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城镇化的中国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8 次 更新时间:2013-08-11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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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圭武  

中国的城镇化应有自己的道路。在制度层面,城镇化需要更加注重制度的公平建设;在产业层面,推进我国城镇化应以现代农业产业为主动力;在生产组织形式选择上,落后地区建设现代农业尤其要注重发展国营农场;在人文层面,城镇化要注重培育城市精神;在社会层面,城镇化过程需要大力加强法治建设。

城镇化是文明和进步的支点之一。100多年前恩格斯说过,250万人集中于伦敦,使每个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城镇化发展,无疑是经济繁荣的象征,也是其强大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有了很大程度提高。城镇化也为我国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目前,我国城镇化如何进一步发展,下面笔者谈谈一些自己的思考和看法,供大家讨论商榷。

一、在制度层面,城镇化需要更加注重制度的公平建设

制度的善,是社会最大的善,而制度的善,核心是公平。另外,公平的制度,也是提高幸福度的有效途径。人的本质是社会属性,而社会属性更多体现在公平性方面。满足了公平性,也就更多满足了人的社会属性,从而也就让人在本质层面更有了成就感,这比非本质层面的满足会让人更幸福。但公平的实现也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推进中国城镇化建设,公平制度建设首先涉及户籍制度改革。如何改革户籍制度,应根据中国国情,渐进推进户籍制度的公平化改革。另外,公平的就业制度建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还有,城镇的管理制度也要更加民主化。要尽可能让城镇的有关决策多一些协商化和公开化,要让更多城镇居民有参政议政和表达权利的机会。

二、在产业层面,推进我国城镇化应以现代农业产业为主动力

产业是城镇的经济动力,没有产业,城镇化就是空壳化。在我国,笔者认为,应以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为主动力推动我国城镇化建设,也就是说,我国未来的城镇类型,应以现代农业型城镇为主。

1.我国的城镇化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因为二者的历史起点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的历史起点是海外广大的殖民地以及技术革命与工业革命,是基本与工业化并行的产物,是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城镇化又进一步推动工业化。而我国的城镇化,并不具备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历史起点,所以,我国的城镇化建设,需要走出一条特殊的路子。前车之鉴仅仅是“之鉴”,并不一定要沿着前车之辙前进。

2.我国的城镇化也不能走一些发展中国家失败的路子。我国的城镇化需要吸取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失败的教训,需要在城乡协调、工业和农业协调中推进城镇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一些拉美国家,只所以会产生过度城市化,产生所谓“拉美陷阱”,就是因为农业发展与城市化之间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和良性循环,没有积极推动农业现代化,片面将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在农业生产力没有得到提高的情况下,盲目推进工业化,导致城市人口爆炸,粮食供应不足,城市贫困加剧,国内购买力难以提升。事实证明,在农业相对停滞的基础上加速进行的拉美国家城市化,不仅使农村在发展中日益贫困,而且也导致了城市的贫困和危机,使城市化走入歧途。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应尽可能要避免这种情况。

3.我国的城镇化需要符合我国的国情。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发展需要实现发展与稳定的有机统一。如何实现发展与稳定的有机统一,建设现代农业是关键。建设现代农业,可以有效保障粮食的供给,这是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国中有粮,民众不慌,一个人口大国,没有粮食的充分自给,是十分危险的。同时,有了现代农业,工业化的发展也就有了雄厚的基础。现代农业建设可以从多个方面促进工业的发展。从需求方面看,现代农业建设可为工业化提供更广阔的市场需求空间;从供给方面看,现代农业可为工业化提供更稳定的原料供给渠道和更低廉的供给成本。

4.是应对人口红利减少的需要。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在2012年出现,这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如何面对这种人口红利减少情况,客观需要我们有新的发展思路。一是工业化的劳动力低成本扩张已经没有什么优势,工业化需要更加注重技术红利和制度红利;二是要更加注重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建设,应通过建设现代农业应对人口红利减少。

5.是我国农业自身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农民不愿从事农业,一些村庄土地撂荒严重,大量农民工进城,这既造成了城市发展的压力,也影响和制约了农村的进一步发展。要转变这一状况,要转变农业的弱势地位,就需要建设现代农业。

6.是保护环境的需要。目前,我国农村的污染问题已十分严重,要改变这一状况,就需要实现一些农村乡镇的产业转型,要淘汰一些高污染的企业,少发展工业,多建设现代农业。

7.是推动我国城市健康发展的需要。以现代农业为主动力推进城镇化建设,有利于我国城市工业的健康发展。农村少些工业,可以减轻与城市工业争原料争资源的压力,这对提升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十分有利。另外,建设现代农业,提高农业效率,有利于农民从城市到城镇的回流,这样可以减少城市的拥挤和农民的无序流动,对减轻运输压力,比如春运,以及加强城市社会的安全规范管理等,都十分有利。

8.是真正发挥城镇化带动经济增长潜力的需要。城镇化若不以现代农业为主动力,城镇化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就只有短期效应而没有长期效应。城镇化很可能就只有土地的城镇化而没有人口的城镇化,或者是有了人口的城镇化,但由于没有坚实的产业基础来支撑,最终导致城镇发展“空心化”,就像“拉美陷阱”一样,城镇化就会成为我国发展的“中国陷阱”,而非增长的潜力,最终城镇化就是人去楼空一场梦。

9.有利于保护传统文化。在农村,建设现代农业,不同于进行房地产开发等,由于着眼点主要在土地的利用效率上,这对保护农村的古迹十分有利。在城市,由于农村得到发展,也减轻了城市扩展的压力,这对保护好城市文化古迹也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环境。

10.是城乡协调一体化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未来我国发展格局,应体现如下特点:在城市这块,可考虑以工业化和信息化为主,同时,城市的工业应以无污染或少污染的企业为主;在一些无人居住的边缘地区,应主要布局一些重污染企业,这样虽然不利于经济效益增加,但大大增加了社会效益;而农村城镇化,应以现代农业为主要产业,最终形成城乡互补、城乡协调、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11.提倡以现代农业为主动力推进城镇化,并不排除其它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动力,比如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等。在建设城镇化的过程中,各地要根据实际,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工则工。但从全国层面看,则必须要以现代农业为主动力。国家要对农村城镇发展现代农业产业进行各种形式的重点鼓励和扶持,对发展其它产业要积极进行规范和引导。

12.在现代农业产业选择上,应大力建设循环农业、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休闲农业等。要让农村成为生态保护区和环境优美区,也要让农村成为一个休闲社区。和谐社会应是一个休闲社会,建设和谐社会,需要更加注重休闲。目前,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建设休闲社会尤显重要。人的本质是追求闲,而不是追求忙。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是实质和灵魂。建设休闲文明,更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三、在生产组织形式选择上,落后地区建设现代农业尤其要注重发展国营农场

(一)落后地区发展国营农场的必要性

建设现代农业,由于基础条件不同,发达地区组织形式可以多元化,但落后地区农村,从实际看,积极发展国营农场应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或首先注重发展国有农场要比发展家庭农场等会更好一些。

1.落后地区农户普遍经营规模小,缺乏建设家庭农场的经济基础。在一些落后地区,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一般在10亩左右,有的甚至更小(也有个别大的,但数量很少)。另外,一般家庭积累水平都很低,严重缺乏资金。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农户自己要建设家庭农场,能力有限。

2.落后地区农村空壳化现象严重,建设家庭农场缺乏人力基础。在一些落后地区,有技术专长或身体素质比较好的,一般大都到城里打工,留在家里的,主要是老人及儿童。而靠老人经营家庭农场,除了身体条件制约外,也缺乏现代的技术。

3.落后地区农村市场机制不健全,客观要求政府应发挥更大主导作用。一些落后地区农村,除了经济落后外,在一些市场制度建设方面,比如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方面也比较落后,许多专业合作组织或服务组织是只有名,没有实。

4.落后地区农村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限制了农户生产规模的扩大,不利于家庭农场建设。比如交通落后,不利于产品销售等,这对建设家庭农场,扩大生产规模也不利。

5.建设国营农场,可以有效利用小农户不能利用的土地。在一些落后地区农村,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的土地,如一些盐碱地和荒沙地,对这些土地,若进行一些改造,也是可以利用的,但小农户对其进行技术改造的能力又不足。而建设国营农场,可以利用国营农场的技术优势和人力优势以及资金优势对其进行改造和利用。

6.通过建设国营农场,也可以带动落后地区发展家庭农场。在国营农场的示范作用下,一些社会上的多余资本就会投资农场建设,这对发展家庭农场也有好处。

7.通过建设国有农场,可以推动落后地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发展。包括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建设新文化及社会法治化建设,都会产生积极推进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农村社会主义公有制地位。

8.我国一些地区成功的国有农场,可为落后地区发展国有农场提供示范作用。目前,我国的一些国有农场,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落后地区农村办国有农场,可以借鉴成功国有农场的经验,也可以吸取不成功国有农场的教训,少走弯路,这也是优势。

(二)落后地区如何发展国营农场,需要采取综合对策

1.政府要做好规划和论证。要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包括经济专家以及农业技术专家,要进行充分的实地调研和科学论证,要统一规划,做到科学有序建设。这里主要包括国营农场地址的选取、产业的选择,以及相应的市场销售等问题,都要做到心中有数,不能盲目上马,搞大跃进。规划论证后,政府要统一投资建设。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拨款。为此,建议国务院专门设落后地区农村国营农场建设专项资金,专门用于落后地区农村国营农场建设和发展。

2.要招募大学生到国营农场工作。除了新招募大学生外,一些落后地区有大学生村官,有三支一扶等,以后,也可考虑将这些大学生就业转移到国营农场方向。这有多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以减轻基层行政负担,提高基层乡镇工作效率。据笔者调研,西部有些乡镇,30年前一个乡最多有20多个人或不到20人,现在有的乡镇多达100多人,其实有很多人,包括一些大学生,都是为了解决就业才安置的。这么多人挤在一个乡镇,必然导致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下,财政负担也重。二是可以真正有效发挥大学生的优势。大学生的优势是技术和知识,而不是社会经验。让大学生当村官或进行三支一扶,其实对他们而言,更多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发挥作用的过程。现在让他们进入产业领域,就可以有效发挥他们的技术专长,比如学农业的,就可以利用自己的专长进行农业生产,学销售的,就可以跑销售等。三是招募大学生到国营农场就业,这也为解决当前就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方向。四是为将来中国的职业农民建设奠定基础。以后在国营农场就业的大学生,就是职业农民。这也是我国农民以后发展的一个方向。同时,在国营农场就业的大学生,其待遇应与国家政府机关一样,另外,还可享受农村补贴或边缘地区补贴等。

3.要规范国营农场管理。现在有些同志一听国营农场,就想到腐败,想到大锅饭,想到没有效率,解决问题就是一个“包”或“分”字。确实,一些国营农场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不一定非要“包”或“分”,因为“分”或“包”也让农场丧失了规模优势和分工优势,可以考虑更多从管理制度改革方面着手。国营农场应建立更加科学和民主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另外,现在的国营农场,由于其产业都是现代农业产业,都是工厂化、市场化、规模化生产和经营,不要以前的国营农场,产业主要是传统农业,生产过程有一半是靠自然,这也就有利于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进行科学规范管理。

4.建设国营农场需要积极推进土地规模集中。问题是如何集中土地?可考虑如下途径:一是首先考虑撂荒地。政府要出面与这些有撂荒地的农户进行谈判,可以通过入股或长期承包的方式转移到国营农场。必要时,也可采取强制措施,因为有个别农户可能会产生要挟行为,这在农村中也是经常有的事。同时,国家应制度统一的《土地流转法》来规范土地流转,要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也不能让农民吃亏。二是要考虑主要靠留守老人及儿童耕种的土地。对于老人,有些还能干动农活的,可留在农场从事一些简单劳动,农场也给予一定的工资;有些已经干不动活的老人,可归养老院。对于留守儿童,可考虑政府统一集中管理,比如可考虑在乡镇设立一个留守儿童部,专门管理留守儿童有关事务,包括上学等,其经费由在外打工的父母承担一部分,一部分国家可考虑给予补贴。

5.国家要完善农业风险管理体制。建设国营农场,如何有效规避农业风险,就是一个大问题。比如市场风险、自然灾害风险、技术改进风险等。传统小农户,对于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主要是采取兼业化、多元化来回避。对于技术改进风险,小农户规避的方式是谨慎使用。因为农业技术不同于其它产业的技术,受自然因素制约较大,另外人们对新的农业产品的认可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一般小农户倾向于更多采用一些成熟的技术。对小农户推广技术,更多需要国家来示范和引导,若榜样的效果好,推广就很轻松。小农户的上述经营方式或风险回避方式虽然有利于损失最小化,但也不利于收益最大化,但这种方式对抵抗风险能力弱的小农户而言,也是一种理性选择,无可厚非。国营农场和小农户相比,虽然抵抗风险的能力提高了,比如生产效率更高,资金更雄厚等,但风险也有增大的趋势。这就跟一个人一样,虽然你的身体更强壮了,但你需要面对更大风险的环境。国营农场风险增加的原因主要有:其一,由于分工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其市场风险也就增大。经济学有一个原理,收益往往与风险成正比例。分工和专业化以及规模化,对提高效率有好处,但并没有减少市场风险,实际市场风险是增大而不是减少。其二,对于国营农场而言,自然灾害风险与农户是持平的,因为自然因素不是制度变革所能决定的。其三,国营农场的技术改进风险要比农户大。因为国营农场缺少了国家的示范引导过程。由于总体风险增大,这对于国营农场而言,就需要国家进一步完善风险管理体制来配套。如何完善,笔者建议应尽可能实现生产、销售、消费一体化。以前我们讲一体化,主要还是注重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内的一体化,包括农业生产的种植、加工和销售等一体化,但这种一体化并没有和消费领域连接起来。由于没有和消费领域连接起来,市场风险就并没有得到有效消除。如今要真正减少或有效回避国营农场风险,就需要和消费领域连接起来。如何连接,就是实现生产、销售、消费一体化。如何一体化,笔者建议实现三固定。一固定,就是国营农场的产品,应实现基本固定生产。也就是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要尽可能固定化,不要轻易变来变去。二固定,就是销售渠道要基本固定。就是产品谁销售,固定化,不能无序,这也有利于防止假冒伪劣农产品泛滥。三固定,就是谁消费,要大部分固定。比如,甲农场的产品,可固定供应A、B、C三个单位。实现三固定,对食品安全建设也很有利。最终对生产者、消费者都有利,总体是利远大于弊。当然,虽然通过采取一些措施可以减低农业风险,但农业风险总是存在的,比如自然风险,就很难回避。对此,建议国家在每一个县或农业比较集中的区域,设立农产品调剂中心。在丰收的年份,调剂中心平价收购储存,在歉收的年份,调剂中心又平价售出。尤其对于粮食,棉花等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国家更应注意有计划调节。

6.要鼓励进城农民工回国营农场工作。农民工到国营农场工作,身份可就地转变为城镇户口,享受城镇国家职工待遇,同时,这些农民也就变为职业农民。这样有几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以提高我国现有城市的素质,防止伪城镇化,对城市发展也很有利。二是可以有效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进程,有利于实现真正的城乡一体化。三是也为农村没有考上学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努力的方向。四是也有利于农民的职业化建设。

7.国家要鼓励一些国有企业或大专院校,尤其是要鼓励一些农业院校及有关研究机构到农村办农场。这对企业、院校、研究机构、农村几方面都有好处。对企业,可以多一条获取利润的途径,有利于实现自身均衡稳定发展;对院校,既多一条创收的渠道,也多了一个学生实习的地方,还可以减轻国家投资负担;对科研机构,也有了更多的试验田可以进行农业技术推广;对农村,也有利于技术下乡和人才下乡,这对农户发展经济将会产生很大带动和示范作用。对于到农村办农场的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国家可在资金方面进行专项帮助。

8.国家对国有农场的调控和管理要更多注重其社会效益,而不是经济效益。比如可以从保护环境,农村社会稳定,食品安全,高产优质等方面来考核国有农场管理者的业绩,而不是一味重视经济利润。对社会效益有突出贡献,同时经济效益也不错的国有农场管理者,要考虑优先提拔或重用。

四、在人文层面,城镇化要注重培育城市精神

什么是城市精神?西方著名学者宾格勒认为: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在向世界展示她的人文与自然风貌的同时,展现出来的独特的、内在的风韵,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它应该是这个城市中各个群体的一种主体风貌。城市精神应该是多元的、丰富的、精彩的,它所表现的不仅仅是这个城市现在的精神风貌,还将充分体现这个城市的底蕴和未来图景。

(一)城市精神对城市发展意义是深远的

一个国家需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一个城市同样需要有自己的城市精神。马克斯?韦伯说:任何一项历史事业都有一种无形的社会精神气质作为时代的精神力量来支撑,没有这一支撑,这项事业就难以完成。科特金认为,一个伟大的城市所依靠的是城市居民对他们的城市所产生的那份特殊的深深眷恋,一份让这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感情。城市必须通过一种共同享有的认同意识将全体城市居民凝聚在一起。没有一个广泛接受的信念体系,城市的未来将很难想象。法国著名城市地理学家菲利普·潘什梅尔认为: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更具体点说,也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伟大的社会学家罗伯特?以斯拉?帕克认为:城市是一种心灵状态,是一个独特风俗习惯、思想自由和情感丰富的实体。

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体,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经济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集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所以,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市的定义,不在于它的物质形式,更重要的是它的传播和延续文化的功能。他指出:如果我们仅只研究集结在城市墙范围以内的那些永久建筑物,那么我们就根本没有涉及到城市的本质问题。丹尼尔·贝尔表示,即使在后工业时代,城市的命运将依然围绕“公共道德概念”和“城邦的古典问题”而展开。

一般而言,城市精神应体现:神圣、创造、诚信、宽容等理念。

(二)城市需要神圣,没有神圣,城市精神就没有灵魂

科特金将城市的特征高度概括为六个字:神圣、安全、繁忙。这里所谓神圣,属宗教层面的概念,广义可理解为道德操守的约束或市民属性的认同,是某城市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科特金认为,一个没有道义约束或没有市民属性概念的城市即使富庶也不可能保持长久。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全称为“巴比---伊拉尼”,其义就是诸神于此处降临大地的“众神之门”。从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到波斯人,都把他们的城市想象成最神圣之地。在古代西方世界,城市往往是宗教的中心。

李维说:罗马历史的核心充满宗教信仰┄┄神居住其中。

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惊讶于罗马征服世界的气势和力量,致力于探索罗马何以具有如此力量和国家凝聚力的根源,他的结论就是宗教。他认为,罗马共和国的明显与众不同的特点是罗马人对宗教的信仰。他相信,正是这种执著认真近于迷信的信仰------它在其他民族可能被讥为一种羞辱------保持了罗马国家的凝聚力。这种信仰在罗马人的公私生活中都来自极为隆重的形式,而且可以说已达到没有什么东西能超过它们的程度。许多人对此疑惑不解,但至少他个人认为,罗马人这样做有其政治原因。如果一个国家都有智人组成,这种做法可能并不需要,但民众往往是感情多变,充满放纵的欲望、无理智的冲动和暴烈的愤怒,他们就必须用敬畏神明这种精神力量加以钳制。由于这个原因,他认为古人在公众中引进对神明的信仰和对阴间的恐惧是有所考虑的,并且他认为我们当代希腊人却极为轻率愚蠢地抛弃了这种信仰,结果世风日下,不可收拾。其他事情不说,仅就政府官员而言,只要小有才干会耍手腕,那么即使有十个书吏、同样多的印章和双倍的证人层层设防,也不能保持忠诚。可是罗马人管理大量金银财物的官员却能保持廉正之风,正是因为他们信守对神明的誓言,因而始终忠于职守。在其他国家,要找到不侵吞公共财物的人绝非易事,相比之下,罗马人有关文献记载却清楚地表明,在他们中要找到一个犯这类错误的人相当困难。

西塞罗也说:我们罗马人之所以能凌驾于其他所有民族之上,要归功于我们对于神袛的虔诚以及遵守宗教的礼仪,要归功于我们明智地相信诸神的灵光统治并指导着人间万物。

因此,巴洛说:在罗马,没有任何神话所造就的道德会被抛弃,因为诸种道德观念均被包裹上了宗教祭祀之神圣外衣。

伊斯兰文明依存于对人类生存目的深刻洞察上。与它所取代的古典文明一样,其核心在于对城市的虔诚信仰。必须把信徒群体聚集在一起是伊斯兰信仰的关键的一环。穆罕默德不希望他的人民重新返回沙漠和宥于部落的价值体系;伊斯兰教实际需要城市作为“人们在一起祈祷的地方”。(保罗?惠特利:《人们一起祈祷的地方:七到十世纪伊斯兰土地上的城市》,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1,第41页。)

《古兰经》中说:“将世界上所有的财富都分给他们,你也不能把他们联合到一起。但是真主却能联合他们。”

信仰的首要地位明显地表现在伊斯兰城市的布局中。清真寺现在成为城市生活的中心,取代了古典城市所重视的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

新型的工业社会可能创造史无前例的财富,但也造成了物质对神圣的一种侵蚀。工厂里看不到同情,看不到上帝,工业城市缺乏宗教空间或者强大的道德约束,只由马克思所说的“金钱关系”。到19世纪50年代,去教堂的人数降到了不足50%,像曼切斯特这样的城市,还不到1/3,而此前去教堂曾经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威廉·布莱克这样表达他对于机械年代带来的影响的恐慌:经牛顿水车的冲染,黑色的布料,如黑色的花冠笼罩在各国之顶,满目皆是无情工作的机器,车轮飞转,齿轮暴虐相迫,此非伊甸美景。

(三)城市需要创造,没有创造,城市就没有活力

科特金说,城市表达和释放着人类的创造性欲望。法国神学家雅克·埃吕尔认为,城市代表人类不再依赖自然界的恩赐,而是另起炉灶,试图构建一个新的、可操控的秩序。雅克·埃吕尔写道:“该隐创造了一个世界,他用自己的这座城市来代替上帝的伊甸园。”(雅克·埃吕尔:《城市的意义》丹尼斯·帕迪译,密歇根州大急流城,威廉斯·厄德曼斯出版社,1970,第5页。)

城市代表了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具有想象力的恢弘巨作,证实我们具有能够以最深远而持久的方式重塑自然的能力。城市寻求通过高高耸立的商业建筑和有灵感的文化设施来重新产生神圣地点的感觉。

历史学家凯文·林奇说:“一个突出的城市景观不过是一个轮廓而已”,在这个轮廓之中,城市居民营造着他们“全社会的重要神话”。(凯文·林奇:《城市的形象》,马萨诸塞坎布里奇,科技出版社,1960,第4页)

(四)城市需要诚信,没有诚信,城市发展就是无序和高成本的

诚信是秩序之本。《左传》以信为“国之宝”。孔子也说一个国家可以去食、去兵,但不能去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吕氏春秋》有:“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会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忧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惟信乎!”这就是说,一个社会的结构、秩序、行为规范应该真实无妄,才能使社会保持稳定;一个人的行为必须与自己的本性相符合,不能反复无常,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保证社会生活有序地进行。

诚信是效率之源。在我国古代,讲“诚信”历来是对“良贾”的一项基本要求。《周礼·地官·司市》中载:“贾民禁伪而除诈”。另外,《礼记·王制》中也说:“布帛狄来表粗不中数,幅广不中量,不鬻市”。没有诚信,经济生活就无法有效进行。据研究,世界上很多国家经济落后都与缺少诚信有直接相关性。从实际情况看,讲诚信的经济功能是多重的。首先,诚信具有简化复杂的功能。诚信通过承诺的履行,消除了风险,减少了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选择空间。其次,诚信本身也体现为一种资本。经济学家赫希认为,诚信是很多经济交易所必须的公共品德;社会学家科曼也说,诚信是社会资本形式,可减少监督与惩罚的成本。再次,诚信为经济资源跨越时间和空间障碍进行最优配置提供了可能。诚信本身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功能,这种功能在经济上的体现就是使经济资源可一定程度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从而实现经济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次上立体交叉式的综合配置最优化。

诚信是道德之根。诚信不仅是立国之本,也是立人之本。《春秋彀梁传》说:“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无信,何以为言?”我们追求仁、义、礼、智、信,其中信是最基础的范畴,没有信,仁、义、礼、智就是虚伪的,就是不可靠的。诚信作为人格追求的境界,主要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小信,即仅仅表现为自我的表里如一,信守承诺;第二层次是中信,即不仅要求自我守信用,而且能对与自我有关联的人进行信用的促生;第三层次是大信,即个人诚信将完全服务于全社会人类整体利益的目标,这是一种个人诚信的真正升华,这种境界将成为诚信人生的最高追求。

(五)城市需要宽容,没有宽容,城市就没有广阔的发展道路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马克斯?韦伯在《经济通史》中说:城市创造了政党和政客,因此创造了西方独有的政治形式;城市创造了艺术史、科技史的奇迹,希腊、哥特式艺术都是城市艺术,数学和天文学等科学思想从巴比伦、希腊的城市里孕育而出;城市使宗教文化发扬光大……由此可见,人类的政治文明、科学艺术、宗教文化都是在城市中成长或兴盛起来的。这里若没有宽容,就不会有城市的创造,也就不会有城市文明。

纽约的生机与活力与纽约所具有的宽容精神是密切相关的。在纽约,有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传统,这些不同的文化风格构建了独特的纽约精神。巴黎没有宽容,就没有现在的巴黎。宽容使巴黎成为文学、绘画、雕塑等艺术领域的世界引领者和世界艺术中心。

(六)在中国,建设城市精神,需要突破权力本位与关系人文的双重围剿,重点需要培育敬畏意识

对于“敬畏”,东西方的许多贤哲都有过深刻论述。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朱熹特别强调“君子之心”应“常存敬畏”;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认为有两样东西最值得人类敬畏,那就是“头上的灿烂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德国现当代哲学家海德格尔敬畏的是“世界本身”:“畏之所畏就是世界本身”。法国当代哲学家保罗·里克尔在《恶的象征》中指出:“经由害怕而不是经由爱,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对于城市发展而言,保持敬畏意识,意义是深远的。

五、在社会层面,城镇化过程需要大力加强法治建设

城镇化虽然好处多多,比如,规模化和分工化,提高了经济效率;多元化和自由的扩展也有助于新思想和新观点的产生;等等。但城镇化也伴随着严重的犯罪问题。

韦伯认为,城镇化产生了自我为中心、自我追求和追求物质的态度的危险------城市之间的不断移动的人口必然会遭受这些道德败坏的影响,没有人能够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城镇越大,道德的凝聚力越弱。

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沃思认为,规模越大的城市,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机会越多,由于个人之间的互相依靠会涉及很多人,因此很少依赖于特定的某个人,因此,交流具有非个人特征,且是肤浅的、瞬息万变的,通常被简单地视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高密度的人口,快节奏的生活,无意识的流动等,导致功能失调的几率以及非正常的、病态的行为可能性会增加;另外,由于背景不同,类型不同的人口往往强调视觉的认同和象征主义,因此,居住区域成为身份的象征,由于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系统,金钱往往成为唯一的价值量度指标。

莫顿等(Morton and Lucia White,1962)认为,城市人口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没有乡村人口精力充沛、能干。城市是人种堕落的地方,城市生活是堕落的根源。

在城市化的早期发展中,英国犯罪率一直呈上升趋势。据统计,1819年苏格兰因刑事罪被捕的只有89件,1837年已有3176 件,1842年增加到4189件。贫民阶层靠打零工、盗窃、诈骗和卖淫维持最低生活水准。

在我国浙江省,从1998年到2001年1月底城市人口由1636.76万人增加到2277万人,年均增长5.9%。1998年到2001年犯罪率由480起每十万人增加到681起每十万人,平均增长14%。据有关研究统计,近些年在我国北京市,查处的犯罪案件比前些年增长近24倍,查获涉案人员增长17倍。在我国重庆市,1997年直辖初期,全市每年刑事立案(包括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直接立案)6万余起,其中发生在城市的约3.57万起,约占60%。随着重庆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从2000年到2006年全市刑事立案在10万件左右波动,2007年到2010年刑事案件立案依次为162549起、169714起、202309起、205405起,逐年递增,总体上犯罪案件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

目前,在我国城市和城镇犯罪的主要特点有:一是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突出,侵财型犯罪表现越来越明显。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十分庞大,成分复杂,素质偏低,他们既可能是犯罪者,也可能是受害者。二是犯罪越来越组织化、职业化。在城市犯罪中,以地缘、职业等关系为纽带而进行有组织的犯罪占据了主体地位,同时,这种组织的严密性日趋加强,甚至带有黑社会性质。伴随有组织犯罪的是犯罪职业化、专业化和聚敛钱财多样化。三是犯罪手段越来越高明,越来越高科技化。科技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成为违法犯罪人员的重要的作案手段,特别是信息网络、计算机作为犯罪工具被利用越来越突出。

另外,在城镇化过程中,除了预防和对付犯罪外,加强法治建设,也是社会转型本身的需要。德国社会理论家滕尼斯认为,人类历史存在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礼俗社会,第二阶段是法理社会。礼俗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是家庭或靠血缘维系的族群,作用和责任是由传统的权威所界定,社会关系是本能和惯常的。合作为习俗所左右。法理社会的经济关系建立在个人之间的契约上,个人具有专门的角色;对于个人的回报不再是基于世俗的权力,而是基于竞争性的劳动力价格。劳动力成为市场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对个人产生影响的不再是亲情关系,而是专业中的同行。家庭关系成为次要因素,社会关系是基于理性和效率,不再是基于传统。而城镇化过程,本质也是一个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的转变过程,所以,社会转型客观需要加强法律秩序建设。

如何建设法治城镇?一要加大对城镇居民的法律教育。目前,许多农民实际是法盲,加强教育和普法很重要。二是国家要根据城镇发展的实际,要逐步完善有关城镇的法律制度,做到有法可依。三要严格依法办事,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参考文献:

1.黄书建:论我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犯罪控制模式的选择,《犯罪研究》2011年2期。

2.[美]布赖恩·贝利:《比较城市化》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二次印刷,北京。

3.[美]保罗·诺克斯、琳达·迈克卡西:《城市化》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顾朝林等译。

4.[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王旭等译。 5.[法]菲斯泰尔·德·古朗士:《古代城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版,吴晓群译。

6.宋圭武:《大国路径:中国改革真问题探索》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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