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25 次 更新时间:2003-05-26 13: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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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苇町  

  作为自己的特权。这必然增强苏联群众的逆反心理,以至认为其所有的说教都是虚伪的,搞到后来,甚至危及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信仰。党的领导人也因此威信扫地,成为民众嘲讽、唾弃的对象。所以,没有什么比这种言行不一,比这种对自己和对人民的双重标准,使领导层更失去群众信任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以“敢于抨击特权”、呼吁“坚持社会公正原则”而闻名的叶利钦,自然成了众望所归的“反腐败英雄”。他在1987年10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反而为他戴上了殉难者的金色光环,大大提高了他在群众中的号召力。后来他能以压倒多数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和俄罗斯总统,以及在“8•19”事件中,那样多的莫斯科人站出来保卫“白宫”,就是因为他们认定,苏共领导集团急欲除掉的叶利钦,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

  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的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随着群众各种不满的积累,苏联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情由亲到疏,由热到冷,出现越来越大的裂痕。尽管人心的流失和涣散在一定时期内还是无形的,还处于潜伏状态,或者说领导层虽然有些了解但不认为有多大危险,但实际上,危险已在节日游行时满街漂亮的标语口号和欢呼声的背后潜滋暗长着。当这种党和人民“坚不可摧的团结”只剩下徒有其表的躯壳,而内部却已锈蚀斑斑时,一遇“地震”,大厦便会轰然倒塌。这在某些东欧国家的剧变————前苏联剧变的预演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最血腥的场景之一,便是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而当时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是东欧人数比例最高的共产党之一,全国每6人中就有1个共产党员。

  一位曾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参加过罗共最后一次党代会的老同志告诉我,齐奥塞斯库在全会上作报告时,被全体起立的代表们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达数十次之多。面对这种众志成城的激动人心的场景,谁能想到那么快就会祸起萧墙?谁能想得到,当他们夫妇逃亡时,竟没有一人伸以援手!任人唯亲、作风腐败和好大喜功,造成严重脱离群众。每年高达39%的积累率,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早已潜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因此剧变一旦发生,人心向背顿时显现,罗共组织也顷刻瓦解。

  小平同志说过,“东欧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苏共也是同样。中央党校苏共史专家王长江同志曾对我谈起过一组数字,苏联解体前不久他正在莫斯科,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乃至普通党员自然不会再有当年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祖国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了,对苏共的垮台冷眼旁观,甚至出现在她的对立营垒中,都是不奇怪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苏联党群关系的首先解体,才导致了苏共和苏联解体的悲剧。

  

  我们为什么没有重蹈苏东覆辙?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也出现过党群关系的严重危机,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无尽无休的阶级斗争,使人和人的关系失去了往日的信任和温暖,不仅大批好人受到严重的精神摧残,有的甚至遭受了法西斯式的迫害和封建式的株连。十年“文革”,造成百业凋零,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农民在多次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后,接近赤贫的境地;城市职工在很低的消费水平上徘徊,多少家庭三代人同住在一间房子里,新婚夫妇被迫分居男女宿舍。人们也在发问: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然而在广播里、报纸上仍然是“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被强奸的民意由不满走向愤怒,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爆发。正是这种天怒人怨的民心向背,加速了“四人帮”的覆灭。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这种爆炸性冲突,没有像前苏联、前东欧国家那样迫使中国共产党下台,也没有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

  这同样既要从历史的大背景,也要从我们党和人民的关系去考察。

  应该说,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等我国无数民主先驱者终生奋斗的目标,但这些努力无一例外地都失败了。人们向往的西方大国竟公然支持中国的封建军阀来扼杀资产阶级革命。中国爱国者是在屡屡碰壁后才发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资本主义道路想走也走不通。

  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是其他任何国家、任何政党不能相比的。

  一、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一起进行了22年的革命武装斗争。这还不包括大革命失败前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东征战争和北伐战争,也不包括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历时之久,规模之大,都是世界史上罕见的。仅大革命失败后的一年时间里,全国就有30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血流在一起,而人民并没有被反革命的屠杀所吓倒,许多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是他们用身家性命掩护下来的;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和革命将领的遗孤,是他们抚养成人的。党和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感情是无法分离的。

  二、共产党员为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战斗在前,牺牲在前,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937年抗战开始时,全国还有4万党员,而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牺牲和失踪的共产党员,已10倍于此,真正是九死一生啊。全国解放前夕党员发展到了300万,但仅全国有名可查的共产党员烈士就有370万人。这就是说,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没有等到五星红旗升起的一天。

  三、解放后,人民的生活、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共产党的干部使人民第一次了解到什么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什么是人民政府和人民的勤务员。还有人民军队、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银行……尽管他们有缺点,但他们与旧社会的那些贪官污吏相比无疑让人耳目一新。而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也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一直保持了下来。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尽管我们党犯了严重错误,但人民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党的看法。他们认为“四人帮”一伙不能代表党,党的绝大多数领导人,仍然是经受过战火考验的深受人民爱戴的革命家。人民也亲眼看到了我们党在拨乱反正时所表现出的巨大勇气和无私态度。因此,即使是那些在1957年被错划右派、经受了20多年不公正待遇的人,对党也没有任何怨艾,而是重新焕发活力,投身于新的工作机会。

  五、最重要的是,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选择和坚持了一条实行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道路,使中国出现了空前的大发展,并使人民群众不断从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进一步增进了人民对党的拥护和信任。

  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前苏联东欧道路的基本答案。

  

  “三个代表”思想的深层含义之一

  

  因此,我们党的坚不可摧,就在于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就在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对党的这一生命线的认识,是渗透在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中的。陈毅元帅曾写过一首著名的诗叫《手莫伸》。他是功高德重的开国元勋,但诗中没有任何“豪言壮语”。他承认自己是凡人,凡人有的种种弱点自己也都有:“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他不否认权力、地位、美色、赞颂都有诱惑力,但他的结论也绝不含糊,那就是“若无人民岂能活?”“来自人民莫作恶”。这正是他不被十里洋场的金钱美女所迷惑,不被非常年代的权势邪恶所压倒的高风亮节的精神支柱。

  记得有位老一辈领导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这一代人是不会忘记群众的,有人忘了也会想起来;但是,以后的人就难说了,他们忘记了群众,也不容易想起来。今天重温这段话,的确是语重心长的。

  如今,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及党员、干部队伍的构成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党员、干部队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精髓的理解和运用,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以及他们的眼界和开拓进取创新的精神,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正是这样一支向“四化”迈进的党员干部队伍,在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带领群众艰苦奋战,使近20年成为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大的时期,从没有任何政党能如此造福于中国人民,这是我们时代的主流,也是获得举世公认的事实。

  而另一方面,长期的执政地位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能不警惕的因素。那就是“铁打江山五十年”,有些人没有了危机感、威胁感,也没有了脱离群众的危险感;“太平盛世二十年”,经济的长期繁荣,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先富阶层消费方式的刺激,使追求享乐、拜金主义的倾向在增长,干部队伍良莠不齐的情况也更突出。有的干部对党的传统本来就知之不多,胆子却很大,跑官要官的方法更歪门邪道,群众观念却越来越淡薄,甚至个别出身贫苦的高级领导干部也忘了自己来自人民。如胡长清从小放牛、砍柴、种田;而成克杰14岁时还不会说汉语。作为从穷苦乡村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到走上重要的领导岗位,他们最不应该忘记父老乡亲对自己的嘱托和期望,但却没有经受住改革开放的考验,堕落为人民的罪人。

  苏共的历史悲剧告诉我们,困难不可怕,挫折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的流失。不久前,江泽民同志在谈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长期执政的党丧失政权的教训时做了一个十分精辟的总结: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今天,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对我们党是信任和拥护的。但是,如果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继续蔓延,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群众和领导者离心离德。发展下去,亡党亡国的危险也同样存在。

  如今,建国已经五十多年了,亲眼目睹过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多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而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对比的经历。他们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而不是通过历史课本,来认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干部。要说对比,他们更会用自己身边那些党员领导干部的言和行来进行对比,看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哪些是真做,哪些是做样子。同经历过旧社会苦难的前辈们相比,他们的感恩思想更少,而民主和平等的诉求更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接触的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会直接影响他们对我们党和我们这个社会制度的看法。

  同样,建党已经80年了,经历过革命战火考验的一代绝大多数都退出了政治舞台。如果说,人们对过去的领导者还有一种“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观念上的认可,那么现在的领导者则已不可能再靠这些了。

  那么人民凭什么继续信赖我们呢?

  只能靠一点,就是实践证明,我们党仍然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者,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忠实代表者,而且,这种代表性是任何其他政党或组织不可替代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群众的衷心拥戴,也才可能带领广大群众完成中国新世纪的伟大进军。

  这也是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用最大的篇幅阐述“三个代表”思想的一个深层含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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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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