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作利:WTO协议解释制度重构的若干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1 次 更新时间:2013-09-03 00: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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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作利  

  勇于依发展为支撑据理力争,形成声势,对发达国家成员施加压力

  加强理论研究,构建理论框架和制度,当然至关重要,但这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况且,提出系统、完善的理论和构建理论框架,无不是以大量实践为基础的。因此,在构建上述制度的同时,发展中国家成员在争端解决实践中要敢于诉诸WTO协议关于发展的目的和宗旨的相关规定,据理力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近联合国气候大会上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成功合作,迫使发达国家作出让步的最好说明。[28]近年来,中国、印度、泰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成员在与发达国家成员的争端解决实践中,敢于针锋相对,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果。[29]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作为WTO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在当今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中,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无理指控。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及世界经济的不景气,贸易保护主义必然会抬头作祟,对中国的无端指控肯定会有增无减。因此,中国在应对这些无理指控中,要大胆地诉诸WTO争端解决机构,绝不允许指控国为所欲为。中国在应对中,要不失时机地利用自己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享受WTO协议为我们规定的特殊差别待遇。也就是说,中国要力争在解释WTO协议相关规定中,以WTO协议的发展目的和宗旨为依据,采用目的法予以解释。这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合法利益,也有助于给发达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作出让步,最终构建一个以目的解释法为主,以约文解释法为辅的WTO协定解释制度。

  

  姜作利,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注释】

  [1]长期以来,关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一直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对于发展战略的内涵以及相应的发展战略,素有争论。笔者这里采纳“发展”的约定俗成涵义,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发展问题。

  [2][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14页。

  [3]其他法律依据是《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以及GATT/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案例的相关裁定。本文的讨论以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为主,对其他依据略有涉及。此外,根据WTO的相关明示或默示规定,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及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拥有解释权,本文的研究主要限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解释。

  [4]《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条约应就其用语按照上下文并参照其目的和宗旨所具有的通常意义,善意地予以解释。”第32条规定:“遇有按第31条所作解释仍(a)含义仍不明确或难以理解;(b)所得结果显然荒谬或不合理时,为了认定其含义,得用包括条约的筹备及缔约时的情况在内解释的补充资料。”

  [5]国外许多学者认为WTO协议的解释主要采用的是用语解释法,如曾在WTO争端解决机构任仲裁员和上诉机构大法官的Ehlermann教授深有体会地指出:“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1款,条约应就其用语按照上下文并参照其目的和宗旨所具有的通常意义,善意地予以解释。在这三项因素中,上诉机构毫无疑问最注重第一项,即‘条约的用语的通常意义’,上诉机构报告经常参考辞典,特别是《简明牛津辞典》的实践就能说明这点,因此,用某些观察家的话说,该辞典已经成为‘相关协议之一了’。至于第二个因素,即‘上下文’,虽然比第三个因素(即‘目的和宗旨’)采用得更频繁,但是远没有第一个因素重要……很清楚,上诉机构给予了‘用语’解释法特权……”参见Claus-Dieter Ehlermann, Six Years on the Bench of the “World Trade Court”, Some Personal Experiences as Member of the Appellate Body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 36, Journal of World Trade, 4(August 2-2), p. 605-639.

  [6]Mitsuo Matsushita,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econd edition, 200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33.

  [7]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页。

  [8]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如约文解释法操作性较强,容易快捷地确定用语的意义,司法成本较低等。

  [9]通常,在适用协议的某个关键字眼引起争议的情况下,上诉机构会以某些英文词典对该词的释义来确证其“通常所具有的意义”.根据对56份上诉机构报告的统计,上诉机构至少70次使用词典,平均每份报告使用1.25次,同一份报告中引用词典次数最多的是美国—麦麸案上诉机构报告,共引用6次。上诉机构经常使用的4部词典是《简明牛津当代英语词典》、《布莱克法律词典》、《新牛津英语小词典》、《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词典》,上诉机构还曾使用过《新牛津历史原则英语小词典》。参见Claus-Dieter Ehlermann, Six Years on the Bench of the “World Trade Court”, Some Personal Experiences as Member of the Appellate Body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36, Journal of World Trade, 4(August 2-2), p. 615.虽然上述词典都是十分著名的英语工具书,但是词典毕竟是学者集体劳动的成果。受人们能力和语言的功能的限制,显然不敢保证依据词典所得的结果会必然与协议目的和宗旨一致。

  [10]参见巴西民用飞机出口补贴规划案上诉机构报告(DS46/AB/R),第65段。

  [11]然而,针对发展中国家成员提出的自由解释主张,发达国家成员一般不予赞同。例如,美国作为本案第三方反对印度的主张,认为本协定第15条仅仅规定了“探讨”建设性补救可能性的程序性义务,“探讨”一词并非指必须达到一项特别实质性的结果,仅仅要求对可能性予以考虑。参见欧共体对印度出口的棉质床单征收反倾销税案专家组报告(DS141/R)第6.225段。此外,在印度对药品及农用化学品专利保护案中,印度在多种场合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的目的和宗旨特别强调指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65条和第70条的目的和宗旨清楚表明了其他成员应该依据该协定第27条修改自己国家的法律,但允许发展中国家成员推迟修改法律”.印度进一步强调:“据他们所知,没有任何发展中国家成员按照美国提出的解释来依照本协定第70条修改他们国家的法律。”参见印度对药品及农用化学品专利保护案专家组报告(DS79/R)第4.11~4.17段。显然,印度针对发达国家成员的反对,积极诉诸协定的目的和宗旨来争取发展中国家成员应该享受的权利。

  [12]参见巴西民用飞机出口补贴规划案上诉机构报告(DS46/AB/R)第65段;欧共体对印度出口的棉质床单征收反倾销税案专家组报告(DS141/R)第6.46~6.48段;印度尼西亚某些影响汽车工业措施案专家组报告(DS54/R)第5.153~157段。

  [13]参见阿根廷影响进口鞋、纺织品、服装及其他商品措施案上诉机构报告(DS56/AB/R)第6.23~6.25段。

  [14]实际上,《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序言中已经规定了WTO应依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考虑对世界资源的最佳利用,寻求既保护和维护环境,又以与它们各自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和关注相一致的方式,加强为此采取的措施。此外,WTO协议中没有统一承担义务的原则,即没有规定所有成员必须承担相同的义务。可见,在WTO中性规则的情形下,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发展条件”是名正言顺的。

  [15]参见印度影响汽车行业措施案专家组报告(DS146/R)第7.284~7.286段。

  [16]不少发达国家成员针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的要求,并不否认WTO相关协议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的优惠规定,但利用相关规定存在模糊不清的缺陷,提出了反驳和抵赖。例如,美国在禁止进口某些虾及虾产品案中,针对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发展中国家成员提出美国应考虑处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的需要的要求,指出美国的“措施”符合相关规定,还强调海龟隔离器价格低廉,可以使用当地材料制造,而且已经被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采用。参见本案专家组报告(DS58/R)第59,96页。

  [17]此外,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审理多个案例中,表明了自己对发展中国家成员以“发展条件”来要求享受相关优惠待遇的态度,例如,在印度尼西亚某些影响汽车工业措施案中,专家组针对发展中国家政府所派代表的合理性问题,做了详细的分析:“‘马拉喀什协议’、‘谅解’和争端解决机构工作程序对谁能代表政府参加上诉机构口头听证或专家组所有程序问题,都没有作出规定。关贸总协定也没有相关的实践”.然而,专家组结论认为,“政府自己挑选派出代表在使这些国家充分参与争端解决机制方面至关重要,对发展中国家成员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发展中国家成员“没有经过特别训练的、经验丰富的WTO法律专家。”同时,专家组还采纳了上诉机构在欧共体销售和分销进口香蕉体制案中的所做的措词类似的观点作为依据。此外,专家组针对印度尼西亚没有根据规定及时发出通知的行为指出,“我们愿意郑重声明:‘我们应意识到,小型代表团常常存在资源限制,经常造成非故意的延迟通知。因此,这样的程序性延迟不会减小任何成员依据相关协议有权享有的利益”.参见《印度尼西亚某些影响汽车工业措施案专家组报告》(DS54/R)第5.386~5.388段。

  [18]这里的目的和宗旨(purposes and objectives)都指要实现的境界或结果,但其含义稍有区别:目的(purpose)指要实现的目的的行为或结果本身,而宗旨(objectives)则主要指多个目的的集合,强调结果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参见Reader's Digest, Use the Right Word: Modern Guide to Synonyms and Related Words, Funk & Wagnalls Inc. Hong Kong 1969, p. 472. 本文采二者的共同意义:主体要实现的境界或结果。

  [19]实际上,法律解释必须服从法律的目的和宗旨早已成为常识,诸多学者多有论及。

  [20]同上。另外,专家组在欧共体对印度出口的棉质床单征收反倾销税一案中指出,他们不考虑对第15条作出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生产商和出口商有副作用的解释,裁定欧盟的行为与第15条不符。参见《本案专家组报告》(DS141/R)第6.238段。

  [21]例如,英国曾有一个著名的案例:有一妻数子的男人在遗嘱中写道:“全部给予妈妈”.“妈妈”一词应该属于意思“明白”的词语了,但调查发现,该男子习惯上称其妻子为“妈妈”.因此,英国政府将遗嘱中的“妈妈”解释为该男子的妻子,将全部财产给她继承。参见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1页。

  [22]参见《国际法委员会最后草案》第28条和《条约法公约》第32条。后者虽未明文规定要参照“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但所表达的基本精神显而易见。

  [23]Asif H. Qureshi, Interpreting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gre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bjective, Journal of World Trade 37(5): 847-882, 2003, p. 865.

  [24]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页。

  [25]对该专题进行研究的发达国家学者较多,其中主要的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法学院的M. Lennard教授,代表作是Navigating by the Stars:Interpreting the WTO Agreements,J.I.E.L.(2002);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D. Palmeter和P. C. Mavroidis教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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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律方法》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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