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勇:飘忽的治道——清末民初中国的变法思想与法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65 次 更新时间:2005-05-15 23: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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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勇 (进入专栏)  

  

引言

   法治讲究稳定守成,依循法度,变法讲究改革创新,打破陈规。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法治与变法这两个看似抵触的事物却是奇妙地交织在一起。

   从逻辑上讲,当旧的法度不足守时,法治论者会转而呼吁变法,靠变法来冲决罗网,破旧立新。当变法取得成功,新的法度需要贯彻执行时,变法论者会转而呼吁法治。从这个意义上看,法治与变法本身,犹如当今的稳定与改革,其实并不代表两种不可调和的价值观,毋宁说,它们是出自同一逻辑的两种政治策略。可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演变过程里,变法与法治之间这样清晰的逻辑关系,是不存在的。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时候,是赞成法治,还是不赞成法治,是赞成变法,还是不赞成变法,以及赞成什么样的法治、什么样的变法,似乎不取决于他们对法治或变法本身的偏好,而是取决于他们在特定社会历史场景下的具体选择,取决于他们对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的认识和实践。

   阅读当时文献,可以看到,实际情形要比逻辑预设复杂得多。法治论和变法论往往是同一个群体在同一时间发出的同一种声音,这是耐人寻味的。呼吁法治者也呼吁变法,似乎不变法就不能行法治,只有先破坏了现有法度才能够谈得上依循法度。呼吁变法者也呼吁法治,似乎现在不守法正是为了日后守法。这样的情形,一方面,使得法治这个先秦法家的词语“好风凭借力”,裹挟到共和、自由、民主、民权等口号里,在呼风唤雨的同时,也实现自身的脱胎换骨;但另一方面,又使得法治这个极讲究确定性和可预期性的原则,裹挟到变法的不确定和不可预期里面。犹如一部本该作为国之经纬、万世之则的宪法却不时生变,总不免显得自相矛盾,飘飘忽忽。

   值得我们重视起来的,是这飘忽背后的原因。不确定和不可预期,乃是变法本身所固有的特性;但变法追寻的,当是确定的、可预期的法则,正是这样的法则,才是法治的依凭和精髓。问题在于,变法是否找到了确定的、可预期的法则?是否找到了必守、可守之道?飘忽的原因,是变革得太过,还是变革不到位?也就是说,是变革过于激进,毁坏了旧制度里包含的合理的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伤及了根本法则,以至只知创新、不知固本,只知变革、不知守成,只知革命、不知保命,还是变革不够彻底,对旧制度里的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没有进行革命性改变,尚未找到根本之道或实现根本之道的方法途径,结果以不应有的妥协退让而告终?这类问题,迫使着我们对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做一番认真的追寻与思考。

   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清朝统治末期至中华民国成立初期,中国人的思想活跃程度,并不逊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的思想以变法为主题,变法也贯穿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活。在为“图强”而变法的意义上,这一时期的变法思想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思想是相同的,但更多的是不同。例如,在学术渊源方面,渐次引进了西方学术,尤其是启蒙哲学的一系列为中国传统学术所未闻的概念和方法;在社会政治方面,发生了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驱除鞑虏”、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那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法律制度方面,先自19世纪70年代引进国际法,继之讨论议院制度,并在20 世纪之初,由沈家本等人参照西方法律改革清朝国内法制,后来,辛亥革命又开启大量移植西方宪法和法律之端。

   我们很难说哪一个方面的哪一种因素是最重要的,或者是可以单独起作用的,也很难说哪一个方面的哪一种因素是绝对积极的或消极的,但我们可以说,变法与法治始终密切关联着。第一,变法维新的核心问题,最后指向的是社会政治体制,也就是一个治理原则和治理方式问题,法治被作为西方政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变法的重要内容;第二,在法治概念里,用以为治的法,不是刑律,而是国家大法,这个国家大法,也就是变法中的欲变之法、欲立之法,就是要通过变法而确定下来的立国之基,为政之本;第三,变易国家大法,不是简单地修改秦代以来的法典,而是要涉及对根本法则的考量,最终制定作为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指南的宪法。变法就是要解决实行这种新的法治所面临的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问题。

   可以说,这个时期带有变法特征的法治思想,尤其是其中关于价值法则和政治法则的探讨,为中国社会走向法治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法治之路的某种历史命运。阅读这个时期具有变法背景的文献,对于处在改革环境中思考治道问题的当代中国人而言,会觉得特别的熟悉和亲切。处在改革与秩序、创新与固本、批判与建设、传统与现代、中法与西法的矛盾漩涡里几乎难以自拔的我们,的确有必要认真梳理和学习这一段历史。


一、  华夷之辨与本末之辨:法治的进路问题

  

   法治本来是一种治理技术,但是,在近代中国的变法思想里,它被作为现代文明国家的标志,进而作为强国的一大策略,用当代的话来说,就是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作为“时代趋势”,作为“小康社会”的一个标志,作为中国“同国际接轨”的一个途径。这样一种对法治的理解,与先秦法家在把法治作为强国之本的意义上主张“以法治国”,乃是一脉相承,只是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在这里,法治被作为代表西方或现代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同民主、自由等文明标志联系在一起,成为接引西法、融入所谓现代制度文明的途径和方式。这样的认识,其实已经超出了一种治理方式本身所具有的原本意蕴。理解这一点,必须首先了解华夷之辨与本末之辨。只有了解华夷之辨与本末之辨,才能真正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变法进程,就像只有了解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才能真正理解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进程那样。

   同西方接触之初,举国上下仍然讲究“华夷之辨”,视中国为世界的中心,视西方人为蛮夷,对西洋的坚船利炮和社会文明不屑一顾。后来挨了打,也至多只承认西方技术厉害,不承认西方政教先进。再后来,随着对西方的了解逐渐增多,先进的人士开始认真地研究西方国家强大的原因,认识到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而非技术,才是强盛之本。于是,调子渐渐反转了:认为中国的东西代表落后和野蛮,只有西方的东西才代表先进和文明。这个反转过来的思维,到如今依然支配着我们。

   可以说,欧洲启蒙运动以来不同文明形态的接触和融和,没有哪一种文明形态的经历像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国传统文明的经历那样具有典型意义。在此之前,中国曾经数次被外来民族侵入,但无论是曾经占据半壁河山的鲜卑、女真,还是统一了整个华夏的蒙古、满清,都无一例外地被中华文明同化了,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中华文化一直扮演着征服者的角色。可是,鸦片战争后,中国虽然在法律上还算得上一个主权国家,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但在文化上却可以说被彻底打垮了。西方文明借助“现代化”的浪潮,征服了中国。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这是一个似乎必然的过程。过去,启动并进入这个过程是必然的,现在,我们反省并走出这个过程也是必然的。

   自古以来,“变法”就是与“图强”连在一起的,就是一个以国家为本位的集体主义诉求。问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弱小的国家看到秦国因变法强盛起来,可以毫不犹豫地学习秦法,到了大清帝国,即使挨了打,要低下头来向别人学习,就不那么容易了。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用所谓愚昧无知或自大心理来解释,要看到,它的深层原因是十分复杂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可以宽宥的。这个深层原因可以通过以下逻辑来理解:学习西方的政治,必定要采纳其背后的哲学、伦理和文化;采纳西方的哲学、伦理和文化,必定要毁弃作为人类另一种悠久而伟大的但与之冲突的中国哲学、伦理和文化;毁弃中国的哲学、伦理和文化,必定导致引以为豪的中华传统文明的毁弃;毁弃中华传统文明,必定导致礼崩乐坏,人心凋敝,危及社会政治稳定;社会政治不稳定,便谈不上学习和运用西方的技术,更谈不上学习西方的政治;不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政治,便还得挨打,导致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倘若国不国,民不民,种灭族亡,还有什么必要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政治呢?

   这是一个看似荒唐的逻辑链。组成这个逻辑链的每个环节,表面上富有必然性的推理,实际上却未必经得起推敲。在不同的时候,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人们会关注和强调其中的某些环节,并且,在此时与彼时、此处与彼处相互矛盾。强调学习西方的政治,必定要冒涉及民族立场、政治立场的风险;解决政治现代化问题,不可能不改革政治体制,造成社会政治的某种不稳定;拒绝西学、抱残守缺,必定像引进西方文明那样,导致中华文明衰微,乃至在实力竞争、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国将不国。如此等等。这是一个巨大的由无数荒唐、冲突和必然性组成的漩涡。当初某些大师鸿儒,如梁巨川[1]、王国维,毅然选择殉道,或许便是觉得在这样的漩涡里无可自拔,无路可走了。

   不过,对于那些抱着经世致用信念的大多数士大夫来讲,想得更多的,还是如何直面危机,寻找出保国保种的有效办法。而且,在中西文明交接之初,许多深层的冲突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士大夫们很容易把顺应形势、接纳西学,作为新一轮变法的主要内容。他们的路径是从本末之辨这个依然传统的视角入手的。

   早在道光年间,一位叫魏源(1794~1857)的仕途失意者就在他写的《海国图志》(1842年)中告诫国人,不要视西洋诸国为蛮夷,认为:

   远客之中,有明理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览物情,贯通今古者。[2]

   林则徐在《四州志》里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此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出现了一批早期改良主义思想者,其代表人物有冯桂芬(1809~1874)、王韬 (1828~1897)、薛福成(1835~1894)、马建忠(1845~1900)、郑观应(1842~1922)、陈炽(?~1899)、黄遵宪(1848~1905)、何启(1858~1914)、胡礼垣(1847~1916) 等。以文祥(1818~1876)、郭嵩焘(1818~1891)、张树声(1824~1884)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洋务派官僚,也是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人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也在推动改制变法中起到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一段时间,既是中华民族初步感受危亡威胁的时刻,也是他们大声疾呼、发愤著书的时刻。

   王韬在1883年发表的《弢园文录外编》中认为:

   天心变于上,则人事变于下。天开泰西诸国之人心,而畀之以聪明智慧,器艺技巧百出不穷,航海东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固古今之创事,天地之交局。……则我又乌能不忠、变计哉![3]

   张树声(1824~1884)是淮军的重要将领,历任江苏巡抚和两广总督等要职。1884年10月26日,他口授《遗折》,力言西人本末之别、体用之分:

近岁以来,士大夫渐明外交,言洋务,筹海防,中外同声矣。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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