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农民工市民化应有统一标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 次 更新时间:2013-08-12 10: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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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 (进入专栏)  

  

  人物简介:迟福林,现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被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入选2009年“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他身在海南,放眼全国,多年来主持过多个改革热点课题研究。对于新型城镇化,迟福林一直给予热情关注,近年来也提出了多个受到社会关注的观点,包括要明确人口城镇化转型与改革的行动路线和时间表。

  

  人口城镇化是发展转型的最大潜力

  

  新京报:从去年以来,城镇化已经是社会各方关注的热门话题。说到城镇化,你最关心的是什么?

  迟福林:最主要还是如何实现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

  新京报:为什么突出强调这个问题?

  迟福林:主要基于两个担心:第一,在发展方式转变还不到位的背景下,新型城镇化搞不好就还是以工业发展为主,而人的城镇化严重滞后;第二点,人口城镇化是转型发展的最大潜力,但我也很担心,许多由于发展方式转变不到位形成的问题,归咎到人口城镇化上,比如城市出现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其实这些都是原有的规模城镇化带来的,恰恰需要通过人口城镇化,需要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来解决的。

  

  城镇化可以有多种方式

  

  新京报:现在有一种很受关注的声音是依托城市群推进城镇化。如何评价这一观点?

  迟福林: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讲三句话,一是推进城镇化应该是多种方式的,毕竟我国的区域差异很大,很难说全国采用一种模式;二是要大力发展中小城镇,三是适度发展大中城市。

  依托城市群是推进城镇化的一种路径选择,但不能取代其他方式。城市群发展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不是原因。新型城镇化,包括城市群的发展,在政府引导下,应该注重市场的力量,不能简单依赖行政力量推动。

  新京报:现在从社会各层面的观点来看,大家对城镇化的理解有没有区别?

  迟福林:从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看,都已经体现出城镇化是一个大战略,是未来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中央层面的指导思想很清楚,人的城镇化是核心。但有的地方政府会把城镇化简单理解为拉动投资的措施,把城镇化理解偏了。这种情况在地方政府层面还比较普遍。

  

  农民工“市民化”应有统一标准

  

  新京报:你曾表示,人的城镇化重在农民工市民化。在您看来,市民化的具体内涵应包括哪些?

  迟福林:农民工市民化是人的城镇化主要标准之一。具体内涵要包括三点,首先要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农民工不能只是简单的城市劳动力,而是要成为市民。户籍制度改革后,身份要一样。其次,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现在劳动力享受不到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工市民化后,住房、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保障水平要与原有市民实现同一水平。第三,农民工要融入城市中去,享受市民权利,增强市民意识。农民工要尽可能去融入社区活动,创造一个文化认同的环境很重要。

  新京报:为确保地方接纳农民工市民化的积极性,市民化是否应有统一标准?

  迟福林:市民化要有统一标准,具体到不同地区落实标准的条件可以有所不同。基本标准全国要统一,首先是要成为市民,然后要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第三要有市民的权利。个别城市可以有附加标准。基于现实情况考虑,承载能力达到极限的大城市、一线城市在这方面可以分步实施,进程可以有所不同,但是不能再降低统一的基本标准。

  

  户籍制度改革可分“三步走”

  

  新京报:农民工市民化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户籍问题。户籍改革应该如何进行?

  迟福林:户籍制度造成城乡二元分割,并造成城乡居民之间权利的不平等、享有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的不平等。我认为,可以分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例如,1至2年内,剥离户籍制度的福利分配功能,在中小城镇全面取消户籍制度,建立人口登记制度;3至5年内,除某些特大城市外,其他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基本放开,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5至8年内,全面实行以身份证代码为唯一标识的人口登记制度。

  新京报:根据你的“三步走”建议,8年要解决户籍方面的问题,主要基于怎样的考虑?

  迟福林: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是大方向,同时也已经有明显的急迫性,等不到10年、20年。80后、90后的农民工不会再愿意回到农村。如果要等到20年再去解决,到时可能付出的代价更大。中央政府需要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国有资本要以公益性为目标

  

  新京报:如何看待城镇化带给企业的机遇与挑战?

  迟福林:城镇化无疑会给企业提供重大发展机遇。首先,城镇化对消费将产生巨大拉动力,给服务业投资带来巨大商机。其次,从长远看,房地产也将从城镇化进程中受益。但问题是,要避免房地产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重现,要把房地产价格稳定在一个合适的水平和增速,避免出现房价猛涨。第三,城镇化带来很多新的投资机会。城镇化中的公共设施、基础设施投资量巨大,企业投资应把短期目标和中长期战略相结合。新型城镇化不是不要工业化,而需要的是工业转型升级。

  新京报:具体来讲,新型城镇化中,产业和企业发展应该关注哪些问题?

  迟福林:第一,投资机会的转型,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实现消费投资的动态平衡。要加大公益性项目的投资和供给能力。从文化产业看,现在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左右,预计2020年,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可以达到8%-10%,要实现这个目标累计投资将达到20万亿左右。第二,要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过去为做大总量,国有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公共产品短缺成为主要矛盾,国有资本应该在这方面大有作为。例如央企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占比就过低。所以,国有资本要重点配置到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等与民生相关的公共产品领域,在其他领域,尤其是竞争性领域给社会资本投资留出更大的市场空间。

  

  国有资本要重点配置到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等与民生相关的公共产品领域,在其他领域,尤其是竞争性领域给社会资本投资留出更大的市场空间。

  ——迟福林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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