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灏:关于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几点省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6 次 更新时间:2013-08-14 11: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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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灏  

  也有人认为(如章炳麟与所谓的国粹学派),中国的民族性是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传承与语言文字里面。因此这种文化的民族主义的保守性常常较高,而有别于政治的民族主义。

  第四,最后,在对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它的基本性格作了大略的剖析以后,我想讨论一下民族主.义的历史评价问题。首先,中国近现代开始的一个世纪,正是世界上帝国主义的高潮时期,如果没有民族主义的精神武装,中国恐怕早已步许多亚洲国家的后尘,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再者,今天我们虽已置身于所谓后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时代,但谁也不能否认,帝国主义的心态与行为仍然不时出现在国际关系中,同时,经济上的全球化趋势与文化上“地球村”的普世理想仍然未能取消民族国家之间的珍域。民族之间的竞争仍然是新世纪国际现实的一个主趋。因此今天评价民族主义,不能否认在近现代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它是有其重要的正面功能与意义。

  更重要的是,在肯定民族主义的正面功能时,我们必须记住它的不稳定性,时而展现其偏激与狂热的倾向。就此而言,民族主义在近现代世界所造成的巨大灾害,已是有目共睹,不需我在此再作评论。我只想就中国在20世纪的历史发展,指出我们对民族主义的偏激性与危险性应有的警惕。

  方才我曾经指出: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在形式上是所谓的大民族主义取得胜利,不论是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表面的政策而言,都是把国族的观念扩大,容纳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以平等合作的地位,共同形成新的中国。但是骨子里,国族观念仍然是以汉族族群中心意识为主体。这种汉族的文化霸权意识,时而表现在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统治上。例如对日抗战时,国民党政府

  在大陆西南如广西、贵州诸省强行推行改变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以符合汉人的文化标准,最能反映汉族的族群霸权意识。在大陆学界,关于对少数民族的看法,费孝通近年提出“多元一体”的理论很具影响力,而学者对这理论的诊释,特别是有关“一体”的理解,时而透露出传统汉人的文化霸权意识。例如大陆学者张漩如,在对这理论作淦释时,首先他就响应杨向奎赞成传统文化的“一如何被汉化,如何被中国文化所吸收为主题”(t)。总之20世纪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与政治观念都有意无意地反映汉族的文化霸权意识。这种意识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阴暗面,值得我们深切地警觉与反思。

  民族主义的另一局限与危险性,来自它与民主化及现代化之间有抵梧的可能。要认识中国民族主义在这方面的问题,西方史家柯恩(Hans Kohn )对民族主义作的一些剖析,很值得我们参考。他把民族主义分为两类,自发式的(voluntary)与有机式的(organ-ic) C});前者主要指近代在西欧与北美出现的民族主义。它的出现有其社会土壤,那就是在西欧17,18世纪出现的以强大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这种社会以个人主义为本位,以自由结社为组织原则。在这种社会里产生的民族主义,自然也带有这些基本性格。因此这种民族主义相信,人是不能离开民族国家而生存,但人可以透过自由选择而决定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也可以说,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个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自由结社组织。因此这种民族主义所强调的群性并不掩盖个性,在这里个人和群体可以得到平衡的发展。这种民族主义,史家有时也称之为公民式的民族主义。

  与这种民族主义成对比的是在东欧、俄国及非西方地区常见的有机式的民族主义,也称族群式的民族主义(}t}ni。n}tior}a}l}ism。培养这种民族主义的社会土壤是传统社会常见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上面是少数的统治阶层,下面是大多数被统治的农民,中间缺乏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从而没有一个公民性的社会组织,个人主义的社会观念也很弱。因此它所产生的民族主义常常带有强烈的集体主义性格,视国家民族为一有机体的组织,个人是这有机体的细胞,没有独立的价值。总之就群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言,自发式的与有机式的民族主义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大致而言,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是近乎后者。最能反映民族主义这种性格是它所含有的“大我心态”。所谓大我是指民族群体,以别于个人小我。这里的大小之分,也代表价值的高低。因为中国人受传统的影响,往往把个人分为两层:外在形体的自我与内在的真我。后者是个人的精神主宰,在价值上属于较高的层次,因此也称大我,以别于低层次的形体小我。中国民族主义的危险性是它透过大我小我之分,渗透入中国人的意识深处,影响其对个.人的观念,认为民族是个人内在精神的大我,是神圣的、永恒的。而个人是外在形体的小我,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为了民族的大我,个人是可以牺牲的。这种民族大我的心态,与个人自由人权观念相抵悟,曾经是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大障碍。

  除了大我心态,以汉族族群中心意识为主干的中国民族主义还有一个特征使得它难以捉摸,时而展现其偏激性与极端性,这就是我所谓的华夏情结。这是由过去光荣的记忆与现在的屈辱或与自谴感所交织成的一种复杂心理。中国传统文化自称华夏文化,自视为世界的中心,在近现代受到种种的挫折与屈辱以后,有时产生盲目仇外与自我狂大兼而有之的情结。这种情结很容易在民族主义.里寄生,使得民族主义也潜藏一种义和团式的极端主义趋向,时而把中国带上反现代化偏激自残的道路。

  因此中国民族主义是一个性格很不稳定的思潮,是一把双刃剑,有它建设性的一面,也有它破坏性的一面。就它的破坏性而言,它可以造成族群解纽的威胁,也可以变成现代化与民主化的绊脚石。

  总之,今天瞻望新世纪,至少在中国,民族主义仍将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思想潮流。我在这篇演讲中从历史的角度对它作了一些省思,可以归结为四点:1,民族主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产物。更具体地说,它是中国人在1895年以后对当时形成的政治与文化危机的一种回应。2.民族主义虽然不是中国传统的产物,但它的形成仍然受到传统积淀的影响,尤其是传统汉族的族群中心意识。3,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有其复杂性,表面上它是多元族群的凝聚,但实质上它是以汉人族群中心意识为主体,同时它表现的形式可以是政治的激进主义,也可以是文化的保守主义。4,中国的民族主义也与现代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一样,有其不稳定的危险性,特别是隐藏其中的汉族文化霸权意识、华夏情结与大我心态。它在政治与文化上可能引发的偏势与激情,仍然是中国在21世纪的前途的一大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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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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