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董时进批判土地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6 次 更新时间:2013-08-01 21:34:33

进入专题: 董时进   土地改革  

智效民 (进入专栏)  

  

  1、被遗忘的农业经济学家

  

  对于中共的土改运动,当年知识界由于不明白真相,或是被内战裹挟,大多数人处于失语状态。1949年大陆政权易手后,参加土改运动成了当局改造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再加上正在开展的****反革命运动,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丧失了对土改运动的深入分析和独立判断。相比之下,只有著名学者董时进有过惊人的表现。

  董时进(1900-1984),四川垫江人,是我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农业经济学学科的开拓者之一。他于1920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两年后赴美国康乃尔大学深造,1925年获得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担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兼农艺系主任,后来又担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代理院长、院长,并兼任农业经济系主任。1935年,他到江西筹建江西农业院。1937年,他改任四川农业改进所所长。1938年他创办农业学术团体“中国农业协进会”,1940年被“国际农业协会”接纳。此后他又创办了“现代农民社”,并自筹经费主编了《现代农民》杂志,在全国公开发行。1941年,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47年5月,中国农民党在上海成立时当选为主席。此外,他还担任过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并在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任职。1929年6月,第四次太平洋学术会议在爪哇召开,中国各学术团体共推举12位代表赴会,他是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之一。

  1950年,董时进根据自己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曾经上书毛泽东反对土改运动。1950年4月,第六卷第十二期《观察》杂志刊登一篇座谈会记要,说董时进“为反对土地改革,曾上毛主席一信,并又印了到处散发过。”为此,北京农业大学的两位教授曾出面召开座谈会对他进行批判。第二年,董时进取道香港移居美国,从此在国人的视野中消失。文革结束以后,他虽然多次回国,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可以设想,假如他在上书之后不能及时离开大陆,后果不堪设想。

  

  2、他为什么要批判中共的土地改革

  

  董时进的那封信我们无缘看到,但是他当年离开大陆时,曾经写过一本《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的小册子。该书不到五万字,1951年由香港自由出版社出版,其中不仅提到那封信的内容,还更加系统地表达了他对中共土改的深刻批判。

  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作者交代了写这本书的目的。他说,中共的所谓土地改革,是目前国内的第一重大事件。无论是毁灭财产、残杀人民还是制造恐怖,都是无比空前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件大事,许多人却不是漠不关心,就是寄予几分同情。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土地问题带有很大的专门性,一般人、特别是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对这个问题相当陌生。他们既不明真相,也好像无关痛痒。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看到中共在报刊上宣传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如何不合理、地主富农是如何残酷剥削贫农时,就被弄糊涂了,还以为共产党搞的一套果真有正当的理由。

  正因为如此,董时进认为对于这一个关系极其重大的问题,人人都有正确了解的必要。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指明共产党基本理论的谬误,根据事实的虚假和他们的真实意向所在。与此同时,他还要纠正一般人对于土地问题的误解,让大家明了这是共产党最大的错误和最大的罪恶所在。

  

  3、“封建”、“地主”:被刻意歪曲的两个概念

  

  为了讨论中共土改理论的谬误之所在,董时进首先提出了三个关键性的问题:

  第一,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一种什么制度?第二,什么叫封建?第三,中国有没有“半封建”的土地制度?

  对于第一个问题,董时进认为中国的土地是私有的,自由买卖、自由租佃的,无论什么人,只要有钱并愿意买地,同时又有人愿意卖地,就可以进行交易。买主有了土地以后,自己愿意耕种就耕种,自己不愿意耕种就租给别人经营,收取一定的租金或实物。这种租佃关系完全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之上,任何人不能向对方提出强制性要求,因此他认为这种关系是一种正常的自由契约关系,而不是剥削被剥削关系。

  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这种制度与其他物品的买卖、占有、租佃,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与所谓“封建”也完全没有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应该把那些拥有土地的人叫做业主,而不是“地主”。何况,在汉语中,“地主”本来是东道主的意思。也就是说,后来流行起来的“地主”一词,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意识形态的产物。

  对于第二个问题,董时进说所谓“封建”,本来是指国王把爵位和土地(包括这块土地上的农民)赏赐给他的臣属。其特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接受赏赐的既是贵族又是地主,而这些赏赐的土地只能继承不能买卖;另一方面,被赏赐的农民其实是地地道道的奴隶,贵族地主对他们有随意处置的权力,因此经常发生残暴虐待农奴的事件。这是封建制度被欧洲人民痛恨和废除的根本原因。与欧洲相比,中国在两千多年前曾经有过一段封建制度,当时的封建主也是通过战争来争夺地盘,但他们对百姓却没有欧洲封建主那么残暴。这可能与天子诸侯的并存有关。因此,人们诅咒唾弃的是欧洲封建制度,而不是中国两千多年前的那个社会。如今有人硬把中国与欧洲相提并论,把收租行为说成是封建性的,甚至随意使用“封建”这个特定的概念,把他们认为旧的坏的事物,都冠以“封建”二字,这就不仅颠倒了是非,而且也荒谬得可笑。

  至于第三个问题,即中国有没有所谓“半封建”的土地制度?董时进根据已有的调查指出,除了极少数人是依靠开荒占有土地外,私人占有土地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军阀官僚利用搜刮或贪污的钱购买土地,二是工商业者做生意赚了钱购买土地,三是普通民众依靠多年的积蓄购买土地。第一种情况极不合理,但那是涉及官风法纪的问题,而不是土地制度的问题。换言之这些人有罪是因为他们贪赃枉法,而不是因为拥有土地。第二种属于正当的投资,而不是什么剥削。第三种不仅正当合法,而且是辛苦所得。他还说,购买田地就好像做生意买股票一样,是一种安置钱的办法。这种办法对于军阀官僚和大商人来说,并不是他们的首选,这也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大地主的一个原因。

  在此基础上,董时进问道:假如有五个人都挣了钱,甲买了土地收租,乙买了房产出租,丙买了车辆经营,丙买了股票分红,戊存入银行吃息。依照共产党的说法,他们都是不劳而获,但为什么唯独甲成了罪大恶极的封建分子,而其他四个人都平安无事呢?

  随后,他引述了自己在写给毛泽东的那封信。这封信批驳了土地是天然物的论调,从而否定了中共所谓在农村投资具有封建性质的说法。

  

  4、质疑毛泽东的两个百分比

  

  在这本书中,董时进对毛泽东提出的两个百分比提出质疑。这两个百分比是: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却总共只占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

  董时进说,他最初看到这些数字就感到很诧异,根据自己研究农业问题三十多年的经验,他从来没有听说有人做过这方面的调查统计。因为这种调查是极其烦杂的工作,就连欧美发达国家也不容易做到。事实上,中国的土地从未丈清,土地所有权从未登记,就连人口的调查也未曾着手。既然如此,那些百分比的又是从何而来呢?

  董时进指出:对于“什么叫地主,什么叫富农,不仅共产党的干部们自己没有搞清楚,连他们的主要人物的见解也不一致,而且根本就没有确定的标准。例如中共土改权威任弼时在一九四八年一月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篇讲词中所说,在晋绥某处原评定地主富农佔总户数百分之二十二点四六,经重新考虑之后,减为百分之十二点二六,一减几乎减却了一半,而且他认为还可以再减。原来他们所谓地主富农,并没有地亩的标准,而只是按乡村户数的百分比评定,他们认为在一般地区,应定为百分之八的左右。”(见该书第26页)

  董时进还说,即使那些百分比是事实,也不能以此作为没收土地的理由。如果真要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拿出进行分配,后果只能是地主富农的生活无法维持,而贫民的问题依然存在。所以与其耗费那么大的经费和人力搞土改,不如去举办各项事业,为人民创造就业机会,为国家增加更多财富。

  

  5、中共土地改革的目的何在

  

  此外,董时进还在讨论地租、佃农和耕者有其田等问题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共土地改革的目的何在。

  他说,地主和佃农不是剥削、被剥削的关系,而是一种合伙经营的关系。在这种经营活动就好像租一个铺面给人家开店、借一笔钱给朋友做买卖一样,是通过出租土地的方式帮助对方从事生产,创造赚钱的机会。在这方面,没有土地的佃农的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在生活水平上是难比出个高低来的。

  正因为如此,董时进不赞成“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已经成为中共土地改革的借口,表面上是平分地主的土地,实际上是把佃农耕种多年的田地抢夺过去,发给一些既无能力、又无经验兴趣的贫民耕种。这种“土地改革”,对于农村的生产秩序和生产力是极大的破坏。

  在谈到土改的后果时,董时进指出:过去比较富裕的人家可以送子弟入学甚至进大学读书,因此农村中尚能产生知识分子和各种人材,但由于土改之后大家都成了只有十亩八亩土地的小贫农,糊口尚且不易,哪里还能送子弟上学?即使有免费学校,农民的孩子也因为要拾柴捡粪,没有受教育的时间。这就会使农村充满极其贫穷而且毫无智识的农奴。他预言:这种农奴“永远有强大的统治者骑在他们的背上,逼使他们在‘人民自己的田地’耕种,耕种出来的东西,尽量先送缴给统治者享用。这种情形,倒真是封建制度的复活。我们可以料想到,这些吃不饱饿不死的贫民,拿到这一块恩赐的地皮,日子稍久,必会感觉它既不够养活一家人,却倒把大家的手足占住了。到最后还是不能不放弃,跑到城里面去做小工小贩,拉车子,下野力(假使他们可以自由行动而又有工作的话)。”(该书第60页)

  中国农民在土地改革以后的悲惨命运,早已被董时进言中。

  指出上述基本事实之后,董时进强调,共产党搞土地改革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耕者有其田,而是要把土地收归国有,从而使它的政府变成独佔全国土地的大地主。这不是私下的秘密,而是公开的计划。因此他在书中写道:

  共产党慷他人之慨,

  聪明无比;

  它把别人的田地和耕牛分配给农人,

  博得他们一场欢喜;

  它又把农人和田地分配给耕牛,

  把耕牛和农人分配给田地,

  分来分去,最后把一切都归了自己;

  田地和耕牛收为国有,

  农场变为集体,

  农人都作了共产党的奴隶;

  共产党聪明无比。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董时进并不知道斯大林对中国土改有所指示,但是他在分析《土地改革法》自相矛盾的基础上,也发现所谓“保存富农经济”完全是骗人的话,并得出了中共借土改之名行抢夺之实的结论。

  最后,他强调中国的问题不是土地制度不合理,而是土地太少,不够分配。解决办法,应该从多方面入手,其中最要紧的是大力发展工商业,增加就业机会。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世道太平,社会安定,政治清明。

进入 智效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董时进   土地改革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先生之风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354.html

16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