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炳啸:反宪派的弥天谎言还能走多远

——答汪亭友《评华炳啸拙劣“宪政秀”》系列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6 次 更新时间:2013-08-30 17: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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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炳啸 (进入专栏)  

  

  作为一名秉持中道理性的青年学人,我主观上更愿意做一名倾听者、学习者,而无意去做一个挑战者、论辩者。在我看来,每个学者都有我值得汲取精华的地方,观点不同可以面对面请教或以书信商榷和讨论,未必一定要公开论战。但我对那些非学术、非理性且不讲道理与逻辑的“大棒主义者”历来极为反感,反击起来也毫不客气,无论其立场是极右还是极左。在正式回应汪亭友之前,有必要把一些背景情况先做一个简单梳理和说明。

  

  为信仰权利而论战

  

  迄今为止,我被卷入过两场论战,都属于被动式地应战。第一场论战发生在我和激进自由主义者之间,时间从2009年8月直到2010年间,地点在“选举与治理网”(我被邀请在那里开设了专栏),论战的主题是“宪政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是否兼容”,论战的结果是对手再也不敢或不愿吱声了。在长达一年多的论战时间里,我形成了大量的论战帖子,针锋相对地批驳那些以偏激立场全盘否定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言论。我认为任何一种激进主义思潮对于深化改革开放都是一种不可小觑的威胁,必须坚持把道理讲透讲清楚。由于“选举与治理网”在2012年暂时关闭,所以这场论战的诸多帖子以及论战文章在国内已经看不到了,但在国外应该还可以看到一部分。其中有三篇论战文章被我节选收入到正式出版的著作中,即《我的信仰我的罪——答辩辞之二》(主要围绕“四项基本原则”“人民民主专政”“逢党必反现象”“自由主义制度神话偏执性”“话语霸权与语言暴力”等问题展开激烈论战,见《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修订版,第498~510页),《自由无罪,爱国何辜?——兼论当代部分自由主义者的自负躁狂抑郁症》(指出“部分自由主义者”的自负躁狂抑郁症的四大症状即“第一,躁狂发作,不讲道理;第二,逢‘党’必反,丧失理性;第三,侵犯自由,无理取闹;第四,迁怒人民,不可理喻”,坚决反对那种认定“不肯反共、反政府的人不是奴才就是帮凶”的“新两个凡是说”,反对“以情绪对抗情绪”式地围剿“爱国贼”,反对自虐式的“汉民族是劣等民族”的谬论,维护了“宪政爱国主义”原则。节选部分见《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修订版,第508~510页),《我为什么会信仰社会主义》(见《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第2辑·政党、社会与自由》,第543~554页)。论战对手为了和我区别开来,则把我称为“宪政主义者”,而他们被称为“自由主义者”。他们还把这场争论与一百年前的“立宪派”与“共和派”之争相提并论。我的观点难免常被歪曲,我本人也曾被无厘头地指斥为“专政分子”甚至是“斯大林主义的契卡分子”(而实际上我长期以来都是斯大林主义的坚定批评者)。在《我的信仰我的罪——答辩辞之二》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这场争论还没结束,他们看上去刚占了上风的时候,一些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宣布“这里的宪政主义者终于败下阵去”,还有人进一步提出:“我在欣喜之余也产生一种莫名的担忧感:中国的学人都是怎么啦?”这个问题确实问得好,都说现在中国的学人胆子小,可是身处这样的处处是眼睛、处处有棍子、处处道德帽子满天飞、还不许自我辩护的公共场域,能不胆小吗?

  这场舆论风暴,使我第一次认识到,不仅顽固的既得势力保守分子有可能找我麻烦治我的文字罪,而且自由主义立场的朋友也会整理我的文字罪材料。在貌似言论自由的今天,处处有无数双眼睛紧盯着你,有无数陷阱等着你,你说话怎能不小心呢?

  被“语言暴力”一路追杀到这里,也交代到这种程度,不知道能否对我多少有那么一点点理解?能否让公民陪审团的网友们在心里画陶片的时候,能够对我稍稍宽容?

  如果命定我只能做这里的苏格拉底,那么我感到孤独的光荣。虽然我和苏格拉底的水准和境界差得何止十万八千里,但是,我在这里被置于道德审判的犯罪嫌疑人席位上,借用指控者youkezi的话来说:“我想将其称之为‘华炳啸文章现象’,简称‘华文现象’。这个华文现象的出现值得我们学界深思。”[1]

  在论战中,我一方面正面澄清自己的观点,批驳激进主义思潮,一方面坚持“信仰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底线。我把分歧归结为不同的“信仰”问题,而根据信仰自由原则,不同的信仰者之间最起码应当做到相互尊重人格、尊重事实、尊重逻辑,在此基础上可以各自表述、求同存异,也可以对话交流、相互融合。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思想多元的新媒体时代,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思想主体”与“话语中心”。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自以为“真理在握”就把自己的观念、思想强加于人,甚至对不同于自己观点的人无端地施加“话语暴力”甚至是道德审判。思想观念的相互认同或相互承认都只能建立在平等交流与交叠共识的基础之上。正因此,我在学术圈一般不主动“挑衅”,更注重广结学缘,但对于非理性的蛮横挑衅者,我绝不放弃“只向真理低头”“据理抗争”的自我辩护权利。2010年11月2日,我在选举与治理网发表了《我为什么会信仰社会主义》一文,以平和理性的态度表示:“有一些网友开始批评‘宪政社会主义’这一提法。他们不是反对‘宪政’,而是在反对‘社会主义’,并指责我试图把水与火融合在一起。萨义德曾说:‘对于知识分子,严格、深入的辩论是活动的核心。’所以,这些公开的论辩和诘难对我的思想完善与学术发展都将是十分有益的。”[2]此后,论战告一段落,而我花了很大的精力与左中右的上百名学者们开展了一系列“寻求改革合力、构建宪政共识”的学术交流活动,这也被认为是一次“团结中右温和派学者、重振中左建设性力量”的积极尝试,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左学术立场的学术团队——《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编委会,为推进改革开放、实现当代社会主义之中兴而探索新路。我清醒地认识到,争论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改革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获得圆满成功,只有通过奋勇推进改革真正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分展现出来,只有最终使社会主义宪政体制获得广泛认同和根本巩固,那些反对或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言论才能被事实所转变,而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也才能真正确立起来。三年多来,宪政社会主义学理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与认可,也遭到了一些歪曲与误解(譬如我和高放先生曾多次澄清“宪政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有本质区别,“民主社会主义”继承了资本主义宪政体制,而“宪政社会主义”的宪政体制正立足中国国情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创新,旨在以宪政发展社会主义、以宪政规制社会主义、以宪政保障社会主义)。争论始终存在,譬如某位学者写了长文《党国立宪制何以可能》,硬把我说成是“当代康有为”(实际上我一直不喜欢康有为,更喜欢谭嗣同、梁启超),把宪政社会主义解读为使“党权永固”的“党国立宪制”并加以批判,再如保守主义的领军学者刘军宁先生,没有根据地把宪政社会主义批评为“宪政纳粹主义”并加以批判,等等。但鉴于这些持不同观点者并未纠缠不休、污蔑人格,更未试图彻底封杀“宪政社会主义”学术研究,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百家争鸣、各自言说,让读者听众们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

  

  为反对倒退而论战

  

  2013年5月以来气势汹汹的反宪派以“社会主义宪政”为主攻标靶,发动了密集的“毁灭性”攻势。他们虽然大量抄袭激进自由主义者否定“社会主义宪政”的片面说辞与斯大林主义的陈词滥调,但显然同我们遭遇过的第一场论战的性质已经完全不同。我们和激进自由主义者的论战再激烈,基本上仍属于百家争鸣式的民间或学界论战,但反宪派所发动的这场主要针对“社宪派”的“政治围剿战”,却是要彻底毁灭“社会主义宪政”研究,根本不讲任何学术规范和基本逻辑,妄图肃清“社会主义宪政”的研究力量,搞斯大林主义的思想专制。一时间,“糊涂说”“阴谋说”“颠覆说”“最具迷惑说”等等“砍刀”所向披靡,撕掉了“学术讨论”的一切伪装,整个中国社会乃至全球华人都为之愕然和不解。我很困惑,历来被利用的“砍刀”在沾了晦气与污血之后都难逃被丢弃的命运,而这些“砍刀”何以对中国主张以宪政来发展和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者如此狠毒?“社会主义改革正在与‘革命’赛跑”,“没有宪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途”,——这是我们宪政社会主义学派学者们的一项重要共识。而这些肆意攻击“社会主义宪政”的反宪派们是否知道,他们正在做着被他们指控为倡导“颜色革命”的激进自由派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扫清‘社会主义改革派’这一挡在‘颜色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

  反宪风刮了一个多月不停歇,我才被迫不得不从7月1日起,开始撰写回应反宪派的文章,到7月7日完成并发布了3篇近5万字,分别是《反宪派的理论贫困及其死穴》《论反宪派的无耻与怯懦》《宪政姓宪名政,关乎共和命脉》。当时计划要写成九篇系列文章,直到把道理讲清讲透。我也草成了一部分稿子,但在尚未定稿的时候,听说宪政争论已经引起党政高层关注,有可能会肯定宪政是社会主义宪法全面实施的必由之路,所以我就松懈下来,无意继续论战。同时,在7月29日,我接到来自人民日报下属的《学术前沿》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宪法政治”主题的约稿,虽然自己因第二天出游而未能按规范要求提供稿件,但对这一“纠偏”举措深感欣慰。说实话,作为中国语境中自知学术水平极其有限的一名普通的宪政学人,只要允许在自己的学术领地上继续耕耘,我真的没有精力、能力和兴趣去参与这种背景复杂、前景叵测的论战。至于我们的研究成果有关部门会不会部分采纳或助推改革开放,并不是学者治学的核心诉求,相对而言,我们更关心学术耕耘本身的创新性价值,其实践价值也许只是这些学术成果的副产品罢了。播下的思想学术种子会不会发芽乃至茁壮成长,取决于土壤、气候等多种因素和条件,不可强求。我们所能做的,仅仅只是“在学言学”——既然已经选择研究“宪政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就不能轻言放弃。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人民大学汪亭友副教授于7月31日在红色文化网上发表了3万字长文《马克思主义同宪政究竟是什么关系?——评华柄啸拙劣“宪政秀”》,他满心以为抓住了我的一大把“把柄”,竟然把我名字中的“炳”(本意指“光明”,寓意“追求真理之光”,象征着普罗米修斯盗火故事中的火把)字都写成了“把柄”的“柄”字。有了这些“把柄”(可惜汪利用的“把柄”错谬百出,后面我会专文指出),这位汪亭友副教授马不停蹄地又抛出了《旗帜鲜明坚持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于8月5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作者呼吁今天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分析”,千万不要“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中迷失方向”,并指出:“在宪政问题上,一些人也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他们完全不顾宪政特有的资本主义内涵,想当然地把宪政同社会主义生拉硬拽在一起,以为在西方宪政头上套上‘社会主义’这顶帽子就万事大吉了,宪政就可以在中国通行无阻了。殊不知,这种‘拉郎配’式的手法是极其拙劣的。”“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种种现象。在阶级分析方法面前,那些鼓吹‘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的人就会现出原形,显露其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和目的。” (怎样正确看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后续文章将会论述)同时,从8月5日开始,《人民日报》海外版连续3天发表“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马钟成谈宪政的文章,即《“宪政”本质上是一种舆论战武器》《美国宪政的名不副实》《在中国搞所谓宪政只能是缘木求鱼》,不仅认为“宪政”本质上是一种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舆论战武器,而且认定“与自由主义宪政不同,‘社会主义宪政’理论有更大的迷惑性”。8月20日,《乌有日刊》发表了大论战综述文章《看“法律党”江平贺卫方们的宪政派画饼如何被揭穿》(汪亭友、马钟成等反宪政文章被作为重头戏),宣称 “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宪政派,主要指以江平、华炳啸、童之伟为代表的宪政社会主义学派。他们披着‘社会主义’外衣谈宪政,但实质是要在中国实现‘谢韬讲的民主社会主义’,根本上仍然是要推翻公有制主体地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该文的结论是:“无论自由主义宪政派,还是披着假社会主义外衣的社会主义宪政派,他们根本的目标就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公有制主体。所以,当今中国要恢复被虚化的社会主义成分,就必须牢牢抓住无产阶级专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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