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金锋:论“基本法”的创造性及其对法理学的新贡献

——纪念香港回归十周年和澳门回归八周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7 次 更新时间:2013-07-28 22: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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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金锋  

  

  摘要: 港澳基本法是一个崭新的法律现象,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港澳基本法是真正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是独特的全国性的基本法律,是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最高法典,是我国宪法在香港和澳门特区适用的中介。本文从法的性质、法的更替、法的体系、法的制定、法的渊源、法的解释、法的适用和司法体系等方面,具体分析香港和澳门基本法对当代法理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基本法 创造性 生命力 法理学

  

  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的大喜日子,我们在庆贺香港、澳门回归以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光辉日子里,深入学习、认真研究、总结基本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港澳基本法,在中外法制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宪制性法律文件,是当代中国对全人类法律文化的独特贡献。本文仅从法理学的角度,探讨港澳基本法的创造性及其对当代法理学发展的新贡献。

  

  一、港澳基本法是一种法律创新性构思

  

  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庄严地通过了举世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三年后,即1993年3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是我国国家生活中的大事,也是各国人民尤其是法学界同仁所关注的法律现象。上述港澳基本法是根据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从香港、澳门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全国人民特别是港澳同胞的关心参与下,经过起草委员会历时数年努力的产物。随着香港、澳门先后回归祖国,基本法也分别在香港、澳门地区开始实施,并获得巨大的成功。在实践中,港澳基本法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力量所在。港澳基本法的生命力就在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创造性构思。邓小平高度评价了香港基本法的意义,指出它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1]澳门基本法同样也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一)港澳基本法真正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地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国家的主体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和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两种不同的制度长期并存,相互促进。邓小平强调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2]国际上一些友好人士也称赞“一国两制”的设想是“高瞻远瞩的设想”,是“天才的创造,令人神往的伟大构想”,它的意义远远超出香港,在世界上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那么,怎样使“一国两制”这个令人神往的构想成为现实呢?邓小平指出:“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个法,这是个新的事物。”[3]期望基本法的制定要“真正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使它能够行得通,能够成功。”[4]港澳基本法的制定和认真全面实施,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并使这一构想规范化、法律化,从而使“一国两制”的重要国策具有更加深厚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意义,使其具有合宪化、合法化和稳定性。港澳基本法的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它把维护我国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与授权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紧密地结合起来,是两部真正体现“一国两制”方针的崭新法律形式。这对于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和现代化建设,对于保持和发展香港、澳门的长期稳定繁荣,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港澳基本法不仅是体现“一国两制”国策的最主要的法律形式和最集中、直接的法律表现,而且是“祖国大陆社会主义制度和法律体系同我国港、澳、台等资本主义制度和法律体系的结合和衔接点”。[5]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复杂而奇特的法律现象。

  (二)港澳基本法是独特的全国性的基本法律。以“基本法”作为一个法律名称,在我国社会主义立法实践中是第一次,在世界各国立法史上也是罕见的,很值得研究。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港澳基本法都是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律。再从法律的地域效力看,一般把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法律称为全国性法律,而在某一特定行政区域实施的法律称为地方性法律。港澳基本法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当然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而且,从内容上看,港澳基本法的各章节不仅分别详细规定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也对中央与港、澳特区的关系以及港、澳特区与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关系等内容作了具体的规定。可见,无论从制定的机关和法律地域效力上看,还是从法律内容上看,港澳基本法都是属于全国性法律(准确地说是全国性的基本法律)。这表明港澳基本法具有重要的法律地位。有人把港澳基本法看成是地方性法律,这是一种误解。

  然而,从哲学角度讲,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6]港澳基本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属于基本法律类的全国性法律(矛盾普遍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与我国其他许多基本法律相比,又有着自己的特点(矛盾特殊性)。特点之一:在内容方面,港澳基本法以外的其他基本法律,必须体现“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港澳基本法则明文规定了在香港、澳门特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保护私有财产权、保留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地区地位、自行发行货币、不实行外汇管制政策、人员和资金进出自由等等。特点之二:在适用方面,就空间效力而言,港澳基本法以外的其他法律,在我国范围内都适用。而港澳基本法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法律效力,但就发生作用的实际状况来讲,分别主要调整香港、澳门特区区域内各自的社会关系,其发生效力的情况绝大部分也在各自区域之内。就对人的效力而言,港澳基本法以外的其他法律,当然适用我国大陆的全体公民。而港澳基本法也是全国性法律,自然就适用于我国大陆公民。大陆的中国公民有遵守基本法的义务,不得干预香港、澳门特区行使高度自治权,但是,港澳基本法所创设的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并不直接适用于他们。特点之三:在解释和修改方面,港澳基本法以外的其他法律,其解释权仅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港澳基本法的解释权虽然也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可授权香港、澳门特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关于香港、澳门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对基本法的其他条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解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对港澳基本法以外的其他基本法律进行修改。但对港澳基本法的修改,唯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有修改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权修改。而港澳基本法的修改提案仅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其他中央国家机关和全国人大代表均无权提出对基本法的修改议案。而且,全国人大对港澳基本法的修改,均不得同国家对香港、澳门既定的基本方针政策相抵触。

  总之,港澳基本法与其他基本法律相比,在内容、适用效力、解释和修改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差别。由此可以说,港澳基本法是我国许多基本法律中的特别法。这种法律现象非常独特。这在我国立法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

  (三)港澳基本法分别是香港、澳门特区的最高法典。如前所述,港澳基本法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律,是全国性的法律,其法律效力仅次于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具有较高法律地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港澳基本法分别是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最高法典,在两个特区各自的法律体系中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立法权是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的一个重要内容。而立法总要有个基础和依据。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中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后实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依据”。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中也有同样的内容(精神)。这两个决定清楚地说明,港澳基本法分别是香港、澳门特区各自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基础和依据。

  根据邓小平关于“基本法不宜太细”的指示精神[7],港澳基本法虽然分别规定了香港、澳门特区的特殊制度和政策,但是,总的来说,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因此,需要香港、澳门特区各自的立法机关通过日常立法加以具体化,以保证基本法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和具体条文的贯彻实施。基本法进一步规定了特别行政区的立法基础和依据。香港基本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政策,均以本法的规定为依据。”澳门基本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也有同样的规定。这些规定更清楚地说明,港澳基本法是香港、澳门特区各自日常立法的基础和依据,是符合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基本法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基础和依据,还要求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得与基本法相抵触。香港基本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就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触。”澳门基本法第十一条第二款也作了相同的规定。这些规定表明,香港、澳门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该特区基本法的基本精神、原则和内容,不得和基本法相抵触。否则,将失效。(四)港澳基本法和宪法的关系有共性与特性。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作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在这两个决定中指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分别按照香港,澳门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是符合宪法的。“决定”的这段文字阐明了宪法与港澳基本法的关系。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港澳基本法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它的制定必须以宪法为法律基础和依据,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因此,宪法和港澳基本法的关系,同宪法和其他法律(如民法、刑法等)的关系一样,是“母法”与“子法”的关系,这是它们的共性。同时,港澳基本法和宪法的关系,“也有它的特性。”[8]我国宪法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而港澳基本法以“一国两制”为指导思想,因此,我国宪法作为一个整体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是有效的,但宪法中的某些条文规定(主要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的内容),不作为制定港澳基本法的依据。

  我国宪法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是否适用及如何适用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现实和法学理论问题。从法理上讲,主权意味着国家具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国内和国际事务而不受他国干预或限制的最高权力。“宪法与国家主权密不可分,它是国家主权在法律制度上的最高表现形式。……国家主权的最高性,决定了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国家主权在其领土内的统一行使,决定了宪法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适用。”[9]我国的宪法也不例外,它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在我国大陆适用,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也适用。但是,按照“一国两制”方针,不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因此,宪法不是直接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适用,它是通过港澳基本法这个“中介”间接适用于两个特别行政区的。港澳基本法分别在香港、澳门特区的全面实施,也就体现了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维护了宪法的尊严。

  从上不难看出,港澳“基本法与宪法的关系是‘一国两制’下出现的新问题。基本法把维护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的原则性与赋予基本法特殊法律地位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基本法具有创造性的一个重要体现。”[10]以上侧重阐述基本法这个新概念的内涵和特征及其创造性所在。这是港澳基本法对当代法理学一个重要的新贡献。

  

  二、港澳基本法对当代法理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港澳基本法对当代法理学的新贡献,不仅在于根据邓小平法制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基本法这个概念本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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