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武:谈台湾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2 次 更新时间:2013-08-01 16:4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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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武 (进入专栏)  

  

  “辛亥革命是什么”、“怎么样评价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对于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有何意义”,从两岸史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和梳理中可以看到哪些相同之处?

  近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先生做客复旦大学历史系,讲演“台湾学界近年来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在他看来,辛亥革命是一个长期“思想动员”的结果,其时间可以追溯到1830年代。

  对于现代人来说,重新诠释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对于海峡两岸社会特别是两岸文化合流有着特殊的意义。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各地都有很多活动。海峡两岸最明显的对比就是台湾没有太多的庆祝辛亥百年的活动;而大陆从年初开始,一直到年底,有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明年初以后,海外(包括德国自由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也都要举办庆祝辛亥革命研讨会。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辛亥革命是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捩点,然而为什么台湾不热衷于庆祝辛亥革命呢?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意义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但共和是什么意思?近百年来,中华民族追求共和,这也是电视剧《走向共和》所标举的一个神圣使命,到今天它还有怎样的意义?

  今天谈辛亥革命,有三个层次的问题要讨论。第一,辛亥革命是什么?第二,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第三,辛亥革命对于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有何意义?这三个问题扣合在一起。

  台湾学界主流观点对辛亥革命的看法主要认为:辛亥革命并不像国民党所讲的完全由革命党主导,也不像一些史家所说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辛亥革命是一个长期思想酝酿的过程,同时它的参与者来自不同的阶级,并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参与进来。这个看法主要基于台湾史学界从1960年代开始做的一些研究。

    

  辛亥革命的思想动员:从魏源到梁启超

    

  我把辛亥革命拉长到像法国年鉴学派所说的长时段研究,我想我们至少要从辛亥革命前的八十年——1830年代开始说起。从1830年到1911年,用美国学者Reinhard Bendix的概念来说,辛亥革命是一个长期“思想动员”的结果。如果不是从1830年开始,魏源、林则徐、徐继畲等人大量介绍西方地理、西方历史,并将华盛顿描绘成类似三代时尧舜那样的明君,民主、共和的观念就难以普及。其次,在晚清的十多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谭嗣同的《仁学》与梁启超的《新民说》这三本书更直接激励起人们求新、求变的思想,奠定了辛亥革命思想上最重要的基础。

  从这个角度来看辛亥革命的话,过去国民党所说的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这一系谱性的说法就受到了质疑。这个质疑是把辛亥革命当作至少是立宪派和革命党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张朋园先生在1960年代开始写的几本书,首度清理了梁启超等立宪派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当时在台湾引起了相当多的冲击,也受到官方的一些压制。他首先写了《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是因为过去国民党一直将梁启超看成反革命,是反国民党的政治人物。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从蒋介石的日记来看蒋介石对梁启超的认识。从蒋的日记中发现,蒋介石对梁启超的阅读是在1940年代,对日抗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开始的,他突然对梁启超的著作感兴趣,然后有两三年的时间常常阅读梁启超。这就是为何在1942年10月,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梁启超的原因。梁启超死于1929年,已过去十多年了。其实从民初担任进步党党魁开始,梁启超跟国民党就合不来。一直到1940年代之后,因为蒋介石写《中国之命运》、肯定梁任公的想法,梁启超在思想上才跟国民党有比较重要的合流。张朋园先生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首度把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直接、间接的贡献点出来,而且分析了梁启超与辛亥革命之间为什么始合作而终分离的原因,继而分析梁启超采取的路向跟辛亥革命以革命派为中心的革命路向的差距。他的第二本著作《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梳理了辛亥革命前后立宪派的发展。张先生是近代学界第一个比较深入讨论立宪派的学者,梳理各地在辛亥革命起来之后,立宪派发生的种种状况,看他们怎么样从反对革命到支持革命的一些变化。

  张朋园的著作让我们可以重新思索两岸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看法。两岸怎么样来看辛亥革命,这不仅是历史的问题,还牵涉到历史跟现实之间的关系。辛亥革命发生在一百年前,它的很多细节我们都已知道。但要怎么样看辛亥革命?牵涉到很多人常说的,历史是过去跟现在的一个对话。

    

  台湾“纪念史学”式微

    

  这大概是我第十次来上海,第一次是1995年。十五年之间,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两岸史学界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大陆史学界慢慢走向历史学科的独立性跟专业性,同时在某种程度摆脱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阶段论”。过去,在大陆学者的作品里,马克思主义的阶段论是最重要的一个框架。近年来,这种论述越来越少。在官方大的论述里自然还存在,但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已经减少了。大致来说,大陆史学界有从史观学派转到史料学派的倾向。这个倾向是一个往复的过程,而不是单线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大陆学界对某些议题的讨论,仍具有相当浓厚的现实关怀。相应而言,在台湾已经看不到类似辛亥革命研讨会这样的纪念史学。这一点在台湾政党轮替以后,表现得特别明显。以前的纪念活动,大都是由国民党党史机构主导。今年辛亥百年,我曾问过邵铭煌主任(编注: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主任),要不要主办活动。他说抱歉,我们没有能力也没钱。对国民党来说具有开创意义的最重要的辛亥革命,国民党已经无力来筹办。

  相对来说,在国内,纪念史学还是史学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向,而在台湾这种类型的史学日渐式微。台湾史学界有其自身关怀的问题,并尽量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以我所在的“中央研究院”的南港学派来说,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发展阶段。第一代以郭廷以为中心,他出身于东南大学,在朱家骅与胡适的信任下,于1955年建立了近代史研究所。这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分不开。这个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的特征,是以东南大学的史学为基础,后来结合了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相关学科。哥伦比亚大学主要是口述历史,而哈佛大学主要是费正清开创的海外中国学这一派。这三种力量结合在一起,为台湾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创了一个新天地。郭廷以的学生,几乎人人都利用福特基金会的钱到国外去搜集档案、攻读学位。他的学生一代以吕实强、张朋园、王尔敏、李国祁、张玉法等人为代表,这也是我的老师一辈。这批人自从1950年代中后期进入“中央研究院”后,就开始研究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等。这足足花了二三十年时间,主要集中在整理史料与撰写专著之上。其中洋务运动这一块做得最好,这是郭廷以先生的学生辈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而这直接导致后来张朋园先生主持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计划,出版了十几种专著。可以说,台湾史学界从郭廷以先生开始,就是在研究辛亥革命的前因后果,这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南港学派最重要的学术基础。

  到了1980年代中期,作为张玉法先生等人的学生辈的我们进入“中央研究院”,研究取向发生了一点转向。台湾史学界比较早就开始跟国外建立学术关系,有不少研究人员到欧美、日本留学,拿到国外的学位,也就跟国外的汉学界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到了第三代的南港学派,已经开始有了更多的国外因素,同时也发生了比较重要的转向。这个转向跟科际整合、文化转向与后现代史学等相关,正因为此,我们开始有医疗、女性、宗教、族群史学研究等,尤其有些人受到福柯的权力理论的影响。以上所述,大概就是南港学派的发展状况。

    

  台湾对辛亥革命认知的两个主旋律

    

  在这样一种脉络之中,从政治史的角度研究辛亥革命已经不是学界兴趣所在,这也影响到学界对辛亥革命这一议题的兴趣不那么浓厚。在这样一个近代中国史研究的氛围中,台湾对于辛亥革命的认知有两个主旋律。第一个主旋律是官方的立场,通过教育制度、考试制度长期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要读四书、国父思想,并考三民主义,在台湾的政治意识形态中这三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国民党的教科书里,我们一定要阅读的就是辛亥革命、民国创建,再到北伐成功、抗日、国共内战等一串的历史,也就是英文所说的民族受苦受难的历史记忆。这是在台湾的中学、大学教科书都可以看到的一套论述。台湾关于辛亥革命的主流论述就是檀香山兴中会的建立,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孙中山在同盟会内统合章太炎、黄兴等各种各样的革命派分子,然后结合了光复会、华兴会等浙江、广东的革命力量,前后发动数十次革命终于成功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跟主流论述相搭配的是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教科书中各种革命小故事,大多是出自此书。

  第二个主旋律就是张朋园、张玉法开创的不同于官方论述的辛亥革命论述。张玉法先生的《清季的革命团体》和《清季的立宪团体》是其关于辛亥革命的主要著作,这两本书最近在北京重印。我上次碰见张玉法先生,对他说辛亥百年,是不是应该将这两本早已绝版的书重印,张先生说不用,在台湾已经不太有人对这样的书感兴趣。这两本书,把清末最重要的两支政治力量做了系统的分析,特别是武昌起义之前各种革命团体的复杂关系,都描述得特别清晰。另外的就是张朋园先生的三本书,从《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以及《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等,一直到最近出版的《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这一系列的研究可以说奠定了与台湾官方非常不同的一种声音。

  这种声音的缘起要追溯到1960年代,张先生写《梁启超与清季革命》,这是他的第一本专书,写作缘起是因为接触到傅斯年图书馆里丁文江编辑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晒蓝本,后来台湾世界书局出版这本书时将其中涉及国民党的负面文字都删节掉了。这可以显示梁与国民党之矛盾在1960年代仍然存在。张先生读完这个“晒蓝本”的年谱长编后,就开始对辛亥革命有新的思考,凝聚成了《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同盟会的革命思想,其实是在与《新民丛报》的辩论中逐渐形成的。双方就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题的辩论,让革命党人的革命理论能够得到更完满的建立。所以革命党的革命理论不是汪精卫、胡汉民等凭空建立起来,而是在梁启超的挑战之下逐步形成的。他开始从这个角度来诠释梁启超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书稿完成之后,他就拿给郭廷以先生阅读。郭先生读完后就对张朋园说,你这个书不太适合在近史所出版,实在要出版的话,要改一个名字,改成《梁启超的早年生活》吧!张先生认为这样一改书名,就一点味道也没有了,不太同意。郭先生是个有担当的人,于是就同意出版此书。国民党人自然很难接受这种历史论述,他们认为革命哪有立宪派的功劳。

  正是延续这样一种视角,张先生写了《立宪派与辛亥革命》,这其实也在表达张先生对孙中山的一种不满,而这种不满又是跟台湾长期以来过度抬高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将孙中山的思想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主要内容有关。当时在国民党主导下,办了大量的孙中山思想研讨会,如今还在延续。这种长期由政治力量推动的孙中山思想研讨会,让“中央研究院”具有自由思想气质的学者感到不满。他们对官方如此夸张性地宣传孙中山对现代中国独一无二的影响,是不太满意的。张先生对孙中山是抱持一种批判性的态度,而这种批判性,在他系统地阅读了梁启超之后,更是深化了。同盟会在清末面临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来自梁启超,从梁的视角去考察,孙中山的思想有问题。民族革命从清末“驱逐鞑虏”到民初改为“五族共和”,说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一种革命的策略性考虑。这样一种论述,对国民党的国家建构杀伤力很大。当时梁启超就对革命党人说他主张的是一种大民族主义,是在共和的旗帜之下各种民族都有同等的政治参与权利和平等发展的资格。从章太炎到胡汉民、汪精卫等人论述的种族主义,如今从张先生所发掘的梁启超的思想资源来看,确实是存在问题的,是不利于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当然,民权议题,立宪派与革命派终极方向是一致的,只是立宪派认为应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实施君主立宪,然后等时机成熟再进入民主共和,故不宜革命。民生议题方面,立宪派较倾向提高生产。孙中山的民生理论倾向社会主义,要实施土地国有,要以俄为师。可见,从梁启超的思想出发,1960年代的台湾历史学者,对国民党主导的辛亥革命史观有一个比较大的批判。张玉法先生写的教科书《中国现代史》中部分内容,国民党也不是很满意,幸好当时是比较开明的宋楚瑜担任新闻局长,并允许其推广到市场上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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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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