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斌:在应城研究政治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0 次 更新时间:2013-09-11 20: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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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导斌  

  

  1983年元旦后某一天,我从学校毕业没有分回祖藉地黄陂,而是被分配到了应城。此前我和我亲近的人都从未到过应城,对这个县连传说都没听过,颇有些不情不愿。记得后来有人提起过,在到当时的“工办”办理手续时我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流露了不想在应城长期工作的意愿。我的话是:“岂不是要在应城干一辈子?”没想到这话竟然大体成为事实,到2013年9月,我在这座小城已生活了31年之久。

  

  这31年间,大部分时间是公务员,先在环保局,后在医保局,再转到图书馆,只是职务上“没啥进步”。有时想过,自己没当官,除去性格耿介、朝中无人等因素,一个更主要的原因也许在于,志不在此。大约35岁前后,我曾有一段极其痛苦的精神抉择:这一生到底要干什么?为此反思了大约有一年,也许还不止。

  

  我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出生在乡村教师家庭,三岁时随父母下放回了农村,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中成长,祖母外祖母父母兄长伯叔亲友师长的教诲规训,与各种迷信禁忌掺杂在一起的善良民俗、课堂、小说、广播、电影、手抄本、批判大会和偶尔弄到的课外读物,这些就是成长过程中的全部精神资源。其中对我吸引最大,映像最深刻的有:初中语文老师的一次谈话,两本分别名为《蛇岛》和《半导体》的科普读物,唐诗宋词和古典散文。高一时偶然的机会读到一本教授写作技巧的书,照亮了大脑中属于写作的那片空间。然而我当时的兴奋点却并不在写作,而在他处,十五、六岁就渐渐接触到一些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管子》等古代经典,高中毕业那年暑假,自己还在家里把《孙子兵法》译成了白话文。这些东西,也许就是哲学思辨的垫底。

  

  十七岁那年的九月,带着懵懵懂懂的跃出农门的欣喜,我走进位于武汉市马坊山上的湖北省轻工业学校,几番好奇的四处打量后,从农村出来的那份喜悦很快让位给了沮丧。周边大学林立,自己却读所中专,读好了又如何?儿时从父母那里接受的教导这时起了作用:男儿贵在立志,男儿志在四方。我决定单干。选定的目标是诗人,伟大的诗人。

  

  在武汉的两年半时间,绝大部分周日交给了湖北省图书馆。省图在阅马场,从马坊山到阅马场乘公交有三站路,车票八分钱。我把这八分钱省下来买面包。常常是走到省图后还没开门,就在门口的台阶上坐等。进去后用书包占个位子,再到那些写有分类名称的小抽屉前寻找自己感兴趣的索引目录。小抽屉约十公分宽,十五公分长,漆成红色,正中嵌有分类名,分类名下有个小铜帽,拉开后,里面是根长长的铜杆,串起一张张目录卡片。我寻找的卡片无一例外,全是诗词。选好书再到柜台上向管理员报书号,交学生证,取书,然后回到座位上。管理员长什么样,左右前后都是些什么人,从没注意过。每个周日早去晚归,午餐是两块面包,没有水,一整天就是读书、做摘记,除去上厕所,从不挪窝。直到今天仍然觉得,在省图的那些时光,是这一生中最充实,最快乐的。

  

  分到应城后头两年仍然是单干,上班之余,读书,写作,投稿,石沉大海,失望后就玩耍,玩厌了再读书,再写作,再将稿子投进大海。大约在1986年,偶然听到应城有家刊物叫《蒲阳花》,可投稿,便找了过去。《蒲阳花》在文化馆里,文化馆在振兴街中间,从一长溜夹街而售的悬挂衣服鞋袜的店铺前挤进去,鼻腔里充满汗臭、狐臭、唾沫星子和女人的香水味。敝开的大门里是一个院子,东西南北是石灰剥落的低矮而灰暗的平房,院子靠南长有几棵笔直高大的水杉,那是整个院子值得称道的亮点。水杉下面是泥地,不是水泥地,是泥巴地,像枯萎了的花一般的灰败颜色的沙土,一点也不嫌难堪地裸露在视觉里,地的洼处偶有积水,院中间有一条路,煤渣路,土得掉渣的路。现在回想起来,那路怎么都不大像能引领行人前往神圣的文学殿堂。

  

  当然,我没文学成就不能归咎于那路。扎根在泥土地上的《蒲阳花》虽说有些“土气”——如今也许该称为很绿色,对我却十分友好且鼓励。只是我内在的某些东西在改变,在《蒲阳花》上发过几回稿件但投出去仍然多是惨遭石沉大海后,某一天忽然惊觉自己也许不是写诗的材料。那时的感受是不是幻灭?似乎有点。我决定逃跑,从诗坛逃跑。可逃哪去呢?没想好。犹豫期很漫长,没提防就逃到了麻将桌上。有那么几年,没日没夜的“学习”那“136号文件”。紧接着又被卷进结婚生子的一大堆琐碎烦心的事务里。这期间,曾在一本笔记封面上写下“和光同尘”四字。这话如今想来,似乎暗示自己是个大人物,对红尘俗务只是俯就,到底不甘心终生屈尊。

  

  陷入彷徨的日子说长也长,说短也短,总之平庸琐碎的日子过腻了,再次决定逃跑。这回是从麻将桌上逃。逃往哪里?目的地仍然不明,但大方向是有的,这就是必须得把自己从精神困境的泥沼里拔出来。路径仍然是读书写作,只是写的不再是诗,而是散文。在连年累月的慢慢的摸索中,终于看到一星亮光,恰如禅宗经典所言:“千年暗室,一灯即明。”我竟然摸到了政治哲学大门前,更加意外的是,竟然还有导师在门口接引。

  

  说起政治哲学,可能有许多应城人感到陌生。应城人习见的词汇是政治思想,或意识形态。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或意识形态有什么不同?简单点说就是,政治思想或意识形态指的是与政治生活同步的理论,带有即时性的,马上能发挥作用的特征。政治哲学有所不同。它包括政治思想,又多于政治思想。政治哲学主要关注两个问题域,一是平衡性问题,基本与政治思想相当,它主要研究一个政治体制所依据的正当性是什么?从何而来?是如何建立和维持平衡的?对这种体制起支撑作用的都是哪些思想观念?它又可能会从哪些方面遭到破坏,平衡被打破,从而被颠覆?二是延时性问题,主要研究古往今来所有政治体制共同面对的某些基本问题。平衡性问题可理解为是浮在表面的,延时性问题则是沉在看不见的深处的。比如中国周朝的体制与秦朝的体制,与今天的体制,与古希腊的体制,与美国欧洲中世纪和现在的体制,都有哪些共同点和不同点?都使用过哪些办法去回应现实而取得较好或较坏或很坏的结果?有哪些问题是我们的祖先和其他人类祖先都曾面对过的?又有哪些是只在某种特定文明中才曾出现过的问题?

  

  总体而言,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正当性。长期以来,正当性在中华文明中没有受到作为中心问题的聚焦式关注,比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其政治理想是“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却只关心仁爱、衣食丰足和秩序良好。其政治哲学的核心主张是“三纲领”,就是“明明德”、“亲民”、“至善”,实现这“三纲领”的方法则是“八条目”,也就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主张高贵的统治,人性的统治,强调统治者必须具有某些必要的和超过庸人的道德品质,必须有资格树为社会榜样,这些即使放在今天,即使放在全世界,都还是对的,仍然有效。孔子提出过很多统治原则和方法,其中大部分在今天看来是存在疑问的。孔子还提出很著名的正名主义。正名主义翻译成今天的政治哲学词汇,应该就是认可,正名主义说明孔子意识到政治正当性很重要,可惜他的认可标准仅限于领导认可和名实相符,而不是基于民意。

  

  正当性关系人的一纸两面:个体性和社会性。就个体性而言,否认不了的事实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人,人是个体,而不是变形金钢那样由一个个部分组合而成的合体,因而每个个体无不有其独特的生命,独特的个性,独特的价值,独特的生活,独特的需要。任何人,一旦他(她)的这种特殊性不受尊重和保障,就会痛苦,甚至面临死亡。人的另一面是社会性。人是营社会生活的动物,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不仅需要自由幸福的私生活,而且也需要丰富美好的社会生活。与第一个方面相对应的政治问题,就是必须努力让每个人得偿所愿,得让每个人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去选择和创造他的生活,这样才正当。反之,压制、阻碍任何人按其意愿生活就是不正当。与第二个方面对应的政治问题是社会团结,就是必须保证人与人和平相处,不发生或尽量少发生彼此相害,当出现一些需要群策群力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时,必须众人能通力合作,不能搞得人与人冲突不断,在一些如外敌入侵、疾病流行等紧迫而重大的公共问题上相互推诿指责而导致国家社会陷于瘫痪。

  

  政治哲学的特点是务虚,而非务实,其所研究的问题可说都是些大问题,对于一个县城,可说有点大而无当。不过,这并不说明政治哲学就不能在县城里研究。虽说如今在一座学术资源相对匮乏的县城里独自研究政治哲学确有诸多不便,不过它也有某些优点,主要是远离政治权力漩涡,看问题可以更趋中立,更趋公允,可避免某些体制内学者不得不为之的“曲学阿世”,人际交往较少,因而也可更清静,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研究政治哲学说到底是个人创造领域的事情,在哪个地方研究,可说从无一定之规。政治哲学的创始人苏格拉底终生生活的古代雅典,总人口70万左右,大体也就相当于中国现在一个中等县,与应城的人口相差不多。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康德,一辈子就没离开过其出生地小城科林斯堡。朱熹有句名言:“不离百姓日用间,直造先天未画前。”可说道出了政治哲学的一个特点。政治哲学表面看研究的是些大问题,却与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居于平民中间,自己就是个平民,对某些平衡性质的问题会有更具体鲜明的认识。只不过这种相关不是形而下层面的相关,而是《易经》中说的“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的那种“道”相关。孔子说“士志于道”,这话经常被我用来勉励自己。

  

  《蒲阳花》作为应城市文联办的刊物,以发表文学艺术作品为主。过去我作为一个“文青”,在这里受到过友善对待和支持。现在虽说改行政治哲学,似乎不再能“物以类聚”,但值此《蒲阳花》创刊五十周年纪念之际,编辑约稿时既说明“不限主题,不限内容,不限文体”,对我也不搞“人以群分”,体现出很大的宽容,我也就不应该来个拒故人于千里之外。特撰此文,以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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