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权力边界何在,实话空间几许?——论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权力与真理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0 次 更新时间:2013-08-26 10:3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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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进入专栏)  

  

  摘要:广义而言,权力无非就是支配力。拥有支配性权力的人,本能上不喜欢实话实说。在帝制时代,君主或多或少能够纳直言,对权力的行使有所规范,客观上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受到一些有形和无形的限制。君主的专制程度越高,人们说实话、说真话的空间就越狭窄。通过对传统政治的考察,我们看到,权力只要绝对化,就必定是“无法无天”的。今天的国人,除了继承古之士大夫“修齐治平”的道德责任感之外,还应着力修建我们制度的堤防,防止人性中恶的成分在不适当的时候溢出。

  

  权力扩张的逻辑及其限度

  

  广义上的权力是无所不在的。从这个角度理解,权力无非就是支配力,只要有能力支配他人,就意味着拥有权力。本文讲的权力,仅限于政治领域,只讨论由于强力或者政治制度规定了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

  中国有2000多年的帝制历史。如果加上此前的王制时期,中国3700多年的历史,就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古语虽然有“民”、“氓”、“黔首”等称谓,但民众在历史里只是一团模糊的身影。历史,就是支配者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的叙事,只是权力支配的叙事。今天的人们比较喜欢说权力异化这个概念,但权力其实没有“异化”这回事,支配者使用权力时如果没有顾忌和障碍,百分之百都是趋于无限扩张的,最终,都让人受不了。

  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的权力来源都是强力,或者说暴力。“马上打天下”是一个通则,任何人不能例外。即使通过宫廷政变夺天下,背后也是武力,没有武力的支撑,就没有逼宫,更没有政变。但是,马上打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也是一个统治的通则。以武力运作的方式统治,无一例外都是短命的。即使像中世纪蒙古这样世界公认的强大军事力量,按武力模式统治,也就维持了不到百年。五代十国军阀统治时期,五个朝代,总共51年,平均每个朝代10年左右。皇帝宝座传到儿子,屁股没坐热,政权就倾覆了。被支配者民众的活动,在平时没有多少记录,可一旦民不堪命、民变蜂起之时,模糊的“民”就成了主角。

  也就是说,权力可以用武力夺取,但如果权力的使用不讲道理,没有节制,那么,“二世而亡”就是迫在眉睫的现实。反过来,恰是这个严峻的现实使得权力的拥有者懂得,使用权力要讲道理,要有所节制。

  讲道理,有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是大道理,按孔子的说法,是仁政,孟子解释说,之所以要行仁政,是因为“民为邦本”。就是说,民是统治者的最大资产,没有了这个资产,就成了穷光蛋,孤家寡人,也就没本钱统治了。第二是有什么说什么。首先是把事情应该怎么办的道理原原本本说出来,不打埋伏,实话实说。其次是不隐瞒实情,不对上级搞信息封锁,尤其是不能蒙蔽皇帝。所以,讲道理,实际上就是说实话。

  没有一个皇帝喜欢被人蒙蔽,没有一个皇帝嘴上不说“喜欢臣子说实话”。而且,只要实话说得比较多,王朝就兴旺,实话没有人说,谎言充斥,王朝就注定衰亡。但是,现实的王朝政治,实话实说,还真是个难事。犯颜直谏,在史书上绝对是美德,但现实中却非常稀少。固然,像秦二世那样,被蒙蔽到鹿马不分,对外界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或像明熹宗那样,只顾埋头嬉戏或者做木工,外面的事情不闻不问,应该属于极端状况。但是,完全不被蒙蔽的皇帝,还真的就不存在。尽管韩非子教了好些不被蒙蔽的权术高招,帝王们也如实地照搬施用,同时,用雷霆之怒、严酷的刑责惩罚欺蒙者,但还是消弭不了被欺蒙的可能。不仅皇帝如此,每个上级,也都如此。一级蒙一级的可能性,永远都存在。

  这是因为,拥有支配性权力的人,本能上不喜欢实话实说。人性的弱点,就是目好色,耳喜恭维之声,说白了,就是喜欢听好听的话。文明程度越高,这样的弱点就越是明显。人人都知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但大权在握之人,听得进逆耳的忠言,却往往都是被迫的。中国历史上,汉唐并称盛世,简单地说,就是这两个朝代对实话的容忍度高一些。但这个高容忍度的前提,是因为这两个朝代前面的朝代都是二世而亡。殷鉴不远,不容他们不谨慎。

  

  实话实说背后的君权制约机制

  

  在帝制时代,君主或多或少能够纳直言,听得进意见。或者说,按照实话的逻辑,对权力的行使有所规范。客观地说,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受到一些有形和无形的限制。第一种限制,是大道理的限制。中国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凭借的是法家思想。但是,法家思想利于打天下,巩固江山却不灵。后世皇帝“独尊儒术”的选择,等于承认在最高权力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道理的存在。在政治上,“皇权接受一个更高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制约,士人官僚的‘规谏’构成了制约皇权、调节政治的重要机制”。①大道理不仅要放在庙堂之上,而且需要通过士人官僚不断地实话实说,才能对君主的权力构成制约。

  第二种限制,是制度。王朝的制度,都是经君主同意确立的。权力的行使,要按制度的轨道走。这里本身就蕴含着对权力的制约。汉文帝时发生在廷尉张释之身上的一个故事,非常耐人寻味:“顷之,上(指汉文帝,作者注)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以为行过,既出,见车骑,即走耳。’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驾,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②皇帝可以自己执法,把惊了他的马车的人杀掉,但如果交给廷尉(汉初主管司法的官员),那么就是进入了司法和制度轨道,就得按法律和制度办。这就是制度的制约。后世史家公认汉唐的制度有其优越性。其优越性,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集体决策机制,任何重大决策,必须经过朝廷重臣的集体讨论,朝议和廷争之后才能拍板。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可以实话实说,不必担心受惩罚。即使形成了决策(诏令),某些专门的机构,比如门下省,也可以封驳,即打回去重议。而御史台的谏官也可以提意见,让皇帝回心转意。

  当然,对皇帝权力最大的限制是士大夫官僚群体。自汉朝之后,官僚基本上由儒家士大夫担任,而儒家士大夫一向以儒家伦理的阐释者自居,有“修齐治平”之志。为帝王师,是他们生活事业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他们自以为有引导、规劝君主的使命。反过来,君主一般也以“与士大夫共天下”为信条。接受指导、接受规劝,是一个“明君”的基本形象。就情势而论,大一统的帝制国家,皇帝必须依靠官僚们来统治天下,如果没有官僚的协助,他将寸步难行。所以也就必须接受官僚体系的制约。

  显然,这三种限制之所以能成为限制,关键是皇帝本身还有所忌惮,担心自己做了亡国之君,担心祖宗江山亡于顷刻,也担心因自己的行为不当留下万世骂名。如果他像隋炀帝那样,觉得即使是跟士大夫们比才学,他也该做皇帝,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如果他像秦二世和明熹宗那样,根本没有长大,心智停留在儿童状态,一味贪玩,专心胡闹,那么,他在理论上就可以“无法无天”了,任何限制对他都不起作用。

  人性的弱点,威力巨大。作为君主,就本心而论,他们其实更乐意不受限制,不听规劝,任着自己的性子来。选择接班人,是皇权政治的头等大事。皇帝选择接班人,按规矩是一回事,论喜好则是另一回事,即不讲道理的胡来。从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开始,就喜欢这样胡来。原本已经按规矩,定下了皇后生的长子刘盈为太子,但他晚年偏爱宠妃戚夫人,非要废掉刘盈,立戚夫人生的儿子为太子。御史大夫周昌是个结巴,闻讯只会结结巴巴地抗议,“期期知其不可”,“期期不奉诏”。③但能说会道的儒者叔孙通则说:“昔者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而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胡亥诈立,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共)苦食啖,岂可背哉!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最后打动了刘邦,收回成命,缩了回去,说换太子不过开玩笑而已(“吾特戏耳”)。④显然,如果不是出于害怕亡国的担忧,以及秦亡的阴影作祟,即使聪明如汉高祖刘邦,也一样会任着性子,听自己喜欢女人的耳边风,擅自改动继承人,而且一干到底,不管大臣们的劝阻。

  

  权力的放纵必然导致实话的扭曲

  

  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帝制的历史上,尽管君主们知道实话实说对他们的统治有莫大的好处,但他们却一直在做一种反向的努力,尽力削减人们说真话、说实话的空间。即使在唐朝,也是苏味道这样的模棱宰相做得比较长。而李林甫这样诸事顺着皇帝说、事事逢迎皇帝的宰相,干得也是风生水起。李林甫不仅自己不说实话,也不许别人说,让谏议之官去学御马监的仪仗马,一声不响。我们伟大的诗人杜甫,在担任左拾遗(皇帝身边的谏议官)时,因为多了句嘴,就丢了乌纱帽。从盛唐到晚唐,皇帝也一直在降低宰相们的官衔,好让他们没那么大的资本跟自己争吵。进入宋代,一直在皇帝身边坐而论道的宰相们忽然之间就没有了座位。有种说法,是宋太祖做皇帝的时候,前朝降臣范质为相,欲有文字进呈,宋太祖说,“我看不清,你走近点”,然后偷偷令宦官把范质的座位撤了,从此,宰相上朝无座。也有材料说其实是范质故意谄媚,自己不要座位,开了一个恶例。近世著名文史学者陈登原先生认为,宰相没有座位,就是“由于范质之逢迎”。⑤但是,这样的逢迎跟皇帝的喜好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范质这样的宰相,不敢在皇帝面前有座位,其实是出于皇权的无形压力。

  到了明代,一身流氓气的开国皇帝把宰相也给废了,而且开创了帝制国家特务政治的先例,设立锦衣卫、东西厂,走法外的轨道,口衔天宪,随意迫害群臣。御史台(明代叫都察院)里再也没有了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谏议官,御史只对下,不对上。而继承明制的清代,自负的皇帝连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权利都给剥夺了。在他们看来,治国平天下是皇帝的职责,跟士大夫不相干。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就是跟皇帝争天下。甚至,传统的士大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也被皇帝收去。乾隆皇帝解经,被拍马屁的臣子奉为经典之上的经典。后来的臣子读经,只能按皇帝意思来,越轨就是离经叛道。为了让士大夫们彻底闭嘴,清代的文字狱一个接一个,在动辄获咎的情况下,士大夫们只好去做朴学,埋头考据。在这种根本不让人说话的政治气氛里,乾、嘉、道三朝元老曹振镛的名言“多磕头少说话”成为清代臣子们必须遵行的准则。很多臣子,把磕头当成了健身体操,每日练习。在清朝,磕头甚至是一门功课、一门技术,需要前辈来传授的。所以,做臣子的,大道理是绝对不能讲了,要讲,也得皇帝自己讲。即使皇帝垂询,臣子们也只能就皇帝的意思,说一点技术性的话。皇帝要求臣子的,只是做事,别妄想做大臣,只能做奴才。甚至到了晚清,大清江山都需要靠在野的士大夫练乡团来拯救了,在西太后的评价体系里,“能做事”是对臣子的最好褒奖。

  君主的专制程度越高,人们说实话、说真话的空间就越狭窄。若君主可以肆无忌惮地凭一己的好恶,甚至一时兴起、一时的气愤就可以福人祸人,就势必引来越来越密集而高调的逢迎和奉承。君主如此,坐镇一方的高官也是如此。人性如此,只要说好听话的人在权力场中会得到好报,官场中人就会自动地用马屁来换取他们需要的一切。而不会、也不乐意这样做的人,就越来越被疏远。被马屁灌饱了的人,一般来说,都会出现两种病症:一是自我膨胀,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二是不大能容忍与自己判断不同的意见,至于刺耳的实话,则更是要暴跳如雷,继而大张跶伐。

  有了这样的病状之后,一般来说,无论是臣子,还是下属,都不会在他们的耳边说他们不喜欢听的话了。即使不出于逢迎求官求财的动机,有谁乐意讨不自在呢?反过来,这些有权的“猛人”,也就特别容易被人包围,根本无从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如果还有人想挽回时局,想方设法说点实话,透露一点真实的信息,也只能走迂回路线。把真话和实话,变成一种变相的马屁,迂回地灌进去。举一个例子,光绪六年八月,西太后身边的太监李三顺,奉西太后之命送食物给西太后的妹妹,出宫时忘记带腰牌,被午门的护军拦下。争吵之中,太监恃宠骄横,把食盒摔在地上,回去禀报西太后,说护军无理。结果西太后大怒,非要治一干护军死罪不可。这样的事,明明是护军按制度规定办的,没有过错,但西太后就是偏听太监的一面之词,非要法外加刑,严惩护军。事情一出,朝野大哗。可是任谁来劝,西太后就是不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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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7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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