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理李克强推动强调人本经济的“李克强新经济学”，新的城镇化政策将以人的城镇化为主轴，突破户籍限制，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渐终结城市农民工二等公民的待遇；将组建上海自由贸易区，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开放，企业可以自由兑换人民币，并构建离岸金融中心，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台商高价竞得上海世博地块。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任半年以来的经济政策，力促发展模式转型，被外界称为“李克强经济学”。其实，李克强最近的一连串新举措，是强调更具特色的人本、务实、放眼长久的“李克强新经济学”，包括突出人的城镇化，放开户籍促动整体；倡导改革带动全局，上任不久，大胆批出上海自由贸易区；查地方债摸家底，放开利率市场化；对放缓的中国经济不下猛药而采柔性推进，突显李克强治理积重难返的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经济思路。
李克强上任伊始，中国经济种种令人忧心现象不断，产能过剩、地方债务高筑、实体经济疲弱、热钱外离、银行钱荒等等考验施政。面对地方债隐现危机、贸易壁垒增加、热钱出逃、银行钱荒等严峻考验，李克强上任总理以来，在“百日新政”中，挤水分、调结构、简政放权、布局城镇化，力促发展模式转型，要走出适合逆转中国经济滑坡的“李克强新经济学”。
务实是李克强经济学的特点。二零零七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告诉来访的美国驻华大使，他更喜欢通过三个指标来追踪辽宁的经济动向：全省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已放贷款量，以挤掉统计数字的水分。英国《经济学人》周刊认为，“克强指数”比官方GDP数字更能反映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同样，李克强经济不下理想化的“猛药”，不搞“休克疗法”，而使用更多的是“缓释剂”。他要让市场相信，李克强经济学能够救中国，力争中国经济软着陆。
在最近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李克强推出三项新举措：进一步公平税负，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研究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进出口稳定发展的措施；部署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中西部和贫困地区铁路建设。李克强的三箭齐发，包含了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同时策动投资、内需、出口三驾马车，既着眼改革大系统，又注意改善微循环，体现了主政者对施政理念的坚持，对民间呼声的瞻顾，突显人本特点。
来自宝岛的台商对李克强新经济学投下信心票。虽然，中国经济放缓甚至行将崩溃言论不绝于耳，台商依然涌进上海，再次活跃。五月份上海世博地价纪录两日三度刷新，背后的操盘手就是台商，令上海世博园新一轮的土地盛宴因台商的积极投入已然开席。台商正以在申城建新总部高楼重新活跃上海，并期待上海二零二零年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改变台商台北接单、香港融资、大陆生产的金三角模块，而改以中国大陆接单、研发、融资、生产，甚至市场的一站式台商发展模式。
二十多年前遭遇政治风暴，外资纷纷撤出，台商看准机遇奋勇而入，抓住了投资的“空仓期”。春江水暖鸭先知，今天，上海乃至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的先机又被台商看好，并对新任总理李克强上任后务实改革、新城镇化建设投出信心的一票。台资企业吉富控股经过两百多轮竞价战胜两家央企，以人民币十二点一二亿元（约二亿美元）竞得世博会地区A09A-02地块，折合楼板价每平方米三万九千九百三十二元，打破了二零一一年以来上海土地楼板价最高纪录。
仅仅过了约四个小时，这一纪录再次被刷新。在与东方航空的较量中，台湾另外一家大财团远东集团旗下的远东新世纪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九点七八亿元摘得世博会地区A09B-02地块，折合楼板价每平方米四万零七十九元，该地块也成为沪上有史以来楼板价第四高的地块以及浦东楼板价最高的地块。
如此看重上海，放眼长远投资角度，是上海和台北在双城竞争中优胜。作为长三角和沿海黄金开发中心及大陆经济中心，上海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目标更将这个城市推向国际舞台，这让以国际大平台为拓展空间的台商，找到了更能施展才能、活络营商的立足点。
据悉，台资吉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得该地块是为了公司总部大楼，重金在上海拿地造楼不是简单看好未来的物业升值空间，更希望藉总部效应拓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后的新产业和新市场。近期，已经有四十九家台资企业区域总部和研发中心及投资公司落户上海，占所有外资同类型机构的一成三。包括汤臣集团、震旦集团、鸿海集团、鼎新集团、旺旺集团、统一集团、日月光集团在内都已经在上海拥有大楼。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没多久，国务院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拟在外高桥保税区、洋山港保税区与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的基础上，组建上海自由贸易区。业界看好三大突破：其一是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开放，也就是企业法人可以自由兑换人民币。上海自由贸易区由此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田。其二是构建离岸金融中心，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其三是税收创新。从国家层面来讲，上海自由贸易区以金融改革为先导，可以释放新的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当年，仅有两平方公里的蛇口撬动了中国前三十年的改革大业，而新一届政府则寄希望于用二十八平方公里撬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的思路，不仅因为土地面积，更因为这将是一个全面拥抱市场的举措。不仅对上海未来的发展，并将延伸至全中国的改革未来。这也是李克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长远布局的又一起始点。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发出通知，对企业和个人取得的二零一二年及以后年度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六月八日，李克强表示，要通过启动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六月二十六日，《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出炉，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对城镇化实施路径的表态。
七月以来，李克强密集调研，多次表态，“稳增长”开始得到认可。在七月十六日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明确了宏观调控的“上限”与“下限”。“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八月一日，国家审计署开始对地方债进行审计，力图搞清备受关注的地方家底。
“宽带中国”也成为李克强经济学的愿景之一，中央将出台多项措施打造“宽带中国”，支持信息消费，使之成为推动内需的武器，包括大幅提高网速，重点推进光纤入户、推动年内发放4G牌照、建立公共信息平台、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等。
虽然，李克强的新城镇化建设思路引来争议，原本四月出台的新城镇化规划不断押后，但事实上，新城镇化建设布局作为李克强经济学推动改革的主线已然启动。六月二十六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作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中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新城镇化将以人的城镇化为主轴已没有悬念。
上海外来人口近九百万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有越来越多的外省市人口拥抱上海，美丽繁华的大上海的每一页异彩都离不开他们的付出，但是在法律上他们却并不属于上海。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外省市来沪人口与上海户籍人口比，从第五次人口普查的一比三升到二零一零年的二比三，由外省市来沪人口已经达到八百九十七点七万，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来自农村，在上海陆续成家立业、扎根上海，成为“新上海人”。
遗憾的是，这样一批参与建设上海的“新上海人”，却长期不能和上海人同等享受这座城市所有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等权利，成为流入城市的二等公民。
还是二十一年前的夏天，陈启月告别安徽父母和二亩农地，离开了养育他近二十年的安庆乡土来到大城市上海打工。虽然没有学历，一路打拼，他已经是一个相当规模企业的高级主管。
陈在上海安营扎寨，结婚生孩子。二零零四年还买了一套一百平方米的房子，小日子过得优游自在。像城里人那样上班下班，也似城里人般休闲时开车游逛，他就是城市人了。
等孩子长大要读书，陈启月开始伤脑筋了。读小学还好应付，托人找关系送礼，眼看着孩子到了考中学，以后还要高考的年龄，麻烦就来了。因为他们一家至今都没有上海户口，按规定，孩子必须到户籍所在地参加考试。
在上海生活的时间早已经超过了他在农村生活的时间，陈启月从头到脚早已经抹去了农村的乡土气，但其实他还不算上海人。要不是早年买了房子，赶上现在的调控年代，作为外来人口，他还不能买房。离开农村二十多年，他的孩子因为父亲没有上海户口，还是需要“衣锦还乡”去参加高考。
这是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城市发展的现实，是城市繁荣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农民进城，又是农民工参与创造了城市红利，却一直被剥夺了参与分享权利的现实。陈启月对亚洲周刊表示，安徽老家土地还在，父母年迈都不种地了，地租出去，种地实现机械化了。“我们已经习惯上海生活，不可能再让孩子回去读书，我回去种地了吧？告别农村，生活在现代都市，一年回去一二次探望父母就应该是我们未来的现代生活。”
城市是中国现代化的象征，是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增长的基石，是中国数亿农民过上好日子的希望。十六大以来，随着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吸引农民进城，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二零零二年至二零一一年，中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一点三五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二千零九十六万人。二零一一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百分之五十一点二七，比二零零二年上升了十二点一八个百分点。
比起发达的西方社会，中国的城市化率增加很快，但并不能算很高。二十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美国是七成二，英国为八成七，联邦德国占七成九，荷兰八成六，加拿大七成七，澳洲八成三。中国要赶超世界经济，实现现代化，城市化就是重要的动力之一。
进入十八大时代，新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最大潜力。五年多前中共的十七大报告提及城镇化仅有两次，去年召开的十八大报告中则七次提及城镇化。新任总理李克强近一年内更在多个场合以多种形式阐述“城镇化”相关观点达十几次之多。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李克强为中国城镇化目标定调说：“十三亿人的现代化和近十亿人的城镇化，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这条路走好了，不仅造福中国人民，对世界也是贡献。”去年十二月的一次调研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强谈到了城镇化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推动改革的作用，他说：“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要把这个潜力发挥出来，还要靠改革。”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又强调了城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他谈到，要把城镇化和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形成经济发展新格局。
地方政府土地经济思维
中国新城镇化的顶层构想，足以让各地方政府兴奋，各自摩拳擦掌准备享受这一狂宴。地方政府期待，新型城镇化是最有可能与过去的“土地经济”模式接轨的投资建设，期望以此作为拉动经济的重大诱因。
被媒体披露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二零一一至二零二零年）》部分内容，据说未来的城镇化进程涉及全国二十多个城市群、一百八十多个地级以上城市、一万多个城镇，据估计投资可能达四十万亿元。如此大的投资建设规模，地方政府甚至房地产商都蠢蠢欲动，窥视着诱人的中国经济奶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