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炳啸:让人猜不透的“反社宪”之谜

——答汪亭友《评华炳啸拙劣“宪政秀”》系列之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4 次 更新时间:2013-09-04 08: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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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炳啸 (进入专栏)  

  

  8月28日我发表了《反宪派的弥天谎言还能走多远——答汪亭友<评华炳啸拙劣“宪政秀”>系列之一》,以确凿的证据证实汪亭友先生在其《马克思主义同宪政究竟是什么关系?——评华柄啸拙劣“宪政秀”》(后简称《拙劣》)一文中,毫无根据地造谣诬陷说我宣扬主张“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的宪政体制,蓄意编造宪政派似乎都主张“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的谎言,以达到其把“社会主义宪政”研究与“自由主义宪政”研究打包在一起加以全盘否定、全面封杀直至扼杀的目的。这些谣言文章至今发表在红色文化网、环球网、求是理论网、“海疆在线”等网站,而这些网站至今对我举报汪亭友先生造谣的确凿证据无动于衷(光明网、人民论坛网、中国政治学网等网站的造谣文章已经点击不开,对此我表示感谢)。不过,把造谣证据多保留一段时间也好,以便“奇文共赏之”。鉴于汪亭友先生一文涉及到的观点很多,不是一下子都能回应,而我还有许多其他工作要做,只能牺牲业余时间逐一问题来做探讨。所以,我的系列回应文章将延续较长的时间,也将远远超出原定的3篇,直到能把主要问题探讨清楚。我承认自己的学识水平还很欠缺,认识上的局限性也在所难免,自从读了反宪派的系列文章之后,一个个困惑像井喷一样爆发出来,而要解决这些学术观点上的认识分歧,就只能通过开诚布公、虚怀若谷的讨论。所以,我把这个商榷讨论的过程作为一个学习和提高的过程,请各位专家学者不吝指正。我相信,有关我和汪亭友先生之间宪政争论的是非曲直,学界自会有公论。

  

  要警惕对形势作出重大误判

  

  现在我们要特别警惕有人把“宪政派”夸大虚构渲染为一个有着统一纲领的假想敌,以蒙蔽有关领导对形势作出重大误判。我在7月发表的《反宪派的理论贫困及其死穴》一文中,以详实的例证指出,在中国学术界并不存在一个思想观点一致的“宪政派”,对所谓的“宪政派”里的至少六种思想流派,必须具体学派、具体学者、具体观点具体分析,不能搞简单的全盘否定。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宪政学派与自由主义宪政学派的观点明显不同,甚至在核心理论上针锋相对。反宪派违背基本事实、严重脱离实际搞歪曲栽赃、全盘否定、全面打击,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也不符合执政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而且在政治上极不明智。但反宪派为什么对某部门文件提出要警惕的“西方宪政”虚晃一枪,却不遗余力地集中火力把“社会主义宪政”树为主攻的标靶,甚至不惜用造谣、构陷的方式把研究“社会主义宪政”的学者说成是主张“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的“阴谋家”(见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郑里《宪政理论是对中国改革的干扰和误导》一文)?尽管不排除一部分主张“社会主义宪政”的学者在学术思想、研究方法上深受“西方宪政”的影响(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宪政”研究长期被官方边缘化而不受重视,尚未形成自己系统的思想体系与独特的研究方法),但主张“社会主义宪政”的学者几乎都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研究基础的,又怎么会主张“三权分立”“多党竞选”?我不明白反宪派这样做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考虑与布局?“社会主义宪政”研究究竟动了谁的奶酪,要遭受如此的讨伐?这就是让人实在看不懂、猜不透的“反社宪”之谜。

  

  中国不许“限制权力”,只许“限制权利”?

  

  在汪亭友先生那里,“社会主义宪政”与“自由主义宪政”学者都成了“假想敌”,甚至“社会主义宪政派”更危险、更具有迷惑性。宪政派要求“限权”,在汪亭友先生看来这无疑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在夺权,并特别提出在中国只许“限制和剥夺剥削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权利,限制和剥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从事敌对活动的权利”,而不许在中国谈什么“限权”问题,不许限制权力(见汪亭友《拙劣》)。为了避免我曲解或误读汪亭友先生的这一重要观点,我不妨引述原文如下:“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也要依法行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但这是遵法守法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限权’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说有什么‘限权’的话,那就是限制和剥夺剥削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权利,限制和剥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从事敌对活动的权利。”

  不过,在我看来,汪亭友先生的这一重要观点似乎背离了党的十八大精神。十八大报告专门有一整段讲“限权”也即制约权力的问题:“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习近平总书记则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难道这不是指对权力的一种限制吗?汪亭友先生难道是要通过批“社会主义宪政”这种方式来间接地纠正党的十八大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中的错误?我当然不是说对全国党代会报告以及中央领导同志的观点作为党员就不能再提出什么不同意见,而是感觉要在十八大之后,尤其是在习总书记明确提出“把权力关进笼子”的重要观点之后,汪亭友先生公开发表文章提出不许“限制权力”、只许“限制权利”的新论述,是不是还需要多做一些论证和推敲?

  汪亭友先生不许“限制权力”、只许限制和剥夺“剥削阶级”与“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权利的新论述在环球网、求是理论网、红色文化网、“海疆在线”、光明网等网站发表后,引起了一部分民营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以及网民的困惑与恐慌。我本人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虽自查自纠自认为从无“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也从未经商开厂剥削过任何人,但不幸进入“社会主义宪政”研究的门槛,被汪亭友先生点名为“代表人物”,而更不幸的是,“社会主义宪政”又被汪亭友先生认定是推销“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的邪说。于是,汪亭友先生一亮剑,我还真有点心慌。书生遇到剑,有理说不清。

  不过,我还是有一些困惑不得不请教:据说能够代表中央意见的汪亭友先生现在所提出的“两个限制和剥夺”的重要论述,这到底是他自己的一种论断还是在透露出未来“中国道路”的新方向?汪亭友先生如何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多元化的现实情况下界定“剥削阶级”?都有哪些社会阶层和哪些人属于要被剥夺权利的“剥削阶级”?我注意到有“文革派”提出毛泽东所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现在主要通过垄断“国企”在剥削工人阶级(这当然是错误的观点),还有人说那些非公有制企业的“资产阶级”老板以及买办阶层等等都属于“剥削阶级”,不知近来倡导坚持“阶级分析方法”并呼吁“站稳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立场”的汪亭友先生怎么看?我曾经认为,从社会阶层结构切入的“阶级分析方法”与从利益诉求、利益群体、利益格局切入的“利益分析方法”都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最为根本的研究方法,不会被诸如文化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等其他方法所取代。但我受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思想的影响,一直致力于研究急剧分化的社会各阶层利益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宪政框架中如何达到妥协、平衡、合作与共赢,如何最大限度地团结多数、扩大共识、凝聚力量,而很少从“阶级斗争”的高度去认识问题。这显然是“阶级斗争调和论”的体现。今天,我认真学习了9月2日《北京日报》发表的署名“京评”的文章,文中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看不见硝烟,但同样你死我活。在这个战场上没有开明绅士,妥协换不来和谐合作,斗争才能生存发展。”读完这一段,我终于理解汪亭友先生的思想理论的确很重要。

  

  中国,中国,路在何方?

  

  尽管汪亭友先生摆出一副不可置疑的似乎代表“中央”的权威姿态,声称批评“反宪派”就是“发泄对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的不满,是要挑动煽动一些人同中央对立对抗的情绪”。然而我们注意到的基本事实是,中央至今从未公开否定过“社会主义宪政”的提法及其学术研究。有些工作部门的文件曾提出要警惕有人借“西方宪政”来强行向中国推销“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的民主模式,其中的“西方宪政”是特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民主模式。那么,在中国到底有多少人主张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呢?据我所知,除了在一些小圈圈之外,大多数的学者、学生以及各界人士虽然支持宪政建设,但并不赞同照搬“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的自由主义民主模式,而更倾向于支持开创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民主新路。

  其实,中国走什么道路的“意识形态较量”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始终存在,但我们的执政党没有因为有人宣扬“西方民主”就不敢再提“民主”,相反,邓小平反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党的十六大则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的十七大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因为有人说“西方市场经济”是从经济基础上颠覆社会主义政权而裹足不前,相反,1992年中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因为有人说“西方法治思想”是冲击、动摇“党的领导”而畏首畏尾,相反,1997年中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没有因为有人攻击“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背叛“无产阶级政党性质”搞“人民党”而犹疑不前,相反,2000年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写进党章;没有因为有人宣扬“西方人权观”就不敢讲“人权”,相反,2004年经中国共产党提议全国人大修订宪法,写进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没有因为有人认为“以人为本”是抽象地谈“人本”而抽离了“人的阶级性”就瞻前顾后,而是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写进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没有因为有人传播“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就神经过敏,相反,2012年党的十八大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尤其是使“自由”首度进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使高放先生早年主张的“没有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论述成为了党的核心价值导向之一。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排除了来自极左极右的干扰,正在开创出一条富民强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事业之中兴的新路。这也使我们坚信,无论形势多么复杂多变,中国共产党都绝不会迷失方向,绝不会偏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开创的改革开放的道路。

  

  宪政难,宪政难,多歧路,今安在?

  

  今天,学界大多认为宪政的三要素即民主、人权与法治,宪政的核心内容是“限权”也即制约权力,而民主、人权与法治都已经被写进了宪法和党章,“规范权力运行过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都已经被写进了执政党全国党代会的正式报告,可以说,进一步采用“宪政”的提法本来已经水到渠成。宪政简言之即依宪依法实施的民主政治,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指依宪执政、依宪治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实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这被公认为是对宪政的本质及其内涵的准确概括。可见,无论是宪政的三大要素还是宪政的核心内容、本质内涵,执政党实际上都已经作了吸收和宣示,何以在2013年竟会出现所谓的“主张宪政就是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夸大其词、令人不解的政治谣言?反宪派何以要把主要攻击方向瞄准“社会主义宪政”?

  从常识来说,如果反宪派真的只是担心有人宣扬“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的“西方民主”模式会动摇共和国根基,那么为什么不全盘否定“民主”呢?难道因为“民主”已经被作为社会主义的生命和党的生命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反宪派已经不好公开反对,所以才借题发挥,借《南方周末》元旦献辞事件所引发的“宪政争论”故意搅浑水,以阻滞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若要就宪政谈宪政,那么反宪派口口声声“反对抽象地谈论宪政问题”,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具体地去批判“三权分立”“多党竞选”制度,却偏偏要坚持“抽象地”“全盘地”“彻底地”否定“宪政”这个词?或者极其荒谬地干脆把“宪政”具体地定义为“资本主义制度”(即“现代宪政主义”所奠定的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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