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求学偶得——职业生涯三十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5 次 更新时间:2013-08-19 22:5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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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以为,人到了一定阶段,就要“回过头来”,回顾、总结一番自己的心得体会……等等,而不是“一往无前”,只顾一个劲儿往前走。

  

  而且,这样做,相比起来,可能收获很大。因为你最多的东西可能不在前面,而在自己以往的历史之中。

  

  不期然而然,我的学术生涯已有三十年时间,古人称三十年为一“世”,自己在学术上都作了些什么,毕竟是该做一番总结的时候了。因将所得,拉拉杂杂汇为一篇,名之曰“求学偶得”,表示并没有过什么预期,不过偶有所得而已。内中辛苦,惟自知之。

  

  本篇初稿于2008年,是为清史研究所三十周年所作,因此内容是以清史为主。有关当代史研究的研究,只谈了一小部分。

  

  求学偶得,之一:与集市有关(第一个十年)

  

  我做的第一个学术研究是关于四川的“场市”(即农村集市,是指导老师给我出的题目)。“场市”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为写这篇硕士论文,我读了四百多部地方志,等于作了一次清代四川的“农村调查”。这为以后的学业打下了一块“基石”(通过它获得了一部分“史感”,也不那么“漂”了;这对一个初学者是很重要的)。

  

  这篇论文在学术上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它触及了一个理论上的重大论点,即中国传统经济的“自给自足说”。这在当时可是非同小可,多亏答辩委员会主席郑昌淦教授“包庇”了我;此外在陈述观点时也要讲究策略,如说:农村经济的基本单元,不是农户或者村落,而是围绕着场市展开的“场市区域”,更深入的话就不好多说,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参见“清代中叶四川农村的场市和它的经济地位”,《未定稿》1982∶11;“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场市网及其功能”,《清史研究集》第3辑等)。慢慢我才发现,过去中国历史的许多“结论”,多是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先的。

  

  其后经过众多学者多年的努力,中国传统经济的“性质”,才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市场经济”(虽然这一概念还需加以若干的规范和说明),而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说”;学界认识到,当日中国农业的商品率虽然不高,农民却高度依赖市场;依靠着密集的市集组织和市场网络,决定他们生产和出售的种类及数量多少;也可以说,清代的经济增长全都与所谓“贸易”及“交换”有关;面对伴随人口增加的巨大需求,农村经济的发展(决非依赖“土地开垦”或“以粮为纲”),更多地是依靠粮食等初级产品之外的“多种经营”和“商品经济”(老一辈学者如吴承明近日已坦承多种经营的极端重要)。

  

  对于施坚雅(G.W.Skinner)和他的有关研究,那时国内还不怎么知道。1980年秋,一个空前庞大的美国史学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彼此之间学术规范、学术语言,在在不同,也出现了不少误解(包括对他的集市“六角型”模型)。1987年访美期间,我在斯坦福大学会见施坚雅教授,还一起就这些问题交换了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的资深编辑和农村问题专家燕凌先生,似乎喜欢我这篇关于四川场市的文字,几次问我,为何没有收入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也许,人们自己也不容易把握他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

  

  “市集”与“宗族”都是为外国人“发现”,然后“出口转内销”的中国“史实”,类似的可能还有“宗教”等。从那以后,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中国人除了生活在一些为人所熟知的社会、经济关系之中,可能还处于某些很少为人意识的“圈域”里,如“市场圈”、“信仰圈”,……等等。同时,他们还享有充分的“自由”,也许正是这种自由,常常使他们“忘乎所以”……

  

  求学偶得,之二: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十八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是我毕业后自己选择的第一个研究题目。得益于“农村组”非正式的小规模学术交流(记得是在志华家里,不知怎么就有了这一念)。

  

  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递交北戴河第一届清史讨论会,同时送农村组。当时小组正准备下乡调查(题目是“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带头大哥”决定将这篇文稿打印若干份,送中央书记处(参见:“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的增长和清政府的农业经济对策”,《未定稿》1982∶32;“康雍乾时期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对策”,《农业经济情况》1982∶11;“康雍乾时期的人口增长和政府政策”,《农村·经济·社会》第2卷)。多年后,据朋友回忆,岐山曾拿此文向他显摆。那时不相识的朋友,还以为笔者是一个老头子(唐晓峰)。

  

  所谓“经济发展”,意指历史上经济“恢复时期”之后的“和平发展时期”,讨论这一时期的传统政策,在以前大约还没有过(为此我获得美国Luce基金的赞助)。

  

  当时这一研究还缺少粮政和工业两个部分,为以后所补足,因此能在1985年对魏斐德(F. E. Wakeman)说:我已“画了一个圆”(参见“关于清代的江苏经济”,《清史研究集》第8集;“棉业历史与清代农村经济结构”,《清史研究》1997∶4;“一个未完结的尝试──清代乾隆时期的粮政和粮食问题”,《九州学刊》1988春季号)。最后终于形成为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它本属于东方历史学术文库94年系列,因编辑的异见而被推迟一年出版;又于2005年更名《活着的传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

  

  这无疑是我最重要的研究之一,是对昔日历史的一个现代诠释,也是对当代改革的一个历史说明。这种“古今两相观照”、带有时代气息的研究,我以为应该还有很多,事实却并非如此。尽管据朋友说,它带动了一批所谓“政策研究”(夏明方)。

  

  这就无意间扩大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参见我的博客:“清代经济史论坛”,其分类及说明);它把一项“经济史”研究,带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的领域,打通了几个领域。也许正如钱穆(这是这个系列里我唯一未曾谋面,又深为心仪的学者)所说:“经济史必从全部文化着眼始能有大成就”,自然,要达到那一步还有很大的距离。

  

  在我看来,清代的经济政策,具有跨时代的重大价值,特别是我们有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经验以后(例如放弃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可行性道路,而大搞“土地开垦”和“以粮为纲”)。好像这些并不是传统史学所关心的问题,清人自己也未做过相应的总结,而是在三百年后,由后人发掘出来。我却从中第一次体会到了中国传统的正面价值(其一在经济政策,其二则与粮政有关),并从此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于美国访问期间,参见“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随后有人批评我,“把历史说得太好了”,但我却觉得较之历史本身还差得远。

  

  也许还值得一提的是,小书继何炳棣(Ping-Ti Ho)、珀金斯(Dwight Perkins)和王业键(Yeh-chien Wang)的开拓性研究之后,提出了对清代经济的宏观分析,即清代经济的成就决不仅在土地的(全域性)开垦和农作技术的提高,而在于有限耕地的高水平利用,及随之而来的经济交流,特别是跨省区“优势交换”的开展。

  

  不易的是,小书出版时虽遇到不少争议,仍发表了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奴隶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等论点的严肃批评(1995)。

  

  “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可能是小书的第二主题(故有“活着的传统”之说)。如同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正处于“十八世纪热”,“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更是当时的“时髦”话题。为此余英时(Ying-shih Yu)曾说:近代中国“思想冲突的焦点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看来也不是小问题。

  

  对传统的重新认识,终于导致了其后对《河殇》的批判(参见“《河殇》反映了一种失衡心态”,《中国文化报》1988.7.31),还有最终的从头“读经”,因若非“从头开始”,我们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不过,美国的“十八世纪热”,正如1987年我对麦克法考(MacFarquhar,时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所预言的,在五年后已让位于美国的“民国史”研究;现在,重心已转入了“当代”,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我则始终徘徊于“清代”(十八世纪)与“当代”之间,而不及“民国”历史。或许多少出于这样的原因,我才提议“着重研究那些在今天仍然是活生生的有意义的历史问题”及“在当代经验与史研究对象之间来回对比参照”(参见《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序》,海洋出版社,2002),这样一些研究的“方法”(我还开设了“方法课”,专门讲述有关问题,2007—2009)。

  

  求学偶得,之三:政府和政府角色问题

  

  我初提“政府角色”和“政府作用”,还是二十年前(参见“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坊间尚很少类似的文字。在中国,政府(国家)始终是“第一位”的因素;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也在有关十八世纪的小书中多次体现。在十八世纪与当代之间反复观照的结果,使我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政府作用的“加强”与“收敛”,几乎成为历史的一条“主线”。它不但发生在当代:先是(通过革命)政府的强化达到一个“顶点”,然后(通过改革)开始“回落”,从新寻求它的“角色”和“位置”(到目前还没有“定位”)。类似的事情,可是在乾隆朝全发生过(如在粮政问题上,它的一“进”一“退”,都富有意义,乾隆皇帝也多少意识到了这点,说∶“举身家衣食之切务,皆委之在官”,官米有限,“焉得人人而济之”?“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若概欲官为经理,势必有所难行”)!可以说,中国当代改革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认清政府的应有作用和摆正政府的角色地位,——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

  

  再者,如果说今日中国经济的崛起,所依赖的既不是“经典资本主义”,也不是“典型社会主义”,她就可能仍然走在乾隆以来的道路之上,三百年一以贯之,其主导精神中之一,即是政府发挥特殊的主导式的作用。

  

  因此,政府不容“缺位”,政府作用这一条“主线”,仅此一条,即可帮助我们说明很多很多问题(参见《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2002)。

  

  求学偶得,之四: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

  

  “发展序列”(“序列”一词是为李零代起),是我头十年学术研究的一个“副产品”(参见“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史学理论研究》1994∶3、4;《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1999)。其后我曾大幅度的转向当代史的研究,然后才又“回来”(也颇有一些老人不愿我返回清史)。

  

  对所谓“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我把它分为四个层次,或称为四个阶段(或类型)。其中最“落后”的是“不发展经济”,依次几个可姑且称为“发展中经济”、“高发展经济”和“发达经济”。这些都是针对中国情形而言,是中国理论,不可随意译为英文,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关于一些概念的英文翻译问题,以后我们还会多次遇到)。

  

  这几个阶段都各有其人口和经济的特征。或可简单地描述如下:不发展经济,即土地未充分开垦;发展中经济,即土地渐趋充分开垦,精耕细作;高发展经济,即一意提高耕地利用水平,追求市场收益;发达经济,即主要从事工业手工业经营。其中“高发展”和“发达”经济都是清代才出现的,一般人见不及此,多把第二个类型即“发展中经济”当作了中国传统经济的最高表现,所谓“长期停滞”的说法,一大部分原因即由于此。

  

  从我所处学科来看,“发展序列”就是一种“理论”(也可叫作“地区理论”),不是只有“研究方法”才可以称作理论(从那一角度出发,李零才说:理论只是敲门砖,没有用)。它旨在回答一些具体的“实打实”的问题,是历史学者高层次的追求目标之一(一个历史学家决不是把什么“方法”或“哲理”当作他的最高追求的)。

  

  至于中国传统经济“非充分发展”的一面(它与其说是“走到尽头”,不如说是“有劲没处使”),在以后才得到发挥,参见我弟子的研究(刘灯:“小农经济论辨”,2004,硕士论文)。

  

  求学偶得,之五:粮政和粮食问题

  

  粮政和粮食问题,是国家大政要政之一,它的专业性很强,但不管哪一个朝代都离不开这种知识和学问。否则,就可能越抓越抓不好,也可能好心反办坏事。在这上面,历史的教训是太多了。

  

  “包产到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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