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官权者组成了官家，官家的意识形态大于官权者，它塑造了官权者的思想和思维，成为官权者的语境——扩展为社会语境。在极权封闭年代，它成了唯一的、有着巨大威慑力的社会语境；不过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它依然是官家的语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语境，但式微之势之相也是明显的，就是说，它欲成为覆盖性的社会语境已捉襟见拙勉为其难了。这次我要说的在日常生活中，与此相关的普通而寻常的“一景”；在不愿和不善交际，贫于社交的我，也见识过N次了——
一次相约乘车下乡参加一个有老年人色彩的小型聚会，与会者大多是上了年纪，且有过一定职位的单位退休人员。我依照安排坐进一辆小车，一看同车的有原县四套班子（县委、人大、政府和政协）的某领导。我顿时感觉到，要是前些年，我们不可能这样平等地窝在一部小车里。年龄愈大，也就越边缘化，人的“平等”观念也就更日常化。这当然是我的观察；生活也提供了这样的事实，几年前赣州某报社的一次有关城市建设的小型座谈会，已退休的原市长也来了，他已显老态，对坐在旁边的我（别人）谦和有加，他在位时均被大小官权者恭候即“包围”，怎会跟寻常的陌生人平起平坐？官家上行下效，自觉不自觉对寻常百姓持矜持威严之相。人老了，位置旁移，也就产生了对人对事的多角度的理解和宽让，向平常心靠拢。当然官员退了休依然是官员，不平等的待遇依然如故，这是一种制度安排。平头百姓似乎更在意“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外在平等，而无从知道更多的内在“不平等”，就是知道了又怎么样？百姓会自我解嘲，顺杆溜地说：谁叫你当得这么大呀。官员听了舒服，就是说，外在场合他可以平等地现身，可内里对等级和待遇还是耿耿于怀。这类人在意面子和体统，却不会嗔怪百姓。无须他们操心，我们的制度有相应的周全安排。
其实，生活上的这种制度性安排，是延续性的（优待的水平水涨船高），也让大享其惠的官员延续着既定的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思维。
比较而言，退休官权者较能适应生活落差的现实，而固有意识形态的思想和思维很难改变。一是社会意义上的政党意识形态自身的惯性；二是官权者自身的思维惯性；三是官权者即使退休依然浸淫于没有多大改变的政党意识形态，只有少数睿智者能够从自身经历和全世界文明走势中，以较宽阔的视野，对“过去”——尤其是传统政治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四是代代为官的亲缘让官权者对既定的意识形态有着“天然”的亲和感。
因而我们可以说，所谓“老同志是一笔政治财富”，主要就是让他们继续参与到惯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现场语境中。在此种政治语境中成长的年轻官员，耳濡目染，自然也养成了意识形态化思想和思维，代代因袭，他们口里说出跟数十年前并无多大差别的认知。
于是在车上我又看到了一幕“一体两极”场景——
大家扯一些与会议主题无关的话题，国际话题是少不了的。中国，美国，俄国，中国周边国家，甚至还说起前几年一度成中心话题的伊拉克等中东国家。同车中恰好有一对父子（不同层次的官二代在中国甚为普遍），父A曾是县里重量级领导干部，而子B是现任县中层干部——一个部门官权者。多年前B还是某供销部门的一个普通的开票员，就是说，那时他还是很一般的社会成员，尚在权门之外。A毫不含糊地说：美国太霸道，插手伊拉克，插手阿富汗，插手埃及，哪个国家不听它的话，它就要教训人家。B也气愤地说：美国真坏，在全世界尽干坏事。言下之意，被美国欺侮的国家就是好国家，中国当然是好国家，历来受美国欺侮。这里B有对父亲A有附和之意，但更有他成为官权者对时事的认知，因为此前在另一个A不在的场合，他就认真地表白过支持重庆薄熙来的“唱红打黑”。
这时，话题转到不听中国的几个国家，说越南不听中国的，跟国际上“反华势力”站在一起，还有几个东亚南亚国家（如日本菲律宾等）也对中国不恭敬，以中国“划线”定善恶的观点十分鲜明。A正义凛然说：它们忘恩负义，要教训教训它！B接着说：是要教训教训他们！他们可以义正辞严反对美国“教训”别国，却毫不含糊地称自己（中国）可以“教训”不听话的别国。在他们心目中，如此两种“教训”不可比——我们从来（数十年相沿）就是“真理在握”。显然，如此认知是延续着固有的政党意识形态，盼救世主者自己想做救世主，而不是着眼于当今地球村中国与国之间的国家意识形态。
他们的如此姿态跟坊间民粹的仇外表现是相通的。
显然，A和B已经将政党意识形态置换为国家意识形态了，或者说他们把两者混为一谈。进一步分析，B认为自己奉行的不是政党政治意识形态，而是国家意识形态，或者说，在年轻的B看来，此种“意识形态”是通用的，没有区别。因而，两种质地和内涵并不一样的意识形态，在年轻一代B身上完好地实现了潜移默化的转变。
以中国划线就是以中国政府划线，可以追溯到以革命划线，毫无疑问，他们“政治正确”。
二
表面上，A和B关心国际国内大事，视野宽阔，其实他们多年所处的工作位置和环境，接触的主流报道和内参，都事先经过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过滤或引导，而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依然保持着革命党阶级斗争的两极思维成色，因而他们的思维和思想仍是逼仄的、封闭的。
真正的强国——超级大国不是说当就能当的，不同的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凭什么人家（哪怕是蕞尔小国）折服？任何一个强国都有反对它的国家，关键在于它所持的道德制高点是否能经受得住各种质疑和挑战，它总得有服众的“利器”，普世价值也好，站在人类道德高度也好，其实意味着在人心的汇通上负起更大的责任，清除人心的壁垒。
对这种“责任”的称许，必须依仗真正的、不受操纵的民意——人类之心，而不是用权力（包括金钱权力）开路，操控舆论，让“一部分人”作符合权力意愿的表态，进而“代表”全民意愿，而这一幕幕仍是当今官权者的拿手好戏，延续的仍是革命党“革命谋略”的轻车熟路。此“路径”导致“民粹”张扬，甚至泛滥。当然在官权者看来这是政治意识形态不振的后果，因而必须强化政治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社会的种种不正常——偏离了他们的设想，都成了他们加强政治意识形态的现实理由。
“民粹”坐大，这实际上是受到了上述两代官权者“一体两极”在坊间的推衍。
然而，“民粹”又是双刃剑，成了官权者手中“烫手的山芋”。当代中国社会中诸多“民粹汹涌”，其实跟革命意识形态有着血缘的关系，是官权者放大了的“一体两极”。因为自然状态下的民粹，经由革命意识形态的训导和武装，就成了它或隐或显的翅翼，既是官权者的甜药，也是其毒药。
泛滥的民粹正是妨碍国家意识形态建立的消极力量。
三
在我们国家加入全球化的今天，本来应该有新质的国家意识形态来应对国际国内事务，从外在言词，从官二代官三代的代际更新，也从“阶级”、“革命”过渡到“中国”、“国家”，即从“革命党”转为“建设党”，两者的转换应该有新的、能被官员和民众明白的新的质地，有个弃旧塑新的的讨论，从而由官场到坊间形成新的社会语境。可如此生活场景并未出现。以上述这一场景为例，以革命意识形态等同国家意识形态，在官权者那里依然相当普遍。
我油然想起，2001年美国“9·11”发生时，虽然中国官方公开宣布加入全球反恐行列，可绝大多数中国县级官员都幸灾乐祸，说“炸得好啊！”“是要教训教训一下美国！”他们根本不会想，中国若强大，同样会遭致恐怖袭击，别国别人也这样“欢呼”，难道仅仅视以“敌对势力”，我们就可以安之若素么？我们能够像主流媒体习惯做的，对美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来对我们国内进行同样的阶级分析么？对此，许多官权者只会旁顾左右而言它——毋宁说突显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尴尬和困境。
这两代官员似乎无所觉察，他们口口声声宣示“与美国对着干”，“美国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是基于“取而代之”的革命即强权思维；一旦中国“强大”了，他们竟也不由自主振振有词地操弄起强权一套，同样基于“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革命意识形态思维，其核心思维（基因）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以前以“革命——世界革命”为标榜，现在则以“国家——民族国家”为标榜。此两者的内涵及思维应该不同，简言之，一个以“革命利益”为考量，一个以“国家利益”为考量。但在我们国度，只是改变了名词和称谓，“革命利益”即意识形态化思维仍是一贯的，“革命利益”的思维已经阻遏和伤害“国家利益”是个不争的事实。有些人非常张扬的“国家利益”其实仍是“革命利益”的另一种时髦的表白。因为在这些人心目中，他们所属权贵集团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而真实真正的国家利益与每一个国民相关，可以开展充分讨论，国家利益即公民利益，权力和权贵受到制肘是“国家利益”的题中之义。
稍作分析，“第三世界——为第三世界争利益”或“做第三世界领袖”是“革命利益”的派生，而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利益”是要实事求是地考虑别个国家的利益，在此基础上采取有利于本国“国家利益”的举措。显然，我们国家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尾大不掉是个应该得到正视的现实。
四
为剖析充斥官家意识形态的社会语境和情境——与开头衔接，我也举“美国”说事。
实际上以“美国”为敌对的一极，数十年它成了我们社会的基本语境，数十年来（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任何社会话题都要扯上“美国”，与“美国”相捆绑，“美国”实际上也是革命党“假想敌”最大最长久的承担者。其实，到了国际交流（官方和民间）十分频繁的今天，拿“美国”说事已别有意味，这就是认可美国“各项指标”作我们现代性的参照，在此参照之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官家和精英的子弟留学首选美国，这等于服膺美国建立在硬实力和软实力基础上的感召力，等于反衬我们自己的“差强人意”。但从传统的革命意识形态立场，又时时作出反弹，突出美国如何不好，是个不怀好意的“坏家伙”，从而显示我们意识形态的纯正性和真理性。这在某些精英虽在美国留学，充分享受到了美国社会的个人自由，可一回到国内，立即熟练地操起以“国家”“民族”为面具的革命意识形态利器，把美国说得一无是处。且不说这种人内心分裂，他们的投机性就是早些年蛰伏其心灵深处的革命意识形态思维的折射，他们的“表演”客观上强化了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情境，为中国基层的官权者的“一体两极”添了一把火。
在革命年代，革命党的官权者以受欺侮受污辱者自居，以资产阶级掘墓人自居，以颠覆现成社会秩序为能事，“敌对思维”是打击敌人团结自己的法宝。所以不断地划分敌我，由外而内，划到革命领导层内部。苏联斯大林时代就是这样做的。凡极权组织必定走到“无情清洗”“无限清洗”这一步。我们曾经的“以俄为师”，对苏联一边倒，当然要与世界头号帝国主义美国针锋相对，何况，在仇美恨美抗美上，还不断增添着中国自己的切身体会。比如，解放战争中美国站在国民党蒋介石一边，革命党根本不会也不愿察觉，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美国政府事实上考虑过与共产党中国改善关系的可能。可以不客气地说，是我们自己的作为把美国赶到老蒋一边的。1950年刚刚解放，通过军队，仇美恨美在大陆基层形成了浓厚的社会语境，我所在的小县有一个体牙医，挂了“美牙诊所”的招牌，立即遭到军管会的规劝，说美国是我们的头号敌人，店面招牌上不能出现“美”字。朝鲜战争爆发，特别是毛泽东倚重的大儿子毛岸英被美帝炸殁，国人对美国更是深仇大恨，这样的仇恨是党政一级一级传导下来的，因为在坊间，根本没人知道毛的亲儿子被炸。何况此时的仇美恨美抗美是执政党向苏联一边倒的有力见证。后来中苏破裂，毛泽东把对待美国有不同做法的别国共产党视为修正主义，继续扛起反美大旗，谁反美，他就支持谁，文革中达到了高峰。
应该说，毛泽东执政数十年，其反抗性、颠覆性的革命意识形态是一贯的，“取而代之”是他的神圣目标。对党内是这样，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这样，对国家对别国——别的强国——美国是这样。只讲目的不择手段，他的手段就是滚瓜烂熟运用娴熟的中国帝王术，他打的“人民”和“群众”旗号，与具体的、鲜活的个人没什么内在关系。而国际上修正主义思潮一浪接一浪，是跟对人和社会的认识的不断深化密切相关，所以，当他“死掉一半人换取一个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化的观点，在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许多欧洲人听起来，也是一种很难接受的观点。”（单世联《1949年，毛泽东的三种心态》）他认定的敌人仍是美国。也可以看出，毛的意识形态在全世界是不能推广的。
但是，毕竟做了二十多年的一国之君，毛泽东少不了在国家而不是政党层面上与别国打交道，他的意识形态里增加了国家立场，有了“国家”意味。他于上世纪70年代初决定与美国建交，就是证明。不过当时全国仍是文革情境，而他的意识形态的根子是不容许更改的，只要周恩来（站在国家立场）与美国走近一步，他就发出愤怒的警告。可见毛是基于全球“三大国均势”做某种策略的改变，而不是从建设现代国家看美国的长处（邓小平倒注意看美国的长处），但是，他终于决定与美国建交，则昭示革命意识形态向国家意识形态转轨的必然趋势。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在建国之后，对国内，革命党之“假想敌”的阵营不是缩小而是不断扩大，地富反坏右、叛徒、内奸、走资派、腐败分子、野心家、汉奸、翻案者、卖国贼、反动派、居心不良者、图谋不轨者、敌对势力……这些富有异己的、贬意的称呼蘑菇一样一拨拨冒出来（注意，这些都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罪名），不变的政治意识形态就是其发酵基。所以在如此社会语境中浸染的官员思维方式代代相传。
五
奇怪，当年毛泽东全力批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回避批判斯大林），1989苏联共产党垮台，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竟对此前的共产党苏联依依不舍了。与此同时，普京治下的俄罗斯鲜明地抛弃了列宁斯大林的革命意识形态，为构建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迈出了结实的步子（普京善待“异见作家”索尔仁尼琴是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这里，俄罗斯官方允许并认可的“反思”是必要的，反思就是清理，反思就是重建。
但在我们国家，这样的反思刚刚起步就被抑制了，这是官权者保持“纯正”革命意识形态的一种努力。近些年来官家这种努力仍没有放松，也就出就出现了本文开头说的：两代官权者的“一体两极”和社会上的“民粹汹涌”。
我想说的还有：在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当今德国，其主流意识形态没有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在产生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当今俄国，反思和清算原教旨列宁斯大林主义，但在有着两千多年东方专制文化传统的当代中国，其主流意识形态似乎要坚持“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真是大异其趣。“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春秋·内篇下》）道理明摆着。且不说某些主流的诸如“编译局”“动态情报所”“研究院”一类的智囊学士一边苦心孤旨论证“理论自觉”“道路自信”——编织“原教旨马列”语言迷宫，一边陷于金钱情色中不可自拔，他们真心维护的是官权私利还是国家利益，他们装潢的是革命意识形态还是国家意识形态，已是一目了然。他们利用主流媒体以“民族”“国家”为名的革命意识形态，固化官权者自洽的思维逻辑，进而继续营造一种相应的“社会情境”。
于是我又要接上本文第一节蕴含的一个“社会情境”的话题。可以把两代官权者的“一体两极”作态视为一种社会情境。我正是从“社会情境”意义上进行分析。这样的“一体两极”作态正是我们社会的常态，“民粹”得到如此滋养从而构成了更大的社会情境。其根子，在我看来，就是革命意识形态及其思维仍活跃在我们的社会中。
正如当代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说的，“人们常以‘过去’（历史）来合理化‘现在’，或甚至以‘历史’来主张其理想中的现实或野心。”（《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这里对“过去”的定位，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定位和革命意识形态传统的定位的界定。坚持以革命意识形态为舆论主导的社会情境，就这样成了我们的难以摆脱的梦魇。因而也就有必要再引用王明珂同一篇文章的结语：“反思表相化历史，并藉此认识社会本相，我们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懵懂生活在现实表相之中，不再是赤足踩在尖锐的砾石上而不知痛。”就是说，我们“赤足踩在尖锐的砾石上而不知痛”，已持续很长时间了。
2013年8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