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危机不是导火索,是催化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5 次 更新时间:2013-08-16 17: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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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 (进入专栏)  

  

  【《社会观察》 记者高艳平】6月底,“钱荒”袭来,海内外关于中国面临危机的声音再次响起。

  面对银行间资金面吃紧,央行起初并未出手放水,这一举动,迅速被英国巴克莱银行总结成“不刺激、去杠杆、调结构”的“克强经济学”,并且预言,“克强经济学”可能短期内使中国经济某月增幅出现3%的低点,出现“临时硬着陆”。

  话音未落,二季度数据出炉,数据显示,GDP增幅低于一季度的7.7%,下探至7.5%。多个因素叠加,中国经济硬着陆的说法,在海内外媒体上开始以更大分贝流传。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是一贯的乐观派,他密切关注着中国经济的一举一动,成为最早预测宏观调控“上下限”,以及对“克强经济学”给予正解的经济学家。7月22日,正在伦敦访问的张军教授,就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等问题接受了《社会观察》记者专访。

  

  “钱荒”常有,危机不常有

  

  《社会观察》:“钱荒”之后不久,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已经出现事实上的危机,制造业领域企业已经资不抵债了,地方债务平台偿债压力加大。危机为什么没爆发,原因在于人们对经济增长轨迹的预期没有改变。一旦这些预期改变,危机马上就会爆发。你认为危机存在么?有多严重?

  张军:6月底,市场疯传“钱荒”时,有些海外媒体就说,中国出现了危机,但加了前提叫“中国式危机”。这种资金紧张的局面在其他国家发生可能会有很大影响,但是在中国,貌似很严重,但很快就平息了,而且政府也没有大规模出手来救。

  我的看法是,经济学家要慎言危机,因为我们学到的危机的表现、危机的发生机制,都来自西方。在西方,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可以断言这就是危机,或者危机已经到来。

  但中国不一样,“钱荒”在中国出现过不是一次两次了。朱镕基时代整顿金融的时候,广东信托等多少家金融机构倒掉了,也没有发生什么危机。

  一些人认为硬着陆也好,崩溃也好,说金融系统的风险积累一触即发,都讲了很多年了。危机为什么没有爆发?现在该来反思一下,我们的理论是不是出了问题。

  《社会观察》:中国的情况更复杂。

  张军: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西方都认为,整个东亚都很危险,认为东亚经济将就此一蹶不振。结果,这些预测并不准。比如韩国,1998年之后,反而迎来一个超好的发展时期,三星公司乱中取胜,如今成为全球通讯行业龙头。

  我们需要反思,一有风吹草动,人们就认为整个系统会爆掉,这是个导火索,当然我们也可以转变思维,危机或许会对经济产生冲击,有没有可能成为正能量,成为经济结构改革的催化剂。

  

  调结构经济不能脱轨

  

  《社会观察》:“克强经济学”在6月底成为一个流行词汇,你发表文章认为“克强经济学”不是通缩经济学而是结构经济学。从你文章来看,可否理解为信贷扩张过快及错配必须纠正、结构改革也必须加快,但前提是经济增长不能脱轨?

  张军:对,很多人认为要经济增长停下来,腾出手去调结构,这是不现实的。调结构需要一个紧缩的局面,但不是说要经济增长停下来调结构。比如车子要掉方向了,不是把引擎关掉熄火再拐弯。实际情况是,经济还要保持一定的增速,在增长过程中,不断调整结构。

  1990年代中后期朱镕基时代,也曾调结构,那时候是压缩庞大的国有部门,大规模私有化。当时推行相对严厉的货币政策,先抑制通胀,经济开始减速,但不至于让经济停下来。

  当时西方人就认为,朱镕基这么干,经济会硬着陆。事实证明没有硬着陆。

  原因在于,宏观调控只是微调,同时保持了一定的经济增幅,没有让经济失去增长动力。朱镕基时代最困难,风险最大,我们都挺过来了。

  《社会观察》:现在的状况跟当时比,困难要小吧?

  张军:现在的情况要比当时好。

  好在哪里呢?第一,就业压力轻,那时候大量国有部门职工下岗,而且农村剩余劳动力蜂拥进城寻找出口。如果经济出现显著放缓,社会压力非常大。但现在我们调结构,经济静悄悄的,经济增幅从10%以上降至7%,也没有出现大的失业。

  第二,当时财政很困难,中央政府捉襟见肘。因为改革需要支付巨大社会成本,政府要买单的,而现在中央政府很有钱。今天政府的结构改革,需要财政手段补贴,调节空间游刃有余,比朱镕基时代大多了。

  

  中国经济正在软着陆

  

  《社会观察》:现在看起来你对政府调控思路理解得很准确。李克强总理最近就提出,既要调结构,又要稳增长,不能让经济大起大落。

  此前,巴克莱银行还认为“克强经济学”为了调结构,会把中国经济推向“硬着陆”,二季度数据出来之后,跟着喊防范硬着陆的声音更多了。

  张军:中国经济硬着陆的说法讲了很多年了。硬着陆有点像急刹车,经济处于特别严重的泡沫和过热的时候,必须采取急刹车的调控措施,这时候会出现硬着陆。

  4万亿政策推出后,2009年年底,通胀从负值开始上升, 政府很快发现了“超调”的问题,经济有过热苗头,2010年下半年改变调控方向,物价回落,GDP增长减速。直到现在,经济增幅还在减速,这些都是按照政策意图在走,为什么还说是硬着陆呢?事实上刹车好几年了,总体上是个软着陆的过程。

  回顾历史,20年以来,硬着陆风险最大的是1992—1994年,当时通胀最高达到24%,朱镕基采取比较激进的方式抑制住通胀,经济增长仍然保持在13%-15%。当时风险非常大,那时谈硬着陆是合情合理的。

  现在谈硬着陆,物价指数在2%,经济增幅回落到8%以下,即使政府采取袖手旁观的政策,也不至于硬着陆,因为不刺激不意味着急刹车,而是微调。信贷方面盘活存量,并没有让增量为零,允许增量贷款有14%的增幅,只不过要管住增量贷款的投放方向,不让银行投到那些价高利大的项目,而是要投产能不足、经济薄弱的领域,这不会产生急刹车的效应。

  《社会观察》:对于中国经济的上限下限,据7月23日媒体报道,李克强总理最终给出了答案,经济增长7%是下限,3.5%的CPI涨幅是上限,跟你之前的预测吻合。从国际上来看,6%也未尝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经济增幅,但中国认为7%的经济增幅以下就不能容忍,测评标准是什么?

  张军:经济增长真的降到6.9%,与7%在统计上可能没有实质性差异。GDP增长的下限,跟两个指标联系起来:其一是就业,如果经济增幅降到7%以下,企业出现大规模裁员,这说明可能就到了下限;其二是看有没有出现通缩,如果CPI总体上保持正增长,说明经济在可容忍的范围,如果出现负增长,就该引起警惕了。

  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几年,中国的物价三四年之间出现了通缩,CPI出现了负增长。当时的讨论非常多,因为通缩的治理比通胀的治理要难。一个前车之鉴就是,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后,泡沫经济破灭,通缩至今持续了20多年。通缩表现为,物价下跌,老百姓不愿意花钱,企业不愿意投资,经济陷入倒转的恶性循环。

  

  “摩擦性”经济增速下滑

  

  《社会观察》:既然不会硬着陆,但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处在增幅放缓的轨道上,而且仍有下行的压力。你一直认为,中国经济未来还有20年的较快增长期,那么从中长期来看,目前的经济增幅放缓属于什么阶段?

  张军:经济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是由长期因素决定的,不是由短期因素、周期因素决定的。

  长期因素包括了资本形成情况、劳动力状况、受教育情况、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技术进步速度,这些因素决定潜在增长率。

  经济学上有一个收敛假说,很多人犯错误,认为一国劳动生产率水平决定了该国的潜在增长率,事实上这个理论认为,一国劳动生产率与国际发达国家的差距决定未来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以收敛假说来分析,当前我们与发达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差距还非常巨大,仅仅是美国的十分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未来至少有20年的追赶空间,潜在增长率每年能够保持在7%-8%。

  《社会观察》:那么实际的经济增幅会不会偏离潜在增长率7%-8%的轨道?

  张军:是不是会偏离,取决于今天李克强讲的“中国经济升级版”打造的成果如何。近10年来,中国经济走势受到外部冲击和内部压力多个因素影响。外部冲击包括汇率改革人民币升值,以及美国的金融危机;内部压力,包括了维持过去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长期因素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受教育水平高了、劳动力变贵了、劳动人口增长速度放慢及社会福利提高等等。

  从2004—2005年开始,这些因素就开始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逐步体现的。如果前面讲的外部冲击和内部压力没有发生过,经济可以按照潜在增长率继续走,但事实是这些条件都在变,而且有些原来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比如人口红利。所以,要保持原来的增速,有两个办法,一是修复原来的条件,但是这几乎不可能;那么第二个办法就是去适应,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支持增长的那些条件,这就有了升级版的概念,经济必须转换到另外一个增长机制上:经济活动生产率更高,制造的产品附加值更大,经济就能够得到持续的增长。

  问题在于现在能不能培育出跟现在的汇率水平、劳动率水平、工资水平、福利水平相匹配的经济活动,高附加值的产业来。

  现在的经济增速为什么下降?因为我们正处在两种增长模式转化的过渡时期,属于“摩擦性”的经济增幅下滑。怎么理解呢,好像“摩擦性”失业一样,一个国家总体上劳动力比较稀缺,工作机会大于劳动力,但还有人失业,因为一些人的受教育水平与需要的工种不匹配,这就是“摩擦性”失业。在两种经济增长模式转化的过渡期,以往低附加值的产业即将被淘汰,但产业升级的速度还跟不上经济要素的变化,那么就产生了“摩擦性”经济增速下滑。

  《社会观察》:你一直属于中国经济乐观派,就中国经济的走势,你与悲观派主要的观点差别在哪里?

  张军:悲观派乐观派的不同之处,集中到一点,悲观派认为产业升级不会成功,乐观派认为会成功。

  这10年来,汇率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等短期的利空消息很多,企业面临升级的难题,短期来讲,对企业而言很痛苦,但长期看这些利空的因素就是催化剂。

  如果当年没有欧洲“火烧温州鞋”事件,温州人就不会提高鞋子质量。现在很多浙江企业,觉得生意不好做,成本太高,就转到越南或者内地寻找空间。不想离开沿海城市的,就开发新产品更新换代。这就是催化剂的作用。5年以后,该淘汰的都淘汰了,能升级的也初具规模了,这种抱怨就很少了。

  企业家清楚地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政策应该因势利导,帮助企业实现转型。事实上看看广东、江浙、大连等沿海地区,从2005年以来,人民币升值、提高最低工资、金融危机接踵而至,它们遭遇的打击跟内地是没法比的,政府都在很积极地帮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如果研究一下浙江省政府这些年来出台的政策,你会发现基本上都在帮助企业减轻负担,帮助企业转型升级,给税收优惠鼓励企业研发;再看上海,发展总部经济、设立高新技术园区,学习新加坡搞园区模式,培养新兴产业,这些年经济增长虽然全国排名倒数,但仍能保持在7%的增幅。

  看看底特律都破产了,政府干什么去了,这种夕阳产业不行了,只能等死。从中国沿海等地的情况来看,地方政府早年就已经在实施转型升级的战略,我觉得还有什么可悲观的呢。

  

  本文原刊于《社会观察》杂志201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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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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