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中要:新启蒙的认知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2 次 更新时间:2013-08-27 20:42:49

进入专题: 新启蒙  

平中要  

  

  

  如果把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阶段视作一场新的启蒙,那么,对于汉语经验中的启蒙,这是第三波启蒙了。第一波是“新文化运动”,第二波是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运动,然后就是现在经历的第三波启蒙。前两波启蒙已经在历史上宣告失败,而前两次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外力。而且第二波比第一波,在外力迫使其失败的因素上更加明显。我先说说前两波的启蒙,建立于什么样的认知基础上。这里所谓的“认知基础”是指个体对于社会环境的认知。

  

  1919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本是几个青年的文化主张——当然,后来从文化扩展而出;却在一时间被学生主体(之后又扩展到其他阶层)接受,并且酝酿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我这里没有把“五·四”运动纳入“新文化运动”的范围,虽然,两者有着联系。在之前我写过的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文字中,我也一直保持这个观点。虽然,这并非我的原创,我是受思想者的启发接受了这一观点。】在“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的观念,被引入中国。【虽然,在真正理解和贯穿两者的向度上,并非如盗火者所希望的那样,而这的确又不能完全归咎于这些先行者们。】

  

  我关心的是,“新文化运动”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认知基础上?确切地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普遍的认知基础?1911年共和的建立,对于这样一个缺乏准备的古老帝国而言,共和制度来得太容易(相对而言,实际上也不容易;而我所谓的“容易”,是指,在国民的公民素质上,当时的中国进入共和制度,的确有那么一点儿过早。当然,我不认为帝制会让公民素质得到提升,人们应该在共和制度中学习做一名公民),人们还没有准备好,而且,人们恐怕也不会自觉地意识到,每个人并不因为进入一个新制度,就自然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公民。如果说,在共和后,在教育领域也做出了回应,旨在培养新一代的公民。那么,对于那些业已离开学校,或者与学校无缘的人群而言,公民教育从何说起呢?从某种意义上,也许,鲁迅先生笔下的“未庄”反映了当时某一人群的认知状态。而有理由认为,这种蒙昧的状态,在当时的中国是普遍的。这大概就是“新文化运动”发起时,国人的认知状态,是一种长期帝制专制下的蒙昧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确是大有必要引进中国,但是,不仅仅是科学和民主,而应该是更普遍的公民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新文化运动”,即启蒙运动,就是非常必要且很合时宜的事情了。

  

  “新文化运动”开局顺利,超乎了发起者们的想象,但是,即便这一开局并不顺利(理论上,中国的启蒙是一个漫长且艰巨的过程),启蒙者仍旧低估了传统的力量。即使是在一些今天看来依然激进的启蒙者的新文化构想中,那种对于传统的大火力进攻,今天来看,依然未伤到传统的要害。【从某种意义上,传统是没有实体的,它是一个时空序列的总和,它有无数的分身,但是,却没有一个真正的实体。】即使,当年的启蒙者意识到,旧传统需要用新传统来替代,而这必然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可是,启蒙者阵营中,有人认为还有比启蒙更有效的手段,就从启蒙阵营分裂出去。实际上,“五·四”运动,宣告了“新文化运动”的终结,留下了一个未竟的启蒙事业。

  

  再说说上个世纪的那场启蒙。

  

  谈到第二波启蒙的时候,总不免让人唏嘘,不是因为别的,而是这次启蒙与上一次启蒙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何其相似,又如此的不同!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结束帝制后,在文化上的应激;那么,80年代的启蒙则是在停止毛式极权之后,在文化上的回应。这两点是相同的。但是,不同在于,结束帝制后,我们本可以避免再次陷入专制(“本可以”这个词,我自己都觉得太有讽刺的意味了!),结果却适得其反,帝制专制两千年,而毛用三十年就完成了两千年也不可能实现的专制程度。毛时代,是对“新文化运动”方向的倒行,甚至,对于一个尚在正常状态下的帝制政权,也不会作出对文化如此的破坏(当然,不仅仅是对文化的破坏)。【这篇小文不是谈毛时代,只是想表达出一种无力的遗憾。】应该说,毛时代所造成的蒙昧,与其说是传统的(三十年也足以形成一种“小传统”),不如说是人为的。因此,80年代的启蒙,从某种意义上,只是在社会向着常态化反弹过程中的一种自生的精神表现。但是,说80年代是一个启蒙时代,也是完全成立的。因为,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开端,这让任何一种朝着现代化方向行进的努力,都不得不面对,并且接手先行者们未竟的事业。从两次汉语启蒙的历程来看,80年代的启蒙,是对六十年前的继续。

  

  但是,这篇小文我想从人们的认知角度审视启蒙。那么,80年代,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是什么样的呢?【当然,这是一个庞大的问题,我只能用以偏概全的观点立论,这决不意味着,在80年代这种认知是惟一的。】我认为,毛制度的三十年,对国人的认知进行了毁灭性的颠覆。在这个意义上,走出毛时代的国人,远远不如帝制结束后的国人。虽然,帝制结束后,国人并不必然就成为一名公民,但是,帝制的结束,并没有剥夺他们已有的认知。【或者说,帝制的结束,剥夺了曾经帝制下的国人,那些样有形和无形的枷锁,当然,若要认识到这一点,还需要经过一个启蒙的过程。】而从毛时代走出的国人,不仅在物质和精神上已然赤贫,甚至对于千百年来蕴藏在生活中的常识认知(虽然,这种常识认知,并没有帮助我们走上民主和法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是,这种常识至少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尚且称之为“正常”的环境中)——我更愿意称作常识和良知——都已经被制度剥夺。如果用一个比喻,那么,走出毛时代的国人,并非褪下文明的衣服,成为直立的裸猿;而是披上恶魔的羽衣,成为行走于地狱的凶灵。说得更直白一些,我们远不是从文明变得野蛮——如果野蛮是一个中性词;而是变得邪恶!

  

  【当然,这个说法有些伤众,我也不是说所有人都堕落到邪恶的地步,但是,如果观察那些完全可以适用“邪恶”这个词的人群,从数量上看,决不是一个相对于人口可以忽略不计的数目,而且,从程度来看,使用“邪恶”这个词,很可能弱化了其行径的极端。那么,如果我们完全不把这个人群视作这个民族的一部分(如果这样让我们的心可以稍稍安宁,我也理解这样的做法),让我们以与之是不同的人群而自诩品德的高尚(即使是相对而言),而若此,我却深感恐惧。因为,对于这片时空,我们无法人为作出一种割裂,让其中的一部分就代表了我们的全体。而让我们以无知的无辜继续那业已中断的生活。于是,我只能用另一种方法,那就是接受这一结果,并把这一结果视作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责,在一种高于人间法则的视角下,祈祷一线救赎与宽恕的光照。】

  

  也就是说,80年代的启蒙,民众的认知基础,比六十年前还要陡峭峻急。换句话说,当时一种“中国被开除出人类”的焦虑心态,并非空穴来风。我们不仅有着帝制传统中的愚昧、封闭、无知,我们也有着极权制度烙印出的冷酷、残忍、阴鸷。如果在这个层面上,完全依靠一种启蒙运动,或者说,就像我们说起80年代启蒙时,在最外延的意义上定义这场启蒙,那么,即使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启蒙来说,这也是一个不亚于建设巴别塔的工作。我想,应该稍稍划分一下80年代启蒙的范围,让我们至少拥有一个有着广泛共识的,对那场启蒙的定义。我认为,在走出毛时代之后,社会在什么力量的推动下,能够尽快返回一种“正常”状态(相对毛时代而言)?依靠的并非一种人为力量(人为力量也发挥了作用),而依然是一种传统的,按照哈耶克的观点,即,自生自发秩序,或者按照我的说法,即,常识认知。也就是说,当我们普遍认为:亩产不可能达到万斤;身边没有多少“反革命分子”环伺;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并非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期待我们去解救……我们就有了一种返回常态生活的可能。换句话说,那种带领我们大多数人返回常态的不是启蒙,而是生活本身。那么,启蒙的贡献与功能是什么呢?我认为,启蒙,为刚刚走出毛时代的中国,以及世界的现代文明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

  

  我没有贬低80年代启蒙的意思,甚至,即使在我对启蒙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成立,我既不认为这在客观上削弱了启蒙的价值,也不认为在主观上,我在看低这场启蒙。我关注的是,这场启蒙在多大范围以及程度上,与当时的“认知基础”发生联系的?我认为,80年代的启蒙,无论在范围(尤其以阶层为划分)还是程度上(即使是在启蒙者阵营中),都是有限的。上文已经说过,80年代启蒙是社会返回常态这一过程中的精神诉求,而且,这一次启蒙的起点要比六十年前艰难。强调这一前提,却并不是说,80年代的启蒙,因为认知的基础薄弱而开展艰难。而是当时“认知基础”与启蒙一样,也处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完成。

  

  我解释一下自己的意思。当国人走出毛时代之后,社会向常态回归;而且,我也认为这一回归依靠了常态认知的客观力量。关键是,这一常态认知的力量,在80年代是如何影响社会走向的?尤其是这种扶助人们走出毛时代的力量,在精神上如何影响了人们的认知?我认为,这种由常态认知的客观力量,其精神化的因素,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至于客观上影响,可能是因人而异,但是,最终都结束于80年代末),而在这种精神力量下——即使,人们并未能有意识地感知到这一点——的人们,是不会首要想到启蒙的。换句话说,这种精神力量,会支持一个人追求自己的目标。比如说,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农人,更专注于土地和耕耘;一个受到奖励机制激励的工人;一个有了学术资源和机会的学人……等等,实际上,也可以说,80年代的启蒙群体,也无非是被这种同样的精神力量推动而已(虽然,他们有可能比其他人更先意识到这种精神力量的客观和普遍)。从现象上看,一个沉沦三十年的民族重现生机,而启蒙,只是这种生机勃勃的复苏过程中的一道风景。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相信:他的目标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那么,他就会心无旁骛地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想到启蒙吗?我想他不会的,他甚至不会想自己目标之外的任何事物。在我看来,80年代的国人,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或心理背景下。因此,我认为80年代的“认知基础”以及启蒙,都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这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人们普遍还没有认识到自己与权力的界限划在何处,而这种一往无前的精神动力直到碰壁,才真正宣告终结。

  

  【这篇小文既无意审思那个最冷的夏天,也无力缅怀那些喋血于狂轮下的生命,这不是这篇小文的初衷,待我在另外的文字中,献上我卑微但最虔诚的哀思。】

  

  80年代的启蒙在一夜之间结束,或者说,贯穿于80年代的那种蓬勃的精神力量——启蒙也属于这种精神力量的表现——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个体与权力之间,终于划出了那道游移十年的底线,成为了任何一个个体无法跨越的雷池。接下来的三十年,讲述的是人们在雷区内的故事。

  

  又是一个我想避免而不得的冗长序言。该来说说现在的这次启蒙了。

  

  如果说前两次启蒙,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蒙昧状态,而这种蒙昧,正是“认知基础”的主要内容。那么,这一次的启蒙,至少在一个确定无疑的向度上,不存在相关的“蒙昧”。那就是,在个人与权力的关系上,一切已经清清楚楚。如果说在那个最冷的夏夜,人们学到了什么,那么,就是这一件事情。如果说80年代,人们共享,或者说共识于一种精神力量的话;那么,过去三十年,人们是在对于权力与个体关系这一事情上,形成了越发广泛、深入、细致的共识。而我认为,这种个人对权力的共识,就是今天这一新启蒙的“认知基础”。

  

  如果说从对前两次启蒙的延续和继承上,这一次的启蒙都能寻找到有力的证据,但是,这却不是这次启蒙最大的特点。如果从“认知基础”的角度出发,这次凭借网络推进的启蒙,都不是这次启蒙的最大亮点。我认为,从“认知基础”的视角审视,前两次的启蒙,人们处在一种需要启蒙的状态中(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而这一次,人们至少在一件事情上已经无需启蒙,那就是:权力的性质。而在人们对权力性质的共识基础上,也让今天的启蒙有了不同于前两次启蒙的特点:

  

  第一、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这并非说,没有了启蒙与被启蒙的行为,而是一种身份的区别变得模糊。如果说在前两次启蒙中,存在一种启蒙阵营或中心,作为启蒙者的角色在启蒙中发挥作用,那么,这一次的启蒙,类似曾经的启蒙中心的影响被弱化。当然,现在有新词了,比如“公知”。除去那些恶意的污名,以及那些善意的嘲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新启蒙  

本文责编: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民权理念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7114.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7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