这些规则也能够抽象出继承法领域的共同规则,构建一个继承法总则。第二,保留继承法总则符合总分结合的民法典编纂模式。德国法系的经验表明,继承法具有自己的制度体系,能够作为民法典中独立的一编,这一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如果继承法不能形成自己的总则和分则,它的体系性就会大大降低。所以,继承法总则的设立也可以增强继承法的体系性;更何况,由于继承法总则之上仅有民法典总则,规定继承法总则并不会导致总则层次增多,也不会过分增加法律适用的困难。第三,继承法总则的内容应当能够涵盖所有继承制度,换言之,继承法总则在继承制度中应当具有普遍适用性。一方面,它必须能够普遍适用于所有继承制度,包括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等。例如,《继承法》第二章“法定继承”之中规定了男女平等原则,这一原则充分体现了我国继承法的精神和价值取向,有助于根除传统上继承制度中歧视妇女的陋习,这一原则体现了我国继承法的整体精神,所以应当在继承法总则中进行规定。另一方面,仅仅适用于继承法中某项制度的规则,不宜在继承法总则中进行规定。例如,“必留份”制度,即遗嘱中必须为无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的法定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由于这一制度仅适用于遗嘱继承,因此,不应当将其规定在继承法总则之中。

  值得讨论的是,继承人、继承权的内涵和行使、继承回复请求权及其时效是否应当在继承法总则加以规定?从比较法上看,对此存在不同的立法例。严格来讲,《德国民法典》的继承编并没有规定继承法总则,该法将继承人、继承权、回复请求权制度规定在法定继承之中,而不是规定在继承法总则中。《瑞士民法典》中继承法分为“继承人”和“继承”两个部分,继承人制度包括了“法定继承人”、“遗嘱处分”两部分。继承人、继承权等一般规则也是在法定继承之中加以规定的。这些模式都具有其合理性,但按照总分结构的立法技术,我国继承法仍然应当设立总则,将遗产范围、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继承权的内涵和行使、继承回复请求权及其时效等在总则中加以规定,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由于继承人制度和继承权制度不仅适用于法定继承,而且适用于遗嘱继承,将其分别规定在法定继承或遗嘱继承中,可能引起立法的繁冗,因此,应当将其规定在继承法总则中。第二,继承人和继承权的确定,实际上是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的前提,应当将其规定在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之前。关于遗产的范围,我国现行《继承法》实际上是在总则之中规定的。[2]将来的继承法应保留此种做法。第三,继承法的宗旨是为了解决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的问题,这二者构成继承法的核心制度,既然继承人和继承权制度可以适用于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那么理应纳入继承法总则之中。

  据此,笔者认为,继承法总则主要包括:基本原则、继承人、继承权、遗产、继承权的抛弃、继承权的丧失、继承回复请求权、时效。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都对总则的修改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必要对其中的若干具体制度进行完善,具体来说,应当着重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一)遗产的范围需要进一步扩大和确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产的形态日益多样化,遗产的范围也应当作出相应的调整。我国《继承法》第3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该条规定采取一般条款与具体列举相结合的方式,明确了遗产的范围。但该条也存在如下缺陷:一方面,该条的规定并未与《物权法》有关私人所有权的客体和范围保持一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财产的形式日益多样化,为了实现对私人财产的充分保护,继承法应当尽可能扩大遗产的种类和范围。另一方面,该条没有排除死者的专属性财产。财产按照其性质可以分为专属性财产与非专属性财产两类,专属性财产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继承,因此,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对此予以明确,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3]

  笔者建议,遗产范围应当表述为:“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财产,但专属于死者自身的财产除外。”这就是说,遗产的表述应当采取抽象概括的模式,尽可能拓宽遗产的范围。因为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财产的形态纷繁复杂,个人可以拥有的财产类型也不断增长,将遗产的范围限制得过于狭窄,将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4]从比较法的经验来看,国外继承法也不断扩大遗产的范围,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变迁。例如,法国改革后的继承法在许多方面为未亡人采取了保护措施,允许生前赠予、赠予对方用益权(leguer I’usufruit)或是赠予对方“虚有权拥有者”身份(nu-propriete)。[5]这些经验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我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财产形态不断出现,如公司股权、特许经营权、采矿权等均具有重要的财产价值,应当被纳入到遗产的范围。再如,人格权的商品化利益能否继承的问题?这是人格权法和继承法都尚未解决的新的课题。笔者认为,对死者人格利益有必要取区分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对于人格利益来说,随着权利人的死亡已经不复存在,法律对其加以延伸保护是为了满足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需要;而财产利益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应当可以由其继承人继承,这需要人格权法对其加以完善,我国继承法也应对此加以认可。我国司法实践实际上是对人格权中的商品化利益的继承是予以承认和保护的。

  (二)继承权的丧失条件应当予以修改

  继承权的丧失,是指继承人失去了其期待权意义上的继承权。从比较法上来看,继承人如果对被继承人或者其他继承人实施了严重违背道德的行为,就有可能丧失其继承权,这也体现了对传统道德观念和伦理秩序的维护。我国《继承法》在总则部分也对继承权的丧失作出了规定,继承权的丧失可以适用于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

  我国现行《继承法》第7条也规定:“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一)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二)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三)遗弃被继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四)伪造、篡改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由此可见,《继承法》实际上是采取具体列举的方式来确定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法定事由,该规定与日耳曼法上的法谚“染血之手,不能为继承人(Die blutige Hand nimmt kein Erbe)”是相符的。此种模式不仅有利于继承权丧失的认定,而且可以避免概括规定的模糊和不确定性。但该条规定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

  第一,没有从法律上严格区分继承权的绝对丧失和相对丧失。所谓绝对丧失,是指无论被继承人是否有宽恕的表示,都会导致继承权的丧失。例如,继承人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情形,其继承权应当绝对丧失。所谓相对丧失,又称为非终局丧失,是指被继承人可以通过表示宽恕的方式,使继承人不丧失继承权,即在具备一定条件时继承权还可再行恢复。[6]《继承法意见》第13条规定:“继承人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或者遗弃被继承人的,如以后确有悔改表现,而且被虐待人、被遗弃人生前又表示宽恕,可不确认其丧失继承权。”在法律上区分继承权的绝对丧失和相对丧失的必要性在于:一方面,这是为了充分尊重被继承人的意愿。在绝对丧失的情况下,继承人没有可能再获得继承权,而在相对丧失的情况下,被继承人还可以通过自己的意愿使继承人获得继承权。另一方面,这是基于继承人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不同,而使其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继承权相对丧失是针对社会危害性程度较轻的行为所作的规定,如虐待、遗弃被继承人。而继承权的绝对丧失是针对社会危害程度较重的行为所作的规定,如为了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二者社会危害程度不同,应当作出一定的区分[7]。

  第二,对于继承权绝对丧失的各种情形缺乏更为详尽的规则。从《继承法》的上述规定来看,其规定仍然是比较简略的,法院在适用时仍然遇到操作层面的问题。例如,“故意杀害被继承人”是否包括正当防卫?如果继承人无责任能力,是否也导致其丧失继承权?是否以继承人被法院认定为刑事犯罪为前提?《继承法》对于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规定,因此,我国民法典制定时应当制定更为详尽的规范,以增强其可操作性。

  第三,没有准确规定继承人丧失继承权后的代位继承问题。《继承法》中并没有对此作出规定,但《继承法意见》规定,被代位人丧失继承权,其晚辈直系血亲就不可能代位继承。[8]这显然是要求代位继承人要为其父母的行为承担责任。笔者认为,代位继承是为了保护继承人直系血亲利益而设置的法律制度,继承人丧失继承权以后,不应当因此影响其晚辈直系血亲的代位继承权,因此,在继承人丧失继承权后,其直系血亲仍应当享有代位继承权。

  (三)继承权的抛弃制度需要完善

  继承权的抛弃,是指继承人抛弃其继承权的意思表示。继承权的抛弃与被继承人债务的承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无限继承主义之下,继承人要为被继承人清偿债务,而且不以遗产为限,因此,不允许继承人抛弃其继承权。而在有限继承主义之下,继承人仅以遗产的范围为限来承担债务,如果遗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或者继承人不愿意继承,因此,应当允许其抛弃继承权。[9]近代以来,基于个人责任的原则,继承并非是家族、家产或祭祀的继承,而纯粹是个人遗产的继承,不能强制个人接受继承,继承人有抛弃继承权的自由。[10]我国《继承法》第25条第1款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继承法意见》第46条规定:“继承人因放弃继承权,致其不能履行法定义务的,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该规定明确了继承人抛弃其继承权的权利,并对其作出了限制,但我国现行法关于继承权抛弃制度,还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

  第一,明确在继承开始以前,继承人也可以抛弃其继承权。在继承开始以后,虽然遗产已经转归继承人所有,但还没有进行遗产的分割,因此应当允许继承人抛弃其继承权。而在继承开始前,继承权属于期待权意义上的权利,基于财产权原则上可以抛弃的原则,法律也应当允许继承人抛弃其继承权。

  第二,明确继承人抛弃继承权应当向相对人作出表示。抛弃继承权其实就是处分权利的行为,它也会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所以需要向相对人作出意思表示。法律也应当明确相对人的范围。例如,可以规定继承人抛弃继承权应当向其他继承人作出意思表示。

  第三,明确继承人抛弃继承权的限制。毫无疑问,任何权利的行使都不是绝对无限制的,虽然继承权的抛弃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由,但这种自由也是有限制的。《继承法意见》第46条规定,继承人因放弃继承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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