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稼雨:先秦两汉人物品藻活动的内涵嬗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4 次 更新时间:2013-08-07 15: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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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稼雨 (进入专栏)  

  

  魏晋士人的人物品藻活动及其与《世说新语》的关系向为学界同仁所关注[2],近年来又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品藻活动对于中国传统审美意识发展演变的贡献[3]。这些研究的意义自不待言,但人物品藻活动何以由政治人才选拔的例行渠道变而为传统审美意识发展演变的载体?早先的人物评价学说对于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活动有何渊源关系,却是人们言未尽意的地方。

  作为一般性的人物评价,在中国古已有之。但其间价值取向的演变发展轨迹明显地是由道德伦理转向政治才能,进而再转向审美的判断。

  

  一、秦两汉时期注重伦理道德的人物评价

  

  先秦两汉时期的人物评价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物品评,它主要体现出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儒家大师的理论学说。先秦诸子的各自学说中,包含着很大成分的人才建设标准。其中以儒家学说对此极为关注,刘邵《人物志》曾对此总结道:“是故仲尼不试,无所援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泛论众材,以辨三等。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尚德以劝庶几之论,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悾悾而无信,以明为似之难保,又曰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人物之察也,如此之详。”[4]

  刘邵在这里大体上列举了儒家学说中有关人物评价的主要内容。所谓“犹序门人,以为四科”是指《论语·先进》所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显然,在孔子看来,与道德品行相比,人物的语言、行政、文学等各方面才能的地位都只能在其次。当代一些学者看到《世说新语》的编者沿用了四科的门类名称[5],并将其列在全书之首,但却没有注意到其“德行”的内涵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所谓“泛论众材,以辨三等”语出《论语·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知之者,又其次也。”这里根据人物达到儒家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理想人格标准的程度分为三个等级层次,也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出儒家对于这一目标的统一认识。

  所谓“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尚德以劝庶几之论”语出《论语·雍也》和《论语·先进》:“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回也其庶乎”。孔子是把“中庸”作为儒家最高理想人格的集中体现,而符合这一标准的只有颜回。可见他对于人格建设中儒家的道德标准是何等重视。

  所谓“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语出《论语·阳货》:“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孔子的这段话表达出这样的意思:理想的人才不仅要具备儒家所要求的道德品质,而且还要不断地通过学习来修正调整那些儒家道德型人格内涵中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否则的话,那些正面的道德品行也可能因为得不到及时调整修正而造成“偏才”的弊端。

  所谓“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语出《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意思是具有“中庸”之德的人如果得不到,那么退而求其次,狂狷之人也有可用之处。孔子的意思是,尽管狂者只知进不知退,狷者只知退不知进,没有做到“中行”。但他们却做到了坚持自己的志向不动摇。在没有“中行”之人的情况下,这点矢志不渝的恒心也是可取的[6]。可见孔子还是从品德的角度来要求人才的。

  所谓“疾悾悾而无信,以明为似之难保,又曰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语出《论语·泰伯》和《论语·为政》:“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意思是针对人的内外言行难以一致的情况,要特别注意通过外表了解其内在本质,即孔子自己提倡的“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这是孔子提出认识人的内在道德实质的具体措施。

  孟子又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他不但提出“知人论世”的著名命题,而且还把人们在人格道德修养上所达到的境界划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等级,并且明确地把它应用于人物评价。尽管这样的评价含有审美的意味[7],但从他的六个等级层次的顺序来看,儒家最为热衷的“善”仍然居于首位。

  与儒家以道德伦理为中心的人物品评学说相关的还有先秦两汉时期关于人物仪容的品评。这是儒家以礼仪治国的政治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在解释“威仪”二字时说:“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并具体举例说:“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可谓爱之。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蛮夷帅服,可谓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诵而歌舞之,可谓则之。文王之行,至今为法,可谓象之。有威仪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显然,这是把威仪仪容的作用上升到国家政治的高度来认识的。因而孔子对此心领神会,对儒者的仪容、风度表示了极大的重视,在《论语·乡党》中,详细记述了孔子在不同环境情况下的风度、言语和仪容: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揖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缩缩,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这不同场合的不同仪容举止,便是孔子认为君子应当具备的仪表态势,也是他“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举止规范的具象化。

  中国古代相术中也有不少关于人物品评的各种方式和学说。与儒家着意关注人物品评的道德伦理内涵不同,古代相术更为注重的是在方法上如何由表及里,以外知内。《荀子·非相》:“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蒯通也说:“仆尝受相人之术,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8]从东汉开始,人们对于传统道德式的人物品评(包括仪容举止的评价)与相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和分析。王充认为人的贵贱贫富乃至操行清浊都可以在其表侯上得到反映和解释。他说:“人命禀于天,则有表侯于体。察表侯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表侯者,骨法之谓也。”他又进一步分析道:“贵贱贫富,命也。操行清浊,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9]应当承认,先秦儒家只强调了人物品评中道德(包括仪容举止)评价的重要,但却没有提出如何了解其内在品德的具体途径和方式方法。王充则试图用相术观外知内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既是对古代相术的发展,又是对儒家道德伦理的人物品评某些局限的补充。

  但也有人对于这样的联系和评价的准确性表示怀疑。针对王充《论衡·骨相篇》列举的古代圣人皆有其独特表侯骨法的种种现象,曹植提出质疑道:“世人因有身瘠而志立,体小而名高者,于圣则否。是以尧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参漏,文王四乳。然则世亦有四乳者,此则驽马一毛似骥耳。”可是曹植对于相法的作用又不是一点不信,于是便陷入了困惑和不解之中:“荀子曰:以为天不知人事耶,则周公有风雷之灾,宋景有三次之福;以为知人事乎,则楚昭有弗禜之应,邾文无延期之报。由是言之,则天道之与相占,可知而疑,可得而无也。”[10]而王朗则根据儒家权威本身人物品评的失误现象而对其提出质疑:“然仲尼之门,童冠之群,不言相形之事,抑者亦难据故。古人之固有忧不副其貌,行不称其声者,是故夫子以言信行,失之于宰我;以貌度性,失之于子羽。圣人之于听察精矣,然犹或有所不得。以此推之,则彼度表扪骨,指色摘理,不常中必矣。若夫周之叔服,汉之许负,各以善相称于前世,而书专记其效验之尤著者,不过公孙氏之二子,与夫周氏之条侯而已。”[11]这些怀疑和困惑说明,传统的人物品评,无论是就其内容标准,还是方式方法,以至二者之间的联系,都开始受到质疑。它们的权威性地位开始动摇,人们开始从新的角度来思考人物品评的价值标准和方式方法。

  

  二、汉代以来的人才选拔与人物品藻标准的变化

  

  从汉代开始,统治者根据秦代专制暴政失去人才支持的教训,加强了选拔人才的各种措施。其中主要就是求贤工作。自公元196年汉高祖刘邦下“求贤诏”后,两汉的很多帝王都照此办理,要求各地方荐举“贤良方正”。具体做法有“察举”和“征辟”两种。察举是由地方通过对人物的考察评议,自下而上地推荐人才;征辟则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自上而下地发现和任用人才。二者角度不同,但都要以对人物的考察评议为依据。而两汉时期无论是察举,还是征辟,都要以儒家强调的道德品行标准为主要依据,而将官员需要的执政才能放在次要的位置。在孔子看来,执政者的才能固然重要,但如果他在德行方面出了问题,那么再好的才能也不能使用:“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论语·泰伯》)两汉的人才选拔正是贯彻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其中最为明确的是东汉光武帝所下《四科取士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核,选择英俊,贤行廉洁。”[12]四条标准中虽然包含了对于才能的要求,但置于首位的仍然还是德行的廉洁,以及作为德行修养的文化修养的对于儒家经典的了解和掌握,即所谓“经明行修”。

  两汉求贤工作中的人才选拔从标准的制定到具体程序的运作,包括对于这些标准和程序的解释,其权力都牢牢地掌握在政府手中。至东汉末年,一件重大政治事件的出现,使得这一权力开始向士人手中转移。

  东汉末年,由于宦官专权,所谓察举和征辟工作实际上成了他们营私舞弊、结党弄权的装饰。由此引起士人阶层声势浩大的“清议”运动。“……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13]。清议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扼制宦官任人唯亲的黑暗政局,使人才选拔按照公众舆论的品评来决定。所以清议运动本身是一项干预朝政的政治活动。尽管由于清议的主流,诸位党锢领袖的被捕遭杀而使党锢活动受到镇压,但清议运动的一个重大收获是使人才选拔工作中对于人物品评标准掌握的权力,由政府而转移到具有重大影响的名士手中。在清议运动的舆论压力下,政府对官员的任用往往要征询一些重要名士的意见。士人的升迁也经常取决于名士的评论品题。当时符融、郭泰、许劭、许靖等人便是品藻人物的权威。“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后汉书·郭泰传》)。甚至到了“随所臧否,以为与夺”(《后汉书·符融传》)的地步。这种由士人名流掌握的人物品评形成了某种制度,“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后汉书·许劭传》)。此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溯自汉代取士大别为地方察举,公府征辟。人物品鉴遂极重要。有名者入青云,无闻者委沟壑。朝廷以名治(顾亭林语),士风亦竞以名相高。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于是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目成名(《人物志》语),具有定格,乃成社会中不成文之法度。”[14]

  由于汉代以来政府一贯奉行的注重道德品行的人才选拔标准没有改变,所以名士臧否人物在名义上主要还是要根据以往的旧标准。然而事实上这些传统的旧标准已经名存实亡,人们希望从品题专家那里得到的,主要已经不是那些儒家所要求的道德品行的评价,而是以此所达到的彰扬个人名声和取得政治资本的目的。就连郭泰这样的清议领袖,也被人指责为“隐不修遁,出不益时,实欲扬名养誉而已”[15]。清人赵翼说:“驯至东汉,其风益盛,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16]曹操就是一个希望通过求名达到政治目的的典型例子。《魏武故事》十二月己亥令:“孤始举孝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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