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理论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5 次 更新时间:2013-08-20 13:59:30

进入专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宪政  

文正邦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基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基本内容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还有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制度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按照宪政的精神和原则将其转化为摆正党与法以及党与政之间的关系;同时处理好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国家权力相互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协调及制衡关系;并使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治和德治并举且相辅相成。因此必须澄清关于宪政的错误观点,回击否定宪政的奇谈怪论。文章最后阐述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路径和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宪政

  

  宪政是中国近代以来许多志士仁人追寻救国救民方略的梦寐以求,也是当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必需的基本制度建构。那么,根据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国情,我们应不应当致力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理论基础和客观依据何在?它有哪些特有的制度和机制构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路径是什么?等等。显然,弄清楚这些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且有利于澄清社会主义中国应不应该实行宪政以及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宪政的重大原则问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理论基础和客观依据剖析

  

  我们之所以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因为这一提法和概念并非是标新立异,它乃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也并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机械的名词演绎,而是基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理论基础首先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最为宏伟的社会系统工程,它必然要贯彻和体现到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等各个领域和层次;而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爱国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等等”。[1] 其精髓和关键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些也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必须坚持的制度、原则和精神。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实际上就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其基本内容如果简要而言——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还有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制度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按照宪政的精神和原则将其转化为摆正党与法以及党与政之间的关系;同时处理好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国家权力相互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协调及制衡关系;并使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治和德治并举且相辅相成。因此其基本要求也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基本内容具体的请参阅下文“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和机制探析”)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必要而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我们再仔细分析还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也显然内含着宪政的概念和要素。关于宪政的概念,正如被广泛引用的毛泽东名言:“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 “许崇德教授也概言:“宪政应是实施宪法的民主政治。”[2] 《宪法词典》“宪政”条也阐述道:“宪政,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即民主和法制的结合,构成政权的组织形式。”[3] 张庆福教授也认为:“宪政就是民主政治,立宪政治或者说宪法政治。它的基本特征就是用宪法这种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已争得的民主事实确定下来,以便巩固这种民主事实,发展这种民主事实。”[4]关于宪政的要素,正如李龙教授所认为:“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5]李步云教授进一步论述道:“宪政是,国家依据一部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宪法进行治理,以实现一系列民主原则与制度为主要内容,以厉行法治为基本保证,以充分实现最广泛的人权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制度。依据这一定义,宪政这一概念,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民主、法治、人权。民主是宪政的基础,法治是它的重要条件,人权保障则是宪政的目的。”[6]郭道晖教授并明确指出:“宪政是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为原则,以保障人民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为目的的,创制宪法(立宪)、实施宪法(行宪)和维护宪法(护宪)、发展宪法(修宪)的政治行为的运作过程。”[7]因此可以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即发展和推进由宪法所规定并据以实行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及人权保障之统一体。

  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还有其深刻的哲学理论基础,即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的共性与个性(或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辨证关系,特别是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并通过个性来表现的重要原理。运用到宪政问题上就是应深切理解任何国家的宪政制度和体制也都必须体现共性与个性(或普遍性与特殊性、普适性与本土化)的辨证统一,而且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并通过个性来表现,才能既不偏离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轨道,又能在具体国情的本土上生根。显然中国的宪政建设也必须是这样。

  或许有学者认为,宪政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是我们对西方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借鉴和学习[8],它只具有普适性,在宪政问题上谈论本土化只能销解它的普适性原则和精神。

  固然,任何国家要实行宪政,都必须遵循各国宪政建设的一些普遍规律,都需要吸纳人类宪政文明的共同经验和智慧。包括都必须坚持人民主权原则、法治原则、人权原则、权力制衡原则;都需要实行代议制度、普选制度、其组织和活动法制化的政党制度、体现责任政治和依法行政的政府制度、政府系统内外普遍严密的监督制度、政治任命与择优选拔相结合的官吏制度、体现司法独立和司法最终解决原则的司法制度等。这些均是宪政的普适性的体现。

  正因为如此,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必须坚持权力制衡等宪法基本原则。因为她虽然本质上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而是强调分工与合作;但是经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她负责、受她监督的“一府两院”同人民代表大会所分享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间,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权力制衡的原则和精神。否则,如果像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彻底的“议行合一”,就没有必要再产生“一府两院”,并分享立法权、行政权及司法权了。只不过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权力制衡原则还需要进一步认真坚持、发展和完善。所以实际上可以认为,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人类宪政文明的普遍经验和智慧而对巴黎公社制和早期苏维埃制这类尚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政制的扬弃和发展的结果,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亟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宪制。

  所以,任何国家要顺利地进行宪政建设,又必须注意利用本土的政治资源,必须结合本国的特点和具体国情。事实上,世界上既没有内涵和外延完全相同的宪政制度和体制,也没有意义和价值完全相同的宪法条文,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和社会条件,即使是同样的宪法词语、概念、条文,在不同的国家其适用的环境和范围就可能完全不同;而且即便是同样的宪政理念和原则,在不同的国家贯彻和实行也各有其特点。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就有多种不同的模式或权力结构侧重点,社会主义国家议行合一(或民主集中制)的宪政体制也有前苏联的苏维埃制与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等的区别和各具特色。不结合本国的特点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的宪政模式,就很可能使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陷入困境和僵局,这或许就是现在世界上一些实行过民族民主革命的国家政局不稳乃至政变频仍的重要原因之一;苏联剧变后的俄罗斯在社会转型期从全盘西化进到重视本国民族特点的经验和教训也从一个侧面说明。

  总之,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并通过个性来表现。各国宪政建设的普遍规律及人类宪政文明的共同经验和智慧是不能违背和无视的;但宪政的这种共性或普适性也具有相对的意义,它必须植根于各国民族性的温润土壤之中,才能勃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当然也应注意,民族特点不能游离于宪政文明的普遍规律之外,否则就会导致反民主而背离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潮流。因此强调“民族特点”和“中国特色”绝不能成为维护保守、落后乃至封建主义东西的借口。这也是我们正确理解和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应当时刻注意的。

  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就是宪政的普遍原则和规律与社会主义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和辨证统一,具体而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即发展和推进由宪法所规定并据以实行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及人权保障之统一体,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部位。它既实然地存在于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活及法律生活之中,又将应然地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及法治建设发展的重要方向。可以说,中国的宪政建设要取得成效和获得成功,就取决于对它的认同和有力贯彻实施。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客观依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见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基本客观依据,是规定和制约当今中国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性状和进程的最大国情。从总体上看,由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都还不够完善,需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科学技术水平与民族文化素质还不够高,更需要在科技文化发展上作持续的努力。因此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必须面对这个最大实际,重视这一最大国情,既要有世界和时代眼光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又不能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而必须从实际出发,稳中求进。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也正是基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正是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正在进行社会转型,不仅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和完善,而且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治建设以及人权保障也都还不健全和完善,都还需要作坚韧持久的努力,因此不能离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抛开我国现有的政治法律制度,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以致不切实际地简单套用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发展道路,尽管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发展道路也包含着某些宪政的普遍原则和规律,但这些宪政的普遍原则和规律必须与社会主义中国国情有机结合才能在中国的国土上生根发芽而焕发出生命力。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六届时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世界上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这方面的教训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

  这就是我们倡导应致力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客观依据。我们必须冷静、理性地认识和对待它,深切地理解和牢牢地把握着它,才能顺利地推进我国的宪政建设,而不至受到急噪冒进和迟疑悲观情绪的干扰,遭受或“左”或右的错误倾向的折腾,历史和现实都给我们留下了这方面的诸多教训。

  其实,我们之所以要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提法和理念,主要是要应对那种认为“宪政不适合中国国情、实行宪政会削弱乃至冲击党的领导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左”的错误观点;甚至认为“宪政关键元素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更有危言耸听地胡说什么“‘宪政’主张就是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等等奇谈怪论。简直是文革作风、文革思维、文革语言昭然若揭。这就如象把市场经济、人权保障等推让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专有物一样,是非常愚蠢、有害的;他们实际上是丑化乃至妖魔化了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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