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志 金翼翔:论刑罚轻缓化的世界背景与中国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5 次 更新时间:2013-09-16 21: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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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志 (进入专栏)   金翼翔  

  

  刑罚轻缓化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刑罚轻缓化作为一种客观的趋向在刑法的进化历史上是清晰可见的,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从历史发展上看,刑罚轻缓化究竟对还是错?如果刑罚轻缓化是正确的,那么它又是否具有普遍性和全球性,是否能够在所有国家都可以适用?如果刑罚轻缓化也适用于中国,那么中国刑事司法是否存在刑罚轻缓化?是否应当推进刑罚轻缓化?这个进程应当走多快,走多远?

  从世界背景来看,刑罚轻缓化乃是人道主义的发展与人权保障的进步的结果。这一观点是对刑罚轻缓化的宏观定位,关注的乃是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从中国实践来看,刑罚轻缓化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刑罚轻缓化意味着对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重刑主义进行反思,对中国当代刑事司法中的“严打”政策进行反思,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与刑罚轻缓化相伴随的乃是法网趋于严密、刑罚趋于轻缓、立法趋于一元等一系列刑事法治发展的新趋势,是对刑罚轻缓化的微观定位,关注的乃是刑罚轻缓化的中国语境。

  

  一、刑罚轻缓化的世界背景

  

  刑罚轻缓化的世界背景乃是人道主义[1]的发展与人权保障的进步。人道主义和人权保障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前者强调价值和思想,后者强调法律和制度。刑罚学的基本理论从报应论和功利论两个方面来理解刑罚,而无论是从报应论还是功利论的角度出发,刑罚都应当受到人道主义的限制,而随着人道主义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刑罚就必然向着轻缓化的方向发展。这一属性也被称为刑法的谦抑性,即刑法作为一种严厉的法律制裁手段,应当在必要的基础上保持其最低限度。

  (一)刑罚应当受到人道主义的制约

  从功利论的角度而言,刑罚应当受到人道主义的制约。刑罚功利论回答的是刑罚的工具价值问题,是刑罚的科学问题。刑罚有没有用?有什么用?一般理论认为刑罚对于犯罪具有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可以分为主观抑制和客观抑制。主观抑制作用的典型就是惩戒,客观抑制作用的典型就是威慑。应当看到,刑罚对于犯罪的抑制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否能够通过加强刑罚从而加强对犯罪的抑制则是另一个问题。从法学上看,正义是法学的元概念,正义要求罪与刑的对等,而极端的普遍抑制会导致重刑主义,这就意味着为了威慑犯罪,轻罪可以重刑,这显然与正义的追求背道而驰。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学者AndrewVon Hirsch就指出以威慑的需要为转移的刑罚“很有可能支持对被定轻罪的人中的某些人使用极端的刑罚……这似乎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正义。”[2]不仅是轻罪重判会受到批判,刑罚功利论本身也会受到批判。从哲学上看,人是手段,更是目的,康德指出“法院的惩罚绝对不能仅仅作为促进另一种善的手段,不论对犯罪者本人或者对公民社会。惩罚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只是由于一个人已经犯了一种罪行才加刑于他。因为一个人绝对不应该仅仅作为一种手段去达到他人的目的”。“人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3]因此单纯地将人作为手段的做法意味着人的异化,人成了工具,人不再是人。

  从报应论的角度而言,刑罚也应当受到人道主义的制约。刑罚报应论回答的是刑罚的本体价值问题,是刑罚的哲学问题。刑罚好不好?这是个问题。杀人正义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杀人恶,则杀恶人者亦恶,这是泛人道主义的观点;杀善人者恶,杀恶人者善,这是辩证的观点。取前者,则刑罚非正义;取后者,则刑罚正义。在理想状态下,后者是正确的。但在现实中后者的理想状态遥不可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鉴于法西斯政权践踏人权、破坏法制的历史对人类造成了巨大的创痛,各国对之前的刑事政策进行了深刻反思,纷纷主张重建法治。从19世纪后期出现并在20世纪前半叶占据主导的以社会防卫为中心的刑事政策受到了修正,古典主义重新为人们所认识。古典主义主张限制刑罚权、确定保障人权的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均衡原则,主张刑罚的人道主义和刑罚的报应性。这一时期出现了以安塞尔为代表的新社会防卫论,新社会防卫论采取综合古典主义和近代学派的立场,将人视为社会防卫的目的,从优化刑法机制的角度来思考犯罪防控,认为刑法并不是打击犯罪的唯一手段,犯罪人的人格及其复归社会是一切刑事政策的核心,新社会防卫论也成为二战后占主流的刑事学派。因此尊重和保护人权,遵循正当程序,缓和社会矛盾成为当代刑事政策的重要方面。

  从总体上看,刑罚的客观属性违背了人类发展的终极追求。刑罚是对犯罪人权益的剥夺,剥夺的内容包括财产、自由乃至生命。因此,从事实的角度来看,刑罚就是一种伤害,刑罚的自然属性与人道主义的追求是相悖的。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对于正义的追求又要求对于作恶者进行惩罚,从这个角度来看,刑罚又是符合人的理性追求的,因此问题的关键就落在如何于实现正义的同时又保证刑罚不被滥用,也就是如何实现刑法的谦抑性。而在社会秩序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刑罚轻缓化就成为人道主义的追求目标。

  (二)刑法应当体现人权保障的目标

  人权保障是人道主义的法律概念。人权的改善和进步需要多层次全方位的保障。刑法由于其所保护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其对违法制裁的特殊严厉性,而对人权的全面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强化对人权的保障是全球化时代刑法改革的主旋律。[4]而刑法保障人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刑法既惩罚有罪之人,又保障无罪之人不受惩罚。刑法不仅可以通过依法惩罚犯罪来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诚如日本刑法学者所言:刑法既是“犯罪人的大宪章”,也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5]“善良公民的大宪章”意即只要公民没有实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就不能对该公民处以刑罚。

  另一方面,对于犯罪人而言刑法既剥夺犯罪人某些权益,又保障犯罪人某些权益。刑法对于犯罪人权益既剥夺又保护的属性乃是辩证法在刑法中的体现。从刑罚的自然属性来看,刑罚是对犯罪人权益的剥夺,因此刑罚似乎不可避免地具有侵害人权的特性。从刑罚的社会属性来看,刑罚报应论要求罪刑相称、罚当其罪、刑罚的严厉程度与犯罪的严重程度相适应,刑罚功利论要求刑罚对犯罪产生有效的抑制作用,因此刑罚对于犯罪人权益的剥夺不是盲目的、绝对的剥夺,而是有针对性的、相对的剥夺。刑法的任务就是确定“哪些需要剥夺、如何进行剥夺”以及“哪些不能剥夺、如何予以保护”。

  当然,刑罚轻缓化在客观上确实具有经济优势。监禁刑的减少可以降低监狱成本的支出,社区矫正的增加甚至可以提供额外的公共服务,而罚金刑的适用范围的扩大显然可以增加公共财富的收入。刑罚轻缓化的确具有经济性。但必须认识到,推动刑罚轻缓化的主观原因还是人道主义和人权保障,经济上的有利因素只是刑罚轻缓化所带来的客观利益,我们并不否认这种客观利益的存在,但却不能过分主动地追求这种利益,更不能因为经济因素而违背正义要求、违背国情刻意地追求刑罚轻缓化。

  

  二、刑罚轻缓化的中国实践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刑罚轻缓化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因此中国也应当适时适度地推动刑罚轻缓化。而在中国推动刑罚轻缓化就应当以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为基础,对刑罚轻缓化在中国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深入地分析,既不能忽视这一历史进程,又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如果说上文强调的乃是刑罚轻缓化的普世价值,乃是对刑罚轻缓化的宏观定位和历史定位,那么下文强调的便是刑罚轻缓化的中国意义,乃是对刑罚轻缓化的具体定位和地理定位,关注的乃是刑罚轻缓化的中国语境。

  (一)刑罚轻缓化是对重刑主义和“严打”政策的反思和纠正

  刑罚轻缓化是对重刑主义和“严打”政策的反思与纠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刑事司法体制日趋科学合理的表现。

  1.刑罚轻缓化是对重刑主义的反思与纠正

  中华法律文化具有重刑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来源于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是传统文化思想,另一方面是封建统治思想。传统文化思想常有强调仇恨、鼓励复仇的内容,如《春秋公羊传》便强调可复百世之仇。当然,儒家思想也强调“仁者爱人”,但从现实来看封建统治者的治国思想对于刑法的影响要更为显著。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往往都认可了重刑能够有效地抑制犯罪的观点。《周礼·秋官·大司冠》载:“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这一观点后来被朱元璋引用,成为了众所周知的“治乱世用重典”。因此,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总体上沿袭了这一“外儒内法”的统治思想,也就决定了中华法律文化的重刑主义倾向。

  重刑主义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从报应论的角度看,重刑主义在刑罚种类、刑罚区间上都促使整个刑法更加严苛和残酷,违背了人道主义的发展方向;从功利论的角度看,重刑主义一方面无法保持长期的抑制犯罪的效果,另一方面还有可能带来社会矛盾的激化。为了实现刑罚的现代化、科学化,就必须对当代中国刑罚体系进行改革,而相对于偏向重刑主义的刑罚体系而言,刑罚轻缓化则是当代中国刑罚体系实现现代化、科学化的必经之路。而从中华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来看,重刑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的精神背道而驰,与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相背离,刑罚轻缓化正是对重刑主义的反思和调整,其本身也体现了“和”的思想在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中的发展。

  2.刑罚轻缓化是对“严打”政策的反思与纠正

  “严打”即“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是为了解决一定时期的社会治安问题,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从重从快进行处理。严打是改革开放后重刑主义在中国刑事司法领域实践的典型。严打的基本内容就是从重从快,实体从重,程序从快,而对于这两项内容必须进行正确的认识。从实体的角度上看,刑罚绝非抑制犯罪的唯一手段,刑罚功能的充分发挥主要不在于其严厉性和残酷性,犯罪是个体、社会、环境多方面的因素综合导致的,必须摒弃刑罚万能理论和刑罚工具主义。从程序的角度上看,如果过分强调从快,则会损及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6]如果对刑罚轻缓化做扩张理解的话,对刑事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同样体现了轻缓化的趋势。

  3.刑罚轻缓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

  2006年中共中央第6次全体会议明确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至此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正式形成。从我国刑事政策的发展历程来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际上是“严打”刑事政策向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理性回归。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必然会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涵义就是针对犯罪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既不能片面强调从严,以致打击过宽,也不能片面强调从宽,以致打击不力。而在“宽”的一面,对大多数违法犯罪尤其是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失足青少年、初犯、偶犯等,要充分运用好“宽”的一面。对于可拘可不拘、可捕可不捕、可判可不判、可收监关押也可不收监的,可不拘、不捕、不判、不收监关押。真正运用好“宽”的一面,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抗,最大限度地转化消极因素。如果说从整体上看,刑罚轻缓化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那么在刑事政策的分化上,对于应当宽缓的一面,刑罚轻缓化更是具有其合理性。

  应当注意的是,刑罚轻缓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其全部。首先,刑罚轻缓化所契合的乃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的一面,而并不能够否定或替代该政策严的一面。其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强调宽、严两种倾向的政策形成相互支持形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因此刑罚轻缓化与该政策严的一面不仅不相冲突,而是二者互为补充,形成良性互动。

  (二)刑罚轻缓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与刑罚轻缓化相伴随的乃是中国刑事法治发展的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可以总体概括为:法网趋于严密、刑罚趋于轻缓、立法趋于一元。

  法网趋于严密是指更多的行为受到刑法的规制,而刑法自身的条文规定也变得更加精确,于是刑法对民众提供的指引和对法院裁判所提供的依据都更加严密。北京大学储槐植教授指出排列组合罪与刑的结构有四种:罪状设计严密、刑罚苛厉(又严又厉),罪状不严密、刑罚不苛厉(不严不厉),法网严密而刑罚不苛厉(严而不厉),刑罚苛厉而法网不严密(厉而不严)。一种科学而人道的罪刑结构应当是严而不厉,即法网严密,刑罚却不严厉。[7]储槐植教授的这一思想得到了我国刑法学界的广泛赞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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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律适用》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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