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 姚中秋 丛日云 干春松等:通识教育与文明复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84 次 更新时间:2013-08-30 12: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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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识教育与文明复兴

  

  高全喜 姚中秋 丛日云 干春松 钱永祥 渠敬东 吴增定 周濂 吴飞 朱振宇等

  

  

  编者按

  

  2013年4月21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北航高研院”)召开了以“通识教育与文明复兴”为主题的第二届通识教育年会。此次年会集中讨论了在中华文明伟大复兴背景下的通识教育问题。与会的专家学者就“通识教育与现代文明”、“通识教育与德性养成”、“通识教育模式比较”、“通识教育教学探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与会学者一致认同中国大学教育必须修正工科思维和单纯技术观点,从文明传承与复兴的角度探索适合当代条件的通识教育模式,应为今后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在会议的最后部分,北航高研院的教学副院长翟志勇老师介绍了北航通识教育的推进情况以及所遇到的问题,与会学者对通识教育的“北航模式”纷纷表示肯定,同时也提出了若干意见和建议,期待北航模式能够稳健成熟,为探索中国通识教育的正道提供一个可检验、可推广的样本。

  

    本刊现辑录其研讨内容,为推动中国教育之进一步改革尽一份绵薄之力。以下内容已经发言者校阅,本刊略有删节。

  

  

  

  一、通识教育与现代文明

  

  姚中秋(北航高研院):文明视野下通识教育体系之构建

  

  本次会议主题是“通识教育与文明复兴”,当然是指中国文明的复兴。我想讨论的问题是,“文明视野下通识教育体系之构建”。我想回应这样一个主题:在中国文明复兴的历史框架中,大学通识教育教育体系应该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话题?这里涉及对中国大趋势的判断,那就是文明复兴。我们在当下讨论所有的问题,尤其是教育问题,都需要置于这样一个框架中思考。

  为什么会有复兴?一定是因为有过败落、有过中衰,这一段历史,大家也很熟悉,不用我去讲。在这样一个中衰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的教育体系也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歧出,中国固有的教育传统中断了,命若悬丝。中国古典教育传统至少是从尧舜时代就已建立,经过孔子发扬光大,到汉代,基本形成了一个全覆盖的教育体系。这个教育体系的目标就是养成君子。应该说,儒家所建立的这样一套教育体系在19世纪之前是全世界最好的教育体系。这样一个教育体系不仅是一套文化设施,也是一套政治制度,或者说是古代中国治理秩序中最为重要的制度。古代中国是一个文教国家。政治是“政教”,以教为政,以政为教。而这样一套政治的治理依赖高效的君子养成机制。如果这套机制出问题,中国社会一定会出大问题。

   而恰恰是在20世纪初,这样一套教育机制出了大问题:君子教育传统中断了。因为中国要学习西方。在当时的很多精英看来,要学习西方,就必须结束中国自身的传统,要学习西方的技术的知识,因为所谓坚船利炮给大家的印象最深刻。由此,现代中国形成了一个与以前的君子养成教育体系完全不同的教育体系,我们北航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主要是传授技术性知识。当然,我要补充一点。在此之外,大概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教育体系中还形成了另外一个架构,那就是意识形态的教育体系。现在,大学有两个构成部分,一个是传授技术,另一个是灌输意识形态。这两者都没有能力养成君子。它可能养成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工程师,也养成了很多优秀的政工师,但它没有养成具有中国文明自觉,也具有现代价值观念的现代士君子群体。

  我认为,20世纪中国在文化、社会、政治甚至经济等等各领域所存在的几乎一切问题,最严重的问题,都跟教育的这一失败有关。当然,它也许不是唯一的原因,也许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但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认为,在当下,这套教育体系的问题就更为地明显。这个当下是指什么?我想就是我们在去年冬天北航思想年会上提出的主题,那就是“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已经开始,中国以它的体量,以它的一种活力正在兴起,并且将会改变这个世界。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不管我们看到现在中国有多少问题,这都是一个事实。

  但回过头来看,在中国,没有一个群体能够承担这样的世界历史责任。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体系,尤其是大学教育体系,没有养成一个具有世界视野,但立足于中国文明的精英群体。他们能够扎根于中国文明,而以中国式普世价值,在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中发挥领导作用,引导世界秩序向着更合理的方向变化。中国现在缺乏这样一个领导群体,不管是中国的政治家还是中国的企业家,还是中国的社会活动家,都没有能力承担这个世界历史责任。

  他们最大的问题不是缺乏现代的知识,不是缺乏对西方的了解,而是缺乏对中国自身的了解。因此,我们在当下讨论一个负责任的、有能力的精英群体的养成,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也许不是对外开放,而是对中国古典的开放。因为,整体上,当代中国精英群体最为无知的,也许不是现代,而是古典。他们不了解的也许不是西方,而是中国。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当下讨论中国大学教育体系,重点不能不放在如何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明导入未来将承担领导责任的青年的心灵中。因为,20世纪的中国,整体上都是一个向外开放的姿态,向外开放似乎是一种本能,而对内的封闭,或者对古代的封闭,对中国自身文明的封闭,也是一种本能。大学通识教育就需要反潮流。可能在座各位都了解,美国通识教育兴起的一个原因,就是要反现代的潮流,反对专业教育的潮流,把文明的基本价值重新引入青年生活中。我想,这也是我们在当下讨论中国大学通识不能不关注的维度。

   所以我认为,在当下讨论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必须有中国文化的自觉,或者有中国文明主体性的自觉。也就是说,我们在当下的中国大学中开展通识教育,在我看来,应以传承中国文明作为自己的主要责任。当然,我说这些话,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反过来对西方封闭,我绝没有这个意思。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确实需要矫正过去的枉屈,要重新在教育体系中树立起对中国文明的敬意。

  据此我觉得,北航现在做的通识教育实验、探索,在整个中国大陆的通识教育探索中具有一定突破意义,我们高度重视中国文明的传承。

  那么,如何在大学通识教育中承担这样一个传承中国文明的责任?我认为,重点就是中国经史经典的研读。北航开展的通识教育特别重视经典的研读,尤其是经,四书或者五经。因为,这些经书承载着中国之道,承载着中国的基本价值。通识教育如要养成当代的、现时代的士君子,就必须以中国之道灌注于青年的身体,以中国价值树立他们的人格。我认为,这个道是普世之道,这些中国式价值是普遍的价值,比如说,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敬,西方人同样会践行,并认为这就是最根本的价值。只不过,我们中国人用了这样一些中文词汇来表述它,我们中国的通识教育就应传承这些价值。

  总之,我认为,以经典研读为中心的通识教育体系,应该是当代中国通识教育体系的典范。有这样一个通识教育体系,我们就可以弥补原有的技术性知识传授体系的缺陷,在它的基础上塑造出具有中国文明主体性意识的精英群体,这样一个精英群体不仅能够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也能够解决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李 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通识教育与现代大学

  

  近年来,关于大学的通识教育以及大学生德性的培养愈来愈成为讨论大学教育的重要课题。然而,何为德性,中国需要何种德性?我们还需要从从观念上予以厘清。

   一、教育的目标:德性与知识

   马克斯•韦伯在论及教育时,曾有过这样的分类:“就教育的目的而言,历史上有两种极端对立的类型:一种是要唤起卡里斯玛(亦即唤起英雄品质或神话天赋);另一种是传授专门化的技术知识。”如果我们将韦伯的独特术语转化为中国人熟悉的术语的话,那么,唤醒卡里斯玛的教育就是素质教育,而专门化技术知识的教育就是所谓技能教育。

   个人的卡里斯玛特征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譬如,超强的毅力、英雄的气概、坦荡的胸怀、浩然正气等都可以被视为具有卡里斯玛特征的表现。而从事某一职业的特殊技能则是技能训练的主要内容。

   二、我们需要何种德性?

   无论是韦伯的“卡里斯玛,还是洪堡所谓的道德理念,我们都可以统称为德性(virtue)。就中国的传统与当今社会的状况而言,我以为,德性至少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内涵,或者说三个层次的内容。

   1、作为人文精神的德性

   传统中国的教育是一种以培养人文精神为目标的教育。韦伯对此曾有过精彩分析。他注意到:“中国历来最为突出的是将人文教育作为社会评价的标准,其程度远超过人文主义时代的欧洲或德国的情形。” 如果用韦伯的术语来表述的话,人文主义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卡里斯玛”式教育,其核心是唤醒人身上的“神性”,使人成为“君子”。这种教育与中世纪晚期以来英国的“君子教育”颇有相似之处: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一种行为方式、一种风范、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人格。从早期儒家的经典可以看出,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君子”。君子的品质是多方面的,其中既包括崇高的志向、良好的道德修养,也包括广泛的人文知识。所谓“一事不知,儒者之耻讲的就是这一点。理想的文人应该是琴棋书画无所不晓,道德文章俱属上乘。《大学》所谓的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种君子理想的全面阐释。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将君子理想的卡里斯玛特征推向顶点。

   这种理想代表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中最可贵的部分,也是今天在追求教育的技术性、功能性目标中最容易被忽视、甚至被抛弃的部分。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传统教育强调唤醒个人卡里斯玛品质的同时也包含着深深的传统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色彩。尽管存在例外,但就整体而言,传统中国教育不是一种bildung式的教育。中国传统教育与现代西方教育的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它不以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为目的。典型的中国读书人不会象苏格拉底那样以思辨的方式对现存的哲理、理念进行批判性思考,不会穷根究理,对外部世界或内心世界进行哲学反思。中国传统中的卡里斯玛特征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圣贤之道的修养。在实践中,所谓的君子风范往往蜕变为一些虚伪的繁文褥礼。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教育中的传统主义色彩日益突显,并有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之势。

   2、作为个性的德性

   尽管君子风范作为德性是十分可贵的,但对于近代社会而言,仍然是不够的。西方近代社会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强调个人的权利、个人的创造性、以及个人的个性。

   这种个性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就是密尔在《论自由》中所着力强调的“个性”。个性不同于简单的个人主义,个人权利,个人自由,而是个人作为独特的个体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特征。严复在翻译密尔《论自由》时将个性译为“特操”,即独特的操守,实在是领会深刻。

   密尔的个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与英国传统的个人主义有别,而深受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洪堡的影响。洪堡属于德国浪漫主义学派。德国浪漫主义追求个性,追求“美丽的灵魂”,希望具有个性的个人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我完善,而不受社会流行意见的影响。洪堡在著作中尤其反对政府对个人生活的控制,反对政府以积极的方式促进公民的福利,他所憧憬的政府是职责有限的政府,将强制减少到最低程度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才可能促进个人的个性、活力与创造性。

   密尔的个性观与洪堡十分接近,就连用词也十分相近。譬如,密尔反复用洪堡的概念“个人的自主性”、创造性、活力来概括个性的核心价值。密尔借用洪堡“美丽的心灵”的说法,把个性发展的目标描述为“人类要成为思考中高贵而美丽的对象”。密尔引用洪堡的原话来表达个性的主旨:“人的目的乃是要使其各种能力得到最高度和最调和的发展而达成一个完整而一贯的整体”。

   密尔坚持认为,具有个性不仅是个人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密尔的基本逻辑是,如果一个群体是由有个性、有生命、有活力的个人组成,这个群体就会充满活力与生命。“相应于每人个性的发展,每人也变得对于自己更有价值,因而对于他人也能够更有价值。他自己的存在上有了更大程度的生命的充实;而当单位中有了更多的生命时,由单位组成的群体自然也有了更多的生命。”

   当然,密尔深知,现实社会中不可能所有人都有个性,社会大多数人只能是庸庸碌碌的众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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