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李克强施政路线图渐明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2 次 更新时间:2013-09-13 15: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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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  

  

  身处互联网时代,中国总理李克强也打趣“不存在现代鲁滨逊”,夏季达沃斯仍旧冠盖云集。既然是中国主场,依惯例,中国最高级别官员总是最受关注,前有温家宝,今有李克强。李克强首次以中国总理身份亮相达沃斯,正值中国经济备受关注之际,当他阐明其施政路线图时,国人与世界自会聆听。

  从李克强3月15日上任以来,“李克强经济学”成为热门词,但是政策内涵却众口纷纭。与往届中国总理在达沃斯宣言改革开放一致,李克强演讲也以改革开放为关键词。不同的是,上任刚好半年的李克强为改革开放制定了有其特色方案,其施政路线图日趋清晰,包含三个要素:首先是认可增速中枢下移而不短期刺激,其次以自贸区等制度建设促进开放,最后则是激活市场活力。

  首先,认可中国潜在经济增长从高速降低到中高速的自然趋势,不会为追求之前的高增长而牺牲结构调整与改革的步调。李克强强调,要避免为了短期经济绩效而求助于短期刺激政策。“权衡利弊,我们认为这样无助于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因而选择了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策略,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这本身就不容易。”

  这实际上延续了李克强9月8日在英国《金融时报》署名文章中的表态,那就是面对外界对中国“硬着陆”的担忧、改革是否继续的疑问,他坚称,中国将保持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将继续走改革开放之路。

  其次,坚持开放也是李克强一贯基调。这是李克强第二次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选择国际媒体发声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对话姿态,他在本次达沃斯期间的活动安排频次和参与时间也显然高于前任,显然有阐释施政意图、稳定外界预期之意。在2012年的博鳌论坛,时任副总理的李克强就强调开放,表示秉承开放包容是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可参见此前专栏《李克强的博鳌方案》)。

  延续这一思路,李克强构思的开放路线也有不同的着手路径。回顾历史,在中国的开放过程中,外来刺激的作用不可小觑。第一波开放划定了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以边缘革命的方式为中国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第二波开放则以加入WTO的方式,一次性提升了中国与全球经济接轨的水平与规模。现在,李克强构思的第三波开放,思路逐渐明晰:他上任以来力推上海自贸区,不仅仅是探索如何强化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而且是如何引进现代经济运行的一系列国际通用做法与游戏规则。

  当前多哈贸易多边会谈仍在僵持中,继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之后,美国和欧洲又启动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贸易谈判,而中国都未被邀请“入座”。上海自贸区的出现,也是对于TPP等外界变化的主动回应。李克强表示,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将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重点在投资准入、服务贸易领域扩大开放方面探索经验。

  这一试验能否成功关系全局,对外开放的成功要点何在?上限在于放开制度创新,下限在于守住金融风险。事实上,在达沃斯在回答瑞士信贷集团董事会主席乌尔斯•罗纳关于金融开放的问题时,李克强也特别强调,金融改革当中重要问题是要防范金融风险。他透露中国在不断推进监管体系的完善,也在研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把防范风险的工作做到位了,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就会进一步加快。”

  上海自贸区虽然只有28平方公里,各界寄托想象甚多,对自贸区金融领域开放的呼声尤其高。在上海自贸区进一步开放外资机构准入、开放金融服务、放开民营银行等非常必要,但对于资本账户开放措施,应充分考虑其全局效应。当前中国经济杠杆比率已经非常高,甚至透支了未来的空间,未来十年内去杠杆压力将会激增。在国内金融市场深度不够、金融制度滞后、金融机构同质竞争情况之下,对比国际经验可知,以放开资本账户管制为代表的金融自由化,往往有诱发金融危机风险。

  最后,除了开放之外,李克强的改革也自有其不同以往的特色,那就是他多次强调激活市场的活力,各项改革措施都以激活市场活力为目标,进一步剔除经济体制中残留的双轨制,无论价格还是准入。例如,李克强履职之后承诺并大力推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取消和下放多项行政审批事项以及放开多行业市场准入,以求“把该放的权放开、放到位”。长期以来,企业普遍抱怨政府的有形之手约束了企业的创造与探索自由。李克强式改革就是希望通过约束政府、留给市场更大的空间来激活市场活力。

  那么谁最能代表市场?对于中国而言,自然是市场中的自由个体和民营企业家。虽然这次李克强破例在论坛开幕之前接见参会的中外企业家,遗憾的是提问方基本是自国外企业家,罕见民营企业家身影。而大连本地的企业家王健林则表示,第一届夏季达沃斯时来了很多中国企业家,以后每届减少比较多,他很遗憾他的很多好朋友都没来参会。

  回头来看,开放是手段,改革是目的,对外的开放最终要落实到对内的改革。刚刚故去的经济学家科斯在回顾中国变革历程时,指出不是中国政府而是“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所谓“边缘革命”则由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边缘力量”推动,最终促成中国经济的市场转型。

  当下是中国经济的十字路口,增长下行成为长期趋势,国内利益集团纵横蟠扎,中国正在酝酿一次以开放促改革的历史突围。不过,如果经济之外的体制既定,经济领域的改革能够走多远呢?或许,中国应该再度重视边缘力量,让其回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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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金融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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