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军:政策底,还是市场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 次 更新时间:2013-08-16 17: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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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佐军 (进入专栏)  

  

  只有促改革才能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提供根本性动力。不能为稳增长而忽视了调结构和促改革。过度的稳增长会减轻调结构的压力,延缓改革的时机。

  

  李佐军如今已不愿多谈两年前那次内部报告中提及的经济危机预测。在那个内部报告中,他预测,根据政府所采取应对措施的不同,危机或在2013年7、8月份出现,或将在2015、2016年爆发。

  2013年6月,这一内部报告被业内人士找出,在网上飞速流传。由于这个两年前的论述与当前经济形势有某些吻合之处,一时,李佐军的宏观经济分析判断能力被业界广为推崇。

  鉴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担忧,他愿意在可谈的范围内,就有关问题与媒体进行交流。

  

  最坏的时候还没有来临

  

  主持人:您对中国宏观经济分为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分析,很有启发性。您认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周期中?

  李佐军:经济增长有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长周期是技术进步周期(康德拉耶夫周期),约50~60年左右;中周期是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化周期(朱格拉周期),经常与政治换届周期叠加,约8~10年左右;短周期是存货周期(基钦周期),约36个月~4年左右。这种分类主要是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由于中国属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国家,这种分类只具有参考作用。

  中国经济正处于短周期的下降阶段,从2010年二季度开始往下,这个周期的底还没到。虽然由于刺激政策,去年四季度出现了小反弹。预计今年三四季度会继续缓慢下行。最近中央采取了温和刺激政策,可能会带来一两个季度后的小反弹,但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从中周期看,下行从2008年就开始了,2009年初的政府刺激政策带来了一年左右时间的快速反弹,2010年二季度重回下行通道。而2012年5月采取的稳增长措施,带来了当年四季度的小反弹,今年一季度又重回下行通道。除非采取强有力刺激政策,否则下行将继续。

  从长周期看,从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下台阶的阶段。

  综合以上分析,从长中短周期来看,中国经济处于下行叠加阶段。

  主持人: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多久才能见效,有没有一定的规律性?

  李佐军:这要看刺激的范围和程度。2009年一季度的强有力刺激政策,在当年二季度效果就显现出来了。2012年5月的稳增长政策是在两个季度后才显示出效果。而最近中央政府采取的新刺激政策,要更温和一些,预计产生的效果也会更小。

  主持人:您的意思是,这一轮中国经济的底部,即最坏的时候,还没有到来。根据您的判断,这个底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李佐军: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周期只有市场底。但在中国,多数时候因为政府不敢面对市场底,只好不断制造政策底,经济增长就会出现政策底和市场底两种情况。比如,2009年一季度的6.2%和2012年三季度的7.4%就属于典型的政策底,其实当时的市场底还未到,但被政策底所折转。

  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波动规律,每隔10年左右就有一个中周期底部,每隔4年左右有一个短周期底部。在经济周期尤其是中长周期下行阶段,经济增速下滑乃势所必然,要克服对增速下降的恐惧。

  增速下滑会带来很大挑战,应该对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所防范,但增速下滑也带来了改革、转型和调整的机会,经济底部是经济系统消化矛盾和积聚新动力的休息区。一味地用政策托底,阻止市场经济内在的发展规律,反而会延误改革和调整时机。

  中国经济近几年的底都是政策托出来的。只要我们停止经济刺激,市场底就会到来。如果不采取刺激政策,经济触底反弹需具备以下条件:经济泡沫已挤出,如房价等资产价格、金融暴利和实体经济产能过剩等泡沫挤出;对中周期底部来说,作为新的增长点的新兴产业形成;对长周期底部来说,新技术革命取得突破。在中国特定的国情下,制度变革取得重要进展,也会产生经济发展的巨大红利。

  

  新“稳增长”争议

  

  主持人:上半年,政府对“改革”的提法很多,并在“钱荒”等关键性时刻,发出“不托底”的信号,但最近一段时期,随着“稳增长”、“合理空间”、“新4万亿”等政策话语及具体措施的出台,给人感觉是,政府又开始出台保增长措施了。

  李佐军:领导不光要考虑经济,还要考虑政治。而且一种发展模式往往具有惯性,要重新开始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肯定面临诸多难点,因此有时不得不采取一些策略行为。

  但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政策底对市场底的干预,最终还是要接受经济规律的考验。

  主持人:这次政府出台新的“稳增长”措施后,您一直试图将稳增长解释为经济不发生大起大落,而非具体的数字。

  李佐军:最近,很多人在关心稳增长的增速底线,究竟是7.5%,还是7%,或者6%等。其实,稳增长只是为了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很难有具体的经济增速数字底线。数字是可以造出来的,高一点低一点没有绝对意义。真正的底线应是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平稳地释放风险,并顺利地推进改革和转型。

  注意“稳增长”和以前提的“保增长”是有区别的。“保增长”是指将经济增速保持在某个百分点之上,如“保八”;稳增长是指使经济增速变化保持平稳态势。保增长只能使经济增速向上;稳增长既可使经济增速向上,也可使经济增速向下,只是要平稳向上或向下,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主持人:社会上对这种新的刺激政策争议仍然很大,不少人觉得可能会加剧经济原有的泡沫,延缓改革进程。

  李佐军:稳增长只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暂时手段,在周期下行阶段减缓下行的速度,不能改变周期。在经济增速合理区间内,更应抓紧的是调结构和促改革。只有调结构才能挤出已有泡沫,培养新增长点,迎来可持续的健康增长。只有促改革才能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提供根本性动力。不能为稳增长而忽视了调结构和促改革。过度的稳增长会减轻调结构的压力,延缓改革的时机。

  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主要有以下四大类:一是包括出口、投资和消费在内的需求因素;二是包括劳动力、资本、资源和技术等在内的要素投入因素;三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等因素;四是中国特色的动力因素,包括扭曲和压低生产要素价格,压低福利保障支出、增加经济建设支出,刺激政策和政府企业化等。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三和四类因素都遇到问题、难以为继的阶段,出路在于重回“斯密定理”,依靠制度促分工,分工提效率,效率促发展。

  近年来,学界、媒体和政府在讨论经济增长时,言必称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外需不行了就扩大内需,投资不行了就增加消费。不可否认,“三驾马车”是经济增长的三大短期需求动力。政府喜欢这“三驾马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凯恩斯主义对GDP的拉动作用见效快,立竿见影。但这种短期见效的手段,往往有许多长期的副作用和“后遗症”。

  按照见效快慢排序,稳增长措施可大致排序如下:1、调整统计数字;2、央行释放流动性(含印钞、降息、降准、放松信贷等);3、大规模项目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如棚户区改造);4、出口退税和消费刺激;5、鼓励重点产业发展(最近是信息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等);6、释放改革红利。

  见效最快的方法,往往是“后遗症”最大的。改革是最慢的方法,却是长效最健康的方法。

  

  改革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本

  

  主持人:您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的分析很独特,而且特别强调“改革”对于解决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重要性。

  李佐军:对。制度变革是观察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视角,在经济增长供给边“三大发动机”中,制度变革是根源性动力,因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都依赖于制度变革。观察中国经济增长关键看新一轮改革能否顺利推进,若能,则中国经济再保持10年左右的6%~8%的中速增长是完全可能的,否则前景堪忧。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唯一出路。目前,我国经济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相叠加的阶段,世界经济也处于深度调整之中。越是在这种矛盾集中时期,越是要依靠改革,加快改革步伐,这是过去30多年实践反复证明的真理。因此,以经济社会政治的全面改革促进结构调整,乃当务之急。

  主持人:接下来想听听您对当前一些具体热点经济问题的看法。比如,前段时间出现的“钱荒”,您觉得反映了什么问题?

  李佐军:“钱荒”反复来袭的最主要原因是,制度和模式导致经济整体效率下降,政府干预经济过多,资金被配置到不合理地方。7月底银行间拆借利率重新上升,部分银行提高抵押贷款利率和理财产品收益率,取消房贷优惠,说明钱荒还未走远。

  中国经济问题的主要表现是高房价、钱荒、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等,追根溯源是企业效率和国民经济配置效率的下降。造成两个效率下降的原因是企业成本上升、创新活力减少、国有企业过多进入竞争性领域、政府控制资源过多且进行低效率经营,而这些又是由政改与经改不平衡造成的。

  主持人:最近中央要求全面审查地方债务,反映了对地方债务问题的巨大担忧,就您来看,目前地方债的风险有多大?

  李佐军:两年前,随着大规模投资集中还款期的到来,一些地方政府就开始面临很大的债务偿还压力,但因有如下招数,很多风险被暂时掩盖了:继续卖地,以及房价上涨的助力;债务延期展期;借新还旧;强征预征税收等。但这些举措并不能从根源上化解债务,只是将矛盾后推了。

  要化解地方债务危机,根本出路是政府要回归公共服务职能,将经济职能交给企业和市场,政府不能办企业;从政绩考核上,不能再以GDP论英雄;还有就是,硬化政府预算约束,建立投资决策失误责任终身追究制。

  主持人:您如何理解最近国务院出台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一政策?

  李佐军:从以往经验看,在土地、财税等制度不改革情况下进行房地产调控效果不好,而这些改革尚需时日,为避免愈调愈涨,所以提平稳健康发展。房价波动牵一发动全身,为严防金融风险,故促房产市场平稳发展。房地产积弊甚多,必须推进改革和转型,故要促其健康发展。

  

  (本文原载于《南风窗》2013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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