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剑梅:舆论监督与英国反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6 次 更新时间:2013-07-28 08: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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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剑梅  

  

  世界上其实没有任何国家对腐败免疫,英国也是如此。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乃是现代政治腐败的鼻祖,它因此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制订反腐败法的国家,早在1889年就颁行了首部反腐败法,即《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

  不过,当今的英国,确实没有发展中国家常见的大面积政治腐败,虽然正如英国人自嘲式的说法,英国有所谓“英国式腐败”,最典型的就是校友网、俱乐部圈和裙带风,这只要看看政界和法律界高层的名单即可一目了然。例如,英国的高级法官当中,百分之九十毕业于牛津或剑桥。

  正因如此,英国报界常说,英国存在着“两个国家”。也正因如此,还有学者嘲讽说,发展中国家的腐败往往是“民主”的。在那些存在制度性腐败的发展中国家里,政府与公众不容易建立相互信任,腐败很容易成为每个人都参与的日常行为;反而英国式腐败却是“专制”的,这种腐败仅限于一个捂得严严的小圈子,绝对“肥水不流外人田”,而且这些小圈子门槛很高,高得挡住了普通老百姓的视线;这种“腐败”也不一定需要以硬通货的形式体现,但却意味着社会地位、荣誉、政治影响力、对各种机会,包括事业前程捷足先登等等金钱所难以买到的特权。

  但为何英国,以及其它西方发达国家现在虽然也经常出现大大小小的腐败丑闻,却不再发生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那种如同附骨之疽一般难以摆脱,又如瘟疫一般容易扩散的大范围权钱交易和政治腐败呢?换言之,英国为什么在总体上能够预防和控制腐败的蔓延?

  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便是法律与舆论的有效监督(信息透明与知情权)。西方常把媒体称为“第四种权力”,媒体对政府的报道经常给旁观者一种好与政府作对的感觉,但实际上,从长远来看,舆论监督是英国赖以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相互信任的法宝,更是西方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也许仅次于选举制度和政党政治。

  西方新闻媒体从理论上说,享有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其出发点之一就是公众应该享有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也即知情权。西方传媒理论认为,政府滥用职权导致社会的腐败和危机,而舆论监督则是对政府运用职权的有效制约。选举制、反对党制度和媒体共同促进了政府的信息透明化;而政府信息透明化则不仅方便了舆论监督,也使权钱交易实际上对当事人来说变成了一种困难的行为,培养公职人员的自律意识;更使公众因为知道政府在干什么和没有干什么而信任政府,公众的不满有宣泄渠道,社会也赖此保持安定。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如英国公务用车制度,政府车辆处各级负责人的名字、基本工资、加班费、车贴等,不仅列入年度报告交议会审核,而且全部在网上刊布。布莱尔任英国首相时一次出访美日等国,夫人切丽穿了一套价值7000英镑的裙装,当天报纸就连讥带讽地捅了出来,虽然切丽花的是自己的钱,而且她的收入比布莱尔高出一倍。切丽是英国著名大律师之一,一次,她到澳大利亚讲学,友人款待甚殷,送了她不少名牌时装,一回国就被批评为贪小便宜;至于她交友不慎,找了个诈骗犯作中介购房的“切丽门”事件,更为英国人所熟知。其实,这些英国媒体很明白,都还没有当真严重到构成“腐败”的地步,但就连自己花钱买衣服之类的生活细节都会被媒体曝光,谁还敢动真格地搞腐败呢?

  再看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伊拉克情报门事件,它给布莱尔带来空前深刻的政治危机,进一步削弱了他的地位。但抛开政治层面不谈,凯利事件其实也涉及到媒体对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决策的监督问题,因为凯利事件的导火线乃是英国广播公司(BBC)关于政府授意夸大对伊动武证据的报道,而身为国防部生化武器顾问的凯利是BBC这些报道的主要消息来源。正因如此,凯利之死,使政府陷入“伊拉克门”风波难以自拔,布莱尔的民意支持率和公众信任度急剧下降。在西方人的观念里,“腐败”的定义远比“行贿受贿”宽泛得多,与政府诚信和权力滥用息息相关。如果布莱尔政府当真如BBC报道所指责的那样,授意夸大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报告,以误导公众支持对伊战争,那么就无疑构成了严重到足以扼杀布莱尔政治生命的“腐败”。

  也许有人认为,布莱尔的政治声誉因凯利事件严重受损,说明舆论监督不利于政府赢得公众的信任。但实际上,长远来看,情形恰好相反,它说明政府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事关公众或国家利益的决策上欺骗或误导公众,将会导致何种严重的后果,足以成为布莱尔继任者的前车之鉴。它同时还说明政府尽管宣传手腕高明(当时的唐宁街公关主管坎贝尔,不仅有英国第一公关先生之称,甚至被半褒半贬地称为英国“真正的副首相”),但通过有一整套制度保障和支持的舆论监督,公众仍然能在很大程度上享有知情权,政府的任何重大决策都必须在可靠的基础上说服公众才能执行。

  当然,必须看到,理论与现实永远有一定差距。英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一样,尽管政府信息已经相当透明,尽管有一系列制度保障,但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里仍含有很多政治运作的成份。凯利事件中,唐宁街被怀疑故意挑起与BBC的口水战,以转移公众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的注意力;而反对布莱尔的工党议员、以及两大反对党保守党和自由党趁机激烈攻讦布莱尔政府,其用意也显然着眼于两年后的大选。英文中有个常见词SPIN,或可译为宣传,颇为一语双关,也可理解为把某一新闻事件当成陀螺来抽打,争取使它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旋转。但与选举制和现代政党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舆论监督机制,使得各种政治势力都有机会尽力往不同方向抽打同一陀螺,事实真相也因此即便不能完全,也可以大部分浮出水面,公众的知情权得到了基本保证。

  凡是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纠缠不清的地方,都是权钱交易的沃土。政府的信息透明,舆论的有效监督,可使这些纠葛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公众知情权真正得到保证,腐败的沃土将有望因此变得贫瘠。但也许需要再罗嗦一次:就英国的经验而言,舆论的有效监督需要制度和法律作保障,需要政府信息透明以形成良性互动。语似浅白,行则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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