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进平:论马克思主义与正义:拯救正义 彰显历史唯物主义

——从艾伦·布坎南对“马克思与正义”论题的诠释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8 次 更新时间:2013-09-13 13: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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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进平  

  

  现为美国杜克大学的哲学教授艾伦?布坎南(Allen Buchanan,1948~)是一位在政治哲学、伦理学、国际法和马克思哲学等领域都富有建树的学者。他曾以《马克思与正义——对自由主义的激进批判》(1982)一书和《马克思、道德与历史——对近年来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评论》(1987)等文章介入了“马克思与正义”论题的争论。他在争论中表现出来的“拯救正义而又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诉求和诠释上的优缺对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

  

  一、布坎南的阐释:在拯救正义与彰显历史唯物主义之间

  

  “马克思与正义”的论题主要是由罗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艾伦?伍德(Allen Wood)、齐雅德?胡萨米(Ziyad Husami)、G.A.柯亨(G.A. Cohen)、诺曼?杰拉斯(Norman Geras)、凯?尼尔森(Kai Nielsen)等人所开启,盛行于英美马克思主义学界七、八十年代,至今依然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论题。

  该论题聚焦于马克思文本中的这样一种现象:马克思的著作充满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苦难、贫困、压迫和不自由的道德谴责,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应该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视为道德批判,把马克思视为一位道德学家;但令人不解的是,马克思又多次强调,他的学说是关于社会的科学,而不是一种道德信仰或道德说教,并明确地反对把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视为道德批判,或把他视为一位道德学家。(参见Wood,2004,p.127;Buchanan,1987,pp. 119-120)面对这种似乎矛盾的现象,英美学界围绕“马克思是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为不正义的社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参见Geras,1985),争论涉及三个基本而又相关的问题:(1)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基于某种正义观?(2)马克思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不正义的?(3)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共产主义是否是一个正义社会?以及由此引发的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与道德、意识形态、政治哲学等关系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学者们可谓是妙论迭出。但透过各种细腻的、条分缕析的复杂争论,则可以发现,英美学者论域中的“马克思与正义”的“马克思”主要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因在他们的探讨中,都普遍存在着一种共识:未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主要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前)的马克思是诉求正义、辩谈正义的,在这当中,马克思与正义并不存在冲突或不一致性。构成争论或冲突的主要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与正义的关系。因此,“马克思与正义”论题的实质就常表现为“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的关系,而英美学者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论也可以说是围绕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的两极来展开。也正因如此,整个争论虽然错综复杂,却也呈现出三种主要的倾向:(1)阐释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以彰显历史唯物主义,其代表主要有罗伯特?塔克、艾伦?伍德、理查德?米勒(Richard Miller)和德雷克?艾伦(Derek Allen)等,尤以伍德为典型;(2)拯救正义而淡化历史唯物主义,其代表主要有齐雅德?胡萨米、诺曼?杰拉斯、凯?尼尔森和R.G.佩弗(R.G.Peffer)等,且以杰拉斯为最;(3)拯救正义而又彰显历史唯物主义,其代表主要有G.A.柯亨和艾伦?布坎南等。不过,布坎南与柯亨还是略有所不同。他的研究相较于柯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和投入来说,他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学理的分析,甚至在其分析中也不乏有自由主义的影子。(Wood,1984,pp. 148、151)。一方面,布坎南秉承伍德所彰显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着力阐释马克思在批判正义、权利上所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维度,另一方面,他又试图为正义保留地盘,甚至以正义论(即罗尔斯的正义论)的视角审视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其与罗尔斯的正义论做一比照,从而检视和评价双方的理论优缺,特别是马克思关于正义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优缺。(Buchanan, 1982,p.xi)

  (一)布坎南试图拯救正义的主要表现

  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提出了“内在批判”说(Buchanan, 1982, pp. xii、41、54),认为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的正义观反转过来批判资本主义,从而得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剥削,是不正义的。在笔者看来,这是布坎南试图拯救正义的一个重要明证,他曾于1979年在《加拿大哲学期刊》发表《剥削、异化和不正义》阐述此一论题,之后,在《马克思与正义》一书中,他更是在该书的第三章、第四章着力阐明“剥削—异化—不正义”的关系。从总体上看,布坎南主要是把异化引入剥削,以阐释资本主义剥削为何是不正义的。其基本论证可勾勒如下:

  (a) 异化是剥削的实质,剥削是异化的表现;(Buchanan, 1982,pp.42-45)

  (b) 异化是人性的扭曲,人性的扭曲意味着不合乎人性,不合乎人性就是不合乎正义;

  (c) 因而,剥削就是不正义的。(Ibid.,pp.53-59)

  在这个论证中,(b)不是布坎南论证的重点,他相当自信地认为,马克思至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异化是人性的扭曲,意味着不合乎人性,而不合乎人性就是不合乎正义的观点则是一政治哲学常识,似乎也可以不提。但对于(b)这一点,布坎南意识到,他必须回应这种可能的批评:“异化”的思维方式是否贯穿于马克思的成熟期和晚期的著作之中,特别是马克思《资本论》时期的著作之中?(Ibid, p.15)对于这种质疑,布坎南并不做具体的回应,而是直接借力于B.奥尔曼(B.ollman)的已有研究。(Ibid., p.183)而对于(a),布坎南似乎意识到这是一个新论。(Ibid., pp. xiii、36.)因假如按照学界的成见,剥削仅存在于劳动过程,是“对工人剩余产品的占有”,(Ibid.,pp.44、46.)且一般将其视为政治经济学范畴;而异化则被认为存在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且一般也将其视为哲学范畴。因此,假如按照这样的理解,是很难将异化和剥削联结起来,(Ibid., pp. xiii、36.)得出剥削存在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以至于得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结论的。(Ibid,pp.53-59)但这对于布坎南来说似乎不难,他创造性地赋予剥削两点新解:一是认为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三个不同而又有联系的剥削概念: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过程中的剥削概念;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过程,而且适用于一切阶级社会的劳动过程,跨历史的剥削概念;不局限于劳动过程本身的现象的一般剥削概念。(Ibid., p.36)另一是指出马克思所说的剥削不是意指“对工人剩余产品的占有”,(Ibid., p.44)而是认为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包括三个要素:第一,剥削人就是像人利用工具和自然资源那样来利用他(或她);第二,这种利用对于被利用者来说是有害的;第三,这种利用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利益。”(Ibid., p.38)

  通过对“剥削”的适用范围的扩充和“哲学化”处理,布坎南关联起了马克思的“异化”与“剥削”之间的关系:异化是剥削的实质。这样,布坎南就顺理成章地得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正义的结论。但是,这样的结论并不是“自然”地呈现于马克思的文本之中,而是经过布坎南对剥削与异化关系的创造性解释之后的“发现”——其理论旨趣在于让“正义”在批判资本主义剥削中发挥作用。就这一点来说,它可以视为布坎南对马克思所拒斥、批判的“正义”的一番拯救。

  布坎南对“正义”的拯救还表现在他基于正义论的视角,指出了马克思的理论所存在的一些不足。诸如:(1)在《马克思与正义》一书的第五章中,他指出马克思所试图构建的一种关于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源泉的非法权的理论是存在严重缺陷的,且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某种核心特征可能阻碍这一理论的缺陷的补救。(2)在第六章中,基于罗尔斯的正义论指出了针对自由主义正义观的一些马克思式的批评的无效性。(3)在第七章中,点出马克思的一些极富挑战性和原创的观点——它们以一个民主的社会协调理论(马克思没有提供)的成功为前提——是建立在对人际冲突的根源和法权概念所充当的作用没有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4)认为马克思将正义、权利理解为是建立在利己主义和阶级冲突的基础之上,认为这样的理解过于偏狭,因而必须重建一种基于对权利、正义重新认识的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Buchanan, 1982,p.165;Buchanan, 1987,p.127)所有这些,我认为都可以视为布坎南试图拯救正义的一些明证。限于篇幅,在此不再一一展开。

  然而,尽管布坎南试图拯救正义,让正义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中发挥作用,并完善、重构马克思在正义上的观点,但布坎南并没有由此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作用,而是试图同时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作用。

  (二)布坎南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表现

  (1)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上的根本性。布坎南认为,在根本上,马克思并不是从正义、权利等法权视角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认为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到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性和彻底性。(Buchanan, 1982,p.75)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对一个社会的基本的生产力和生产过程的分析比起该社会的正义和权利概念以及它们赖以体现的法权制度,更能在总体上提供理解该社会的关键”。(Ibid., p.52)因为马克思相信,这些基本的生产力和生产过程是“法律和政治结构赖以产生的真正基础”,它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过程的一般特征”,因此,正义和权利概念不能充当最为根本的解释作用。(Ibid)

  (2)指出共产主义不是作为一种价值诉求,而是表现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对于胡萨米、杰拉斯等学者来说,共产主义是马克思诉求正义的体现,且共产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一正义社会。而布坎南则不认可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没有任何文本能够表明马克思将其视野中的共产主义社会视为正义社会。(Ibid., pp.79-84)共产主义对于马克思来说,不是众多互竞的理想(competing ideals)中的一种,而是“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的”社会形式,(Ibid., p.24)是一种基于历史的必然的未来图景。

  (3)诠释了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正义。他主要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指出:正义是一种意识形态,(Ibid., pp. xiv、55、57-58)是社会有机体有病的一种征兆,是一种有缺陷的补救性价值;(Ibid.,p.51)正义的诉求恰是正义赖以产生的条件所无法满足的;正义不起主要的革命动机作用;正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用武之地”。(Ibid)

  (4)肯定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的及当代的政治哲学(包括罗尔斯的政治哲学)的批判。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给传统的以及当代的政治哲学的两个信条——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的论题与对作为权利持有者的个人的尊重是个人的首要美德的论题——都提出了最为系统也是最难于应对的挑战。(Buchanan, 1982,pp. xiv、85)

  (三)拯救正义与彰显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张力

  可以说,布坎南这种既拯救正义又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表现可以说是当今英美马克思主义在面对欧美社会不断凸显的政治、道德问题和欧美强势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话语的一种本乎现实的自然反应。因不论是当今社会依然存在的权力、道德和意识形态等现实问题,还是当今英美强势的政治哲学论辩,都要求马克思主义不能自我封闭于政治哲学之外,而应该将政治哲学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之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就应该关心正义、平等和自由等问题,(参见Cohen,1995,pp.2-3; Buchanan,1987,p.126)并试图重新阐释乃至修正、重构马克思主义以应时代和学术的需要与发展,甚至试图把马克思带进正义之中。

  然而,这样的一种立场有一个难堪,就是在实质上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双管齐下”的,即既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又有基于以意识形态的正义批判资本主义。从表面上来看,马克思是既从内部又从外部对资本主义实施了全面的批判,但这种阐释的理论风险却有可能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力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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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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