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灏:转型时代中国乌托邦主义的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1 次 更新时间:2013-08-14 11: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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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灏  

  

  本文旨在探究乌托邦思想在近现代的转型时期(1895-1925 )兴起的过程,它兴起的背景是转型时代的两个语境:一、双重危机:传统政治秩序解体的危机与文化基本取向脱序危机;二、传统思想的擅变与西方文化流入的互动。乌托邦思想在这时期的发展可分为两型:软型与硬型。前者以康有为与胡适为代表,后者以谭嗣同、刘师培与李大钊为代表。全文即环绕对此二型的分析而展开,认识转型时代乌托邦思想的兴起,是认识整个近现代乌托邦思想发展的基础。

  本文乌托邦一词用得很宽泛,它是指一种以完美主义的理想来憧憬与期待未来的社会。准此而论,乌托邦意识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之间是相当的普遍,它在20世纪中国主要思想流派中亦有重要地位。本文旨在探寻乌托邦主义在转型时代(1895-1925)兴起的过程,因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都植根于这段时期。首先,有必要说明转型时代乌托邦主义兴起的两个历史语境。

  

  一 转型时代乌托邦主义的发展脉络

  

  (一)现代中国的双重危机

  

  转型时代的中国正值列强侵逼日急、内部动荡日深之际,当时最明显的政治思想危机,莫过于那自殷周以来就作为政治秩序的基石的宇宙王制(cosmological kingship)的解体。面对这种困境,中国知识界巫欲寻求新的政治秩序。可以想见,这新秩序的追求充满了国家存亡的焦虑以及民族受侵略的耻辱感。

  与政治秩序解体相伴而来的是深重的文化危机,我们不妨称之为取向危机。它的出现与转型时代中国人的意识转变有关,而“西学”是推动这种转变的主力。中国与西方虽然自19世纪初便频繁接触,但西潮却要等到转型时代才汹涌而入。科学知识无疑是西学的核心,它的传布虽不足以让中国知识分子完全接受其中的自然主义世界观,但却侵蚀阴阳、五行、四方、理、气等传统建构范畴。由于这些范畴组成了传统各种世界观—包括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它们一旦在理论上失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传统,尤其是儒家世界观的破产。这种效应,明显见诸当时的知识阶层。

  由于建构范畴的销蚀而令传统宇宙观受到挑战,遂使“世俗化”过程展开,由此逐步减弱,甚至消解了儒家价值的影响力。传统观点认为,以建构范畴表述的儒家价值,体现于宇宙结构之中,因此具备了现代价值所缺少的当然性与神圣性。随着传统基本范畴的消退,这种当然性与神圣性也就必然减弱,儒家价值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引起天经地义式的认同与坚持。

  儒家价值除因“世俗化”而减弱外,也直接受西方价值与意识形态的猛烈冲击。本文无意缕析其复杂的解体过程,但只想强调,此一解体现象不但落在个人价值层次上,而且也落在价值模式层次之上。忠、孝、仁、义等个人层次上的儒家价值固受到西方思想的侵蚀,经世、修身、三纲等代表的儒家价值形态也逐渐解纽与式微。·儒家价值层次__仁的折损,加上前述的“世俗化”过程,构成了中国自魏晋佛学传人以来所仅见的价值取向危机。

  传统世界观与价值观既受质疑与挑战,危机也就从价值领域扩散到中国文化取向的其他方面,文化认同是其中一例。列文生(Joseph Levenson)曾指出:中国受列强连串打击之后,动摇了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使其无法固守传统的自我形象,由此生出一种渴望弥补受创伤的文化自尊的情绪。同时,在中国文化认同崩解的同时,中国知识阶层在文化巨变中产生了一种知性需求。为了适应急速且深广的文化变迁,他们急欲在集体记忆与文化的自我认识中,寻找可资辨识自己是谁·、处身何种时代的参照系统。因此,文化认同的受创不只孕育了文化上自我肯定的情绪渴求,同时亦孕育了足以让他们在逐渐展开的新世界秩序中,找到定位的知性探索。

  文化秩序的另一个面向是人们对生命与宇宙的秩序与意义感到失落。传统儒家的宇宙观与价值观把生命与宇宙视为整体,但当这些宇宙观与价值观发生动摇,中国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感受到.精神意义的失落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与矛盾。

  因此,取向危机来由于传统价值取向、文化认定与精神意义的瓦解。我们必须严肃看待由这取向危机的三方面所引发的不安与焦虑。因为透过道德与情绪的转移,这些焦躁不安很容易引向对政治秩序的探求。当然,这不仅是政治秩序的索求,也是对“世界观与人生观的象征符号”的追寻。后者一方面作为价值取向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使人在文化认同与意义的危机中得到安顿。这也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秩序危机所作的回应,常带有强烈的道德与精神的感受。我认为,转型时代中国政治思想所彰显的乌托邦倾向,与上述史实有关。由上述政治与取向的双重危机所引发的政治乌托邦主义,及其呈现的想像世界,宣泄了人们久经压抑的道德积愤、精神苦闷与社会政治上的挫折感。

  

  (二)传统与现代西方的互动

  

  转型时期乌托邦主义兴起的另一语境,是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在思想上的相遇。这导致中西思想冲突,却也造成双方思想化合。乌托邦主义的兴起就是这思想化合的显例。此一事实显示了:中国传统与西方思想都有强烈的乌托邦主义倾向。

  中国精英文化的主要思想传统都有一鸟托邦主义倾向。中国乌托邦主义主要的思想来源是首见于轴心时代的三段结构思维模式{ the triadic pattern of thinking ),一首先它强调人的本质(es}er}})与现实(actuality)之间的区别,而人的本质是超越的天的内化,惟其如此,人才能.在现实世界以外看到理想秩序的可能性。此种区别是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核心。儒家思想认为,本质之所以与现实有别,是由于后者存在着恶。然而,儒家并无根本恶(radicalevil)的想法,它相信本质会在恶被彻底根除后朗现。儒家将本质与现实二分,遂有人能实现至善的乐观信念。

  本质与现实二分的思维模式,以两种方式发展为三段结构。其中一种方式认为,本质分享了神圣的超越—天或天道。此种三段结构的思维模式使儒家相信,由于天或天道内化于现实世界,个人因此能将之彰显。就此而言,儒家相信人有神化的可能。可见乌托邦主义存在于这种儒家信念之中。儒家一方面认为,只有当人透过修身而达到道德完美时,理想世界才会来临;另一方面儒家还有一个更普遍的想法:只有在现实生活中彰显其神圣本质的人才能统治天下,成为圣王,为社会带来理想秩序。

  当本质与现实二分的思维模式与本质曾出现在远古盛世的信念结合,便产生了另一种形式的三段结构:现实。本质、历史本源。在儒家思想中,上述两种三段结构虽经常混杂出现,却孕育了乌托邦思想。

  到了宋明新儒学,三段结构发展为一种二层的历史观。这种史观的核心是二元的本体论,将纯净的“天道”或“天理”与不纯净的现实世界相对。从时间的角度看,这种二元的本体论将历史分成两个阶段:一是由天道主宰的三代盛世;另一则是三代以下的衰世(the fall )。两段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激励了新儒家回归三代,希望将来能见到天道的重现。此种历史哲学的背后是儒家的循环史观,强调乌托邦式的追求:期盼自我与社会能达到道德完美。

  三段结构的思维型模式同样见诸儒家以外的佛道传统。不论是在精英或大众的层面,佛道思想都有乌托邦的理想与信念,可是在大众层面上得到较大反响,表现出弥赛亚与末世的思想情态。综上而论,转型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既受传统熏陶,理当对乌托邦思想感到亲近。

  一般咸认,现代中国知识阶层受西方文化冲击,而这种文化表现出强烈的现世乐观主义并有乌托邦主义倾向。中国知识分子既受传统思想熏染而怀有乐观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倾向,他们很容易被西方启蒙与反启蒙两个潮流所带来的乐观主义与乌托邦思潮影口向。

  晚近的历史研究指出西方启蒙思想以及它的理性观念的复杂性。若将启蒙仅仅理解为对理性的讴歌膜拜,不单言过其实而且过于简化。不过,尽管我们已修正对启蒙的看法,但并不表示可以忽略启蒙产生了激进的理性主义这个事实。我是指从伏尔泰( Voltaire, 1694-1778 )、杜尔戈(Turgot, 1689-1755 )、孔多塞( Condorcet,1727-1781 )、圣西门(Saint-Simon ,1760-1825 )、孔德( August Comte ,1798-1857)等人一路下来的思想传承。他们对人类理性怀有无比信心,由此产生对人的可完美性与社会不断进步的乌托邦信念。有些史家甚至认为,启蒙的激进理性主义就蕴含着像基督教启示一样对人类发展预示着最后的战胜邪恶。

  毋庸置疑,19世纪的西方意识普遍存有激进理性主义与过分乐观主义。这种心态的通俗表现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曾在现代,尤其是转型时代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广泛传播,并造成强烈冲击。

  欧洲的反启蒙运动是另一个孕育现代西方现世乐观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因素。浪漫主义是反启蒙运动的主干,它高扬人的意志与精神,再结合无限感,使人相信只要不断奋进,人类意志可以为自身生命创造不断丰富的意义。这种世界观有时被称为哥德精神或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精神,构成浪漫主义的重要面向,并且和激进的启蒙理性主义一样,大大助长西方思想中的乌托邦主义。l9世纪西方文学逐渐在转型时代的中国风行,浪漫主义对当时知识分子的影响不下于激进的理性主义。

  由于中国知识分子遭遇双重危机,再加上思想背景中的传统与西方因素,他们思想中带有乌托邦倾向是十分自然的。借用尼布尔(Reinhol Niebuhr)的分类,转型时代乌托邦主义可分为硬性( hard)及软性(soft)两种形式。硬性的乌托邦主义相信当下的现实社会可被彻底改变,并跃进理想秩序,而且相信人有完成这种转变的能力,因而孕带着完美的可能性。至于软性的乌托邦主义则不相信自己有这种完美性与彻底改造社会的能力,只寄望完美的未来在历史进程中缓慢实现。

  

  二 乌托邦主义的类型

  

  (一)“软性”乌托邦论者—康有为与胡适

  

  1.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是转型时代初期的指标人物,其思想有鲜明的乌托邦主义色彩。康有为的乌托邦思想是植基于对儒家“仁”的观念的解释。康氏认为,“仁”不只是道德理想,更是宇宙的终极实在。

  康有为的观点其实来自儒家“天人合一”的世界观。然而,他并没有追随正统新儒家把实在视为由“理”、“气”组成的观点。康有为拒斥这种二元的形而上学,倾向接受自16世纪逐渐流行的、认为世界只是由“气”组成的非正统观点。尽管如此,康有为的一元形而上学并未使他自外于正统新儒家的二元世界观。康南海认为,虽然世界由气构成,可是气有两种状态:一为原生、太初的状态,一为散灭、浊混的状态。气在前一状态中构成了存在的本质,而在后一种状态则构成了存在的现实性(actuality。这两种状态分别代表了价值上有所区别的上层与下层的存在。上层或存在的本质属于人性的理想界,也就是“仁”。据此,康有为接受董仲舒对仁所下的定义:“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又养而成之。,··…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

  由此可知,康氏的“仁”观与儒家的原型一样,主要表现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与儒家的原型相一致,康氏的“仁”不仅在揭露世界的本质为何,更在于揭示世界理当如何。就此而言,“仁”的理念不只投射了道德完美性的理想,而且相信此理想是存在于宇宙的真实结构中。

  康有为的道德完美性的理想既指涉个人,也指涉社会。他的社会完美观随后发展成为乌托邦主义。若以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的分类观点来分析康氏的乌托邦,可以发现它由两部分组成:目的论与价值论。目的论强调实现乌托邦的演变时间过程,价值论则是以价值高下的观点描述最终完美之境的目标。

  康有为乌托邦.主义中的目的论部分,受了中西方传统的影响。就中国传统资源而言,康有为明显受了汉代今文经学影响。他的乌托邦是历史三阶段发展的最终结果,自承此一观点得自今文学派。今文家密传的三世说,亦即“扰乱”、“升平”、“太平”三阶段,揭示历史的发展走向。这是从孔子故乡鲁国发展出来的从过去到现在的线性史观.。可是今文学派注重过去,而康有为却关注未来。因此,与其说康有为的史观受今文学家影响,不如说是受宋代新儒学含有未来指向的两阶段论史观的影响。如前所论,宋代新儒学深切期盼,透过人的道德奋发与作为,可能在未来重建古代的太平盛世。

  可是,就算我们将今文学派与宋代新儒学的史观一并考量,儒家的史观仍不足以说明康有为目的论意识中的历史终极发展的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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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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