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炯华:李达实验班的个人回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8 次 更新时间:2013-09-13 21:4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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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炯华  

  

  

  武汉大学哲学系67111班是“李达实验班”。作为这个班的学生,在它五十周年的时候,特作一些个人的回忆。

  

  老校长的特别关怀

  

  1962年入学的这个班招生30人,湖南同学朱芳森身体复检不合,只有29人,全是男生。后来从别系转来4人,其中一位休学,1968年共32人分配离校。

  此前哲学系的学生大都是调干生,这些中、青年调干学生大都是各部门的负责干部,有的还是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他们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但文化知识基础却比较薄弱。李达校长认为他们学哲学专业有一定困难,决定改变这种情况,直接从普通高中招生。按照他的决定,我们这一届便是直接从当时的中南五省即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的高中毕业生参加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择优录取。由于这一年是国民经济调整的最后一年,高校招生指标甚少,所以被录取到武大哲学系的学生大都是中南五省高中德学双优的学生。老校长十分高兴,决定按他的思路培养我们,我们这个光头班也就荣幸地成为“李达实验班”,老校长给予特殊的关怀。

  1961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见李达,嘱他修改旧著《社会学大纲》。他接受毛泽东的嘱托,辞去所兼的哲学系系主任职务,成立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由修改《社会学大纲》而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老校长派研究室黄德华老师任我们的班主任,后由研究室曹仁杰老师接任,用他正在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唯物辩证法大纲”作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课的讲义,派他的助手陶德麟老师主讲。陶老师每次讲完课后,老校长又派黄德华、段启咸、李少白、司马志纯、曹仁杰、陈祖华、尹良荣等研究室所有成员下班辅导和答疑。我们班住六个房间,平均每个房间一个多老师,这在当时的武大学生班,一门课受到如此的重视,可谓绝无仅有。这门课开了一年,是我们学的最好的一门课。

  那时候,老校长已年逾古稀,患有多种老年病,已不大出席学校的公众活动。即使开学典礼,他也只是到场见一下面就离开了,他的致辞通常由何定华副校长代读。但是,他却两次来到教室接见我们。

  我们上课不久,9月22日,老校长第一次接见我们。他说:“我与哲学系有亲密关系,所以才来与你们见见面,以表达我对你们的关怀,别的系我就不去了。哲学是一门很重要的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离不开它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如果不掌握它的原理,就会变成唯心主义。”他在列举一些很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成为唯心主义的事例后接着说:“过去有人认为哲学是科学的科学,这也不对,我看哲学是首先的科学。任何人要想在科学方面做出点成绩,必先掌握马列主义哲学。”所谓首先的科学,也就是首席科学。

  老校长问我们专业思想巩固没有?我们齐声回答“巩固了”!他满意地微笑说:“这很好!”他伸出大拇指说:“今年我对你们的成绩很满意。今年考上真不容易,往年是来一个取一个,只要身体合格,成绩取四十分左右的,而今年几乎平均二十个取一个,在有些地方是五十个取一个,你们的成绩都是七十几分以上。”但他特别交待“不要外传”。

  接着,老校长问我们课程紧不紧?他编的讲义看不看的懂?他说:“我正在编哲学讲义,明年暑假初稿可完成。中国还没有一本适用的统一教科书,苏联那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也和中国环境、实际有隔膜。中国人要说中国话,要看中国文章,要联系中国具体实际,所以我打算试试,编出的东西你们对照着看,可以提意见。同时,你们初看这本讲义,可能不那么懂。不懂不要紧,慢慢来。主席教导我们读书的问题在于精通,精通后在于运用,你们要好好读书。”

  老校长又问我们自修时间多不多?他说:“时间多,你们要充分利用时间,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想。外文学习也很重要,国文要紧,要练习,要写。读书的时候,脑要清楚灵活,口要能讲,手要能写,将来做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还说到德要好,体要健。后来我把他讲的“脑、口、手、德、体”取名为李达的“五字箴言”,传授给我的学生。

  最后,老校长问我们生活习惯不习惯?他说:“要注意劳逸结合,晚上搞两个钟头算了,脑子也要休息休息。对你们我怀有很大希望,希望你们巩固专业思想,好好读书。”

  1963年6月7日,“辩证唯物主义”课程结束,老校长第二次接见我们。他首先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这部教科书不仅高级(按:指专业性很强),而且详细有份量。“唯物辩证法”部分有三十七、八万字,目前编好四篇,即30万字,“唯物史观有30万字,一共60多万字”。他援引孟子的话说:“我是集天下英才而教之。”他伸出拇指称赞陶老师是“这个”。他勉励我们“要好好学习专业,这是终身的职业。”他说他自己从1917年开始搞哲学,搞了四十多年,“还不满足,感到越学越有旨趣,越感到不足”。老校长这番简短的话语,给予我们莫大的鼓舞!

  

  下乡劳动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阶级斗争是主课,劳动是主课,“李达实验班”不仅不能按照老校长的思路去“实验”,而且受到颠覆性的冲击,最后终成泡影。

  我们班1962年开学第一课就是劳动两周。

  1963年9月,二年级一开学又动员我们下乡劳动。我当时所记的话语是:“下乡劳动的号角吹响了,党号召我们去打响头一炮,作好第一篇文章。要求我们去时受欢迎,离时受送别;要求我们带着问题去,带着答案回,带着计划去,带着总结回;要求我们去体验现实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以坚定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树立劳动人民的纯真的感情。”9月4日,我们班来到武昌县豹澥区五里界公社红旗大队。21日返校,前后三周。

  我们在那儿参加农业劳动,参加对“坏分子”和“地主分子”的斗争会,还参加了大队支书马天发的家庭会和对贫下中农小组长马江可的访贫问苦。但主要是以劳动为核心与贫下中农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还为住户挑水、扫地。这是我们以后每次下乡必不可少的功课。就是说,我们是以“三同”的形式联系群众,争取群众的信任,搞好群众关系,同时也锻炼自己。对于那儿的斗争会,热情奔放期待进步的我还赋“诗”两首。其中一首“自由诗”云:“愤怒的群众,摩拳擦掌,携仇带冤上斗场。一声马天才,大坏蛋,老子儿子不由你来摆!二声陈绍清,狐狸精,反攻倒算今日要账清。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一本皇历怎够用?过去魔鬼当道你逞能,现在人民当家不由你!党和主席撑我贫苦腰,钢铁江山永远牢。齐心协力共对敌,共创幸福万万年。”

  刚刚回校上了两个月课,高教部又指示文科学生必须在今冬明春参加农村的社教运动。11月5日,系主任余志宏作下乡动员报告,指出这是党对马列主义队伍的基本要求,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要求,也是我们本身的需要和要求。我在当日日记中还发挥地写道:“在我看来,这次下去有四个具体好处:①可以锻炼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实际工作能力②可以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感情③可以学习许多东西,尤其是阶级斗争方面的感性知识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优良品质④可以更好地进行理论联系实际,把所学过的东西指导实践,把实践中得到的感性知识提高到理论的高度。”11日,我们班开赴红安七里坪,12月23日返校,前后40多天。

  红安原名黄安,是红四方面军闹革命的老苏区,1955年授军衔,因为从这里出去的200多红军当了将军,它便成了有名的将军县。我们这次去红安搞社教,先在七里坪集中开会,听报告,学文件,听典型诉苦。随后去长兴店的联盟大队。我们发动群众诉苦,揭阶级斗争盖子。我和刘炳祥、张新年三人还被分配写长兴店村史。我还给一位社员(生春)写了家史,他感谢我“费了大心”,“苦全写出来了。”“我要放在文书屉里,当契约保管。”

  那时已开始大张旗鼓地“反修防修”和“学雷锋”,为紧跟形势,1964年暑假,我又和同寝室的方光升(后名东升)结伴去武昌县豹澥区五里界公社红旗大队劳动。7月18日凌晨3时20分,我们起床洗漱后,即徒步出发,到关山才天亮,到流芳岭吃早饭,中午就赶到了大马村。这是我们一年前劳动过的地方,我们这次重来,“支书,正副队长,么爹和婆婆们、社员们无一不热烈欢迎。”“对我们说,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当晚,我们就跟社员出夜工车水,开始我们为期两周的劳动,7月31日返校。这次我们同社员一样劳动,不仅白天干活,而且打夜工车水、捆草。自感非常疲劳,常常腰酸背痛。27日,我终于感觉病了。“这一天总算坚持下来了。天刚蒙蒙亮就来咸水,想呕吐不好过,起床后出了工。上午又来咸水,还泻肚,喝了几杯开水,吃了两片ABC,喝了一点十滴水,又下田坚持。下午又这样坚持,回来又来一次咸水,心里更想呕,更是不好过。显然,身体出了毛病。”社员都叫我休息,房东两位老婆婆甚至不无责备:“你不去了,莫造孽,这样苕,身体搞病了么办?你瘦了!”收工回来,她们争着为我烧洗澡水。洗完澡后,又来咸水,陈嫂问:“不好过吧,明天莫出工了,休息下子。再不好过,就上桥上(指豹澥)去瞄下子。”接着她端来一杯糖开水,硬要我喝下去。第二天早上,陈嫂又端来一大碗荷包蛋,好多人左劝右劝,无论我怎么推让,他们都不依。志华的妈妈说:“陈嫂是真意,快莫客气。”陈嫂说:“吃下去,人要稳重些,你不吃,我就不喜欢。”她硬要我吃了。饭后去桥上看医生,其实也没什么病,只是“胃酸减少”。

  29日,我们同四队社员开联欢晚会。四队男女老少都到了会,别队青少年也来了不少,约一百多人。“在农忙劳累的农村夜晚,聚集这么多人,仅这点就是不容易,反映了社员同志们与我们之间的真挚感情。”马支书首先讲话表扬我们说:“武大同学放假不下来行不行?完全行……他们下来同甘共苦,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论轻重累难活都干。他们晚上三点钟走起,到我们这里只11点,步行是辛苦的。他们下来一无补助粮,二无补助钱,老王病了,自己还要付药钱……个别人讲他们苕,讲他们贱。一不是苕,二不是贱,目的是为了支援农业第一线,锻炼自己。应该拿到原则上来认识,只有党和毛主席领导,才能做到这点。他们不回去,不贪家,把我们这里看成了家。我们的父老就是他们的父老,我们的姐妹就是他们的姐妹。”他还讲了要向我们学习的好多方面。联欢会上,读了四队给我们的感谢信,光升讲话表示我们对他们的感谢。

  晚会的节目还蛮多的,有汉剧、楚剧折子,还有武术、歌曲,我也出演自编的花鼓和山歌,歌颂大马村的新变化,表扬四队的好人好事。

  

  “四清”与“滚泥巴”

  

  1964年9月,进入大学三年级,又让我们去孝感搞“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28日,刘宿贤副校长给我们作动员报告,我给予充分的体认:“这场伟大革命运动既是一场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又是一场复杂深刻的思想斗争,同时涉及的范围是空前广阔的,可以(说)是十足的全民性的运动。而它归根到底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也就是保证不被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问题,保证我国革命到底永不变色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的国内问题,而且也是国际问题。因为我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人类前途都直接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很难区分。”“我虽然出身农村,且经常去农村,可是对农村的了解还是很肤浅的,尤其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形式、特点、严重性等还体会得太不够。是故这次的确是千载难逢的锻炼与改造自己的大好机会。”

  10月4日,余主任向我们宣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下乡参加社教问题的通知。他还详细地谈了近年来学校中的阶级斗争,问题典型、严重,不亚于战场上的刀枪相架、短兵相接。为下乡做准备,系里开展思想斗争,让一位犯男女关系错误的老师做检讨,发动我们学生讨论。因为我参加讨论的发言涉及到这位先生的思想根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谈到我们这次下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班党支部书记梅佳艺便让我去系里做典型发言。“接受任务后,中午我反复阅读了所有日记,发现有许多问题没同组织讲过,也没发过言,幸好这次予以清算。想(现)在全面看来,我父亲对我的教育性质是严重的,这实际上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教育,使(是)将我培养成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自我奋斗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在今天也就是十足的修正主义者和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接班人。”

  我在系里把矛头指向父亲的典型发言,余主任进一步上升为“家庭阶级斗争”:“王炯华讲得很清楚,他父亲封建思想很严重,作资产阶级助手。不要用家庭关系来掩盖阶级关系,家庭是阶级斗争场地,剥削阶级家庭是如此,劳动人民家庭也如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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